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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到部队探亲本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可是1973年11月，在成都军区大院门口，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探亲事件。

这一天，卫兵正在执勤，从远处走来了一对中年乡下夫妇。

两个人来到大院门口停了下来，中年男人对哨兵说道：“同志，我来看望秦基伟司令员。”

哨兵一脸的不可置信，秦基伟是大军区一号首长，可不是一般人想见就能见得着的。

他仔细打量了一下来人，他的面容因常年风吹日晒而偏棕色。

衣着虽然显旧，但是穿得整齐干净，看得出虽然来自平常人家，但也经过一番刻意的拾掇，对这一次出行很重视。

“请问你有什么事要见我们首长？”哨兵警惕起来。

中年人掏出一封信递给了哨兵：“我是他的兵，我来看望老首长。”

上甘岭战役第一阶段硝烟未尽，一个满身是伤、昏迷不醒的战士被抬离志愿军15军的阵地。

经过战地医院临时处理，因伤势过重，被送回国内东北东大军医院继续抢救。

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部队的番号，因为他一直陷于深度昏迷之中，无法从他口中得知有用的资讯。

将近半个月过去了，医院为他被子弹打断的左手安上了6寸长的钢板，缝上了被打穿的肠子和腹部，大腿上的伤口也缝了针上了药，剩下的一切就看他自己的意志了。

20天后，他醒了过来，医院才知道他是秦基伟军长的战士，叫肖登良，四川中江县人，在上甘岭反击战中受的伤。

这一天，护士拿着一张报纸来到他的窗前，好奇地看了他好一会，问道：“你是不是这上面说的肖德良？”

肖德良拿过报纸看了一会，越看越激动，手也在微微颤抖，但是他否认自己认识报纸上的“肖德良”。

护士看他情绪异常，以为是受伤的正常反应，也没放在心上。

隔壁的两个伤员看出了端倪，这两个是老兵，三个人平时很聊得来，对彼此的情况很熟悉。

他们拿过报纸，仔细看了看上面的报道，发现肖登良的部队番号，年龄和家乡都跟“肖德良”一模一样，他们狐疑的眼光看向了肖登良。

报纸上报道的是上甘岭战役三勇士的事迹，三位勇士皆不幸牺牲，其中一位叫“肖德良”的战士没找着遗体。

两位老兵很快就联想到了肖登良，他们知道部队中很多活下来的战士，放弃了自己的荣誉，把一切功劳都归功于死去的战友。他们猜测肖登良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人。

在他们的一再追问之下，肖登良终于承认，报纸上的“肖德良”就是他，可能是采访时战士们说的方言吐字不清晰，记者把“登”听成了“德”。

两个老兵向医院报告了这一情况，院方联系了15军军部，军部的人听了很惊讶，因为三位勇士的追悼会都已经开过了。

军长秦基伟一直不愿相信“肖德良”死了，其他两位勇士的遗体都找到了，唯独找不到“肖德良”，原来他被送回了国内的医院里。

大家对找不到“肖德良”的遗体一事，提出了各种猜测，最令人信服的一种说法是他被炮火击中，尸骨无存。

秦基伟不甘心，说：“肖登良没有死，他一定还活着，多派人到战场和战地医院找。”

但是没想到他不在战地医院，而是被送回了国内，所以怎么找都没找到他。

秦基伟听到肖登良还活着的消息，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立刻派人到医院核实情况，并指示说伤好后回军部报到。

那时候全国的报纸都在宣传上甘岭“三勇士”，他们的英雄事迹家喻户晓。

人们对英雄往往都是发自内心地崇拜。无论是病人还是医护人员，没事的时候就会来看肖德良，听他回忆那场激烈的战斗。

发生在1952年10月的上甘岭战役，是抗美援朝最惨烈的战役之一，美军的炮火准备足足把整个山头削平了2米。

我军阵地大部分被装备精良的美军突破，只剩下了9号主阵地。

为了有效地迟滞敌人的进攻，我军采取了以攻为守的战术。

白天阵地被敌军占领，我军就在晚上主动出击再抢占回来，肖登良所在的连队也参加了反击作战。

全连战士英勇奋战，拔掉一个又一个碉堡，占领了敌人的工事，但是我军伤亡也很大。

最后，敌人还有一个碉堡群，这是一个子母堡，一个大碉堡周围还有三个小型暗堡拱卫。

志愿军全连只剩下连长、指导员、战士吴三洋和肖登良四个人，连长正在清点人数的时候，营参谋带着通信员黄继光赶来了解战况。

如果不迅速拿下阵地的话，天一亮美军就会反扑，我军一个晚上的努力就会白费，战士们就牺牲的毫无价值。

连长急红了眼，撸起袖子抓起爆破手榴弹就要冲。黄继光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了连长，请求让自己去炸碉堡。

黄继光被调去营部做通信员之前，也是该连战士，他和吴三洋、肖登良来自同一个县城。

三个老乡心有灵犀，主动要求组成爆破小队去完成炸碉堡的任务。

连长、指导员和营参谋则组成第二爆破组，万一黄继光的小组没成功，他们就接着上，不拿下阵地绝不后退。

黄继光临时担任起班长的职责，负责带领第一爆破小组。

他们炸掉了三个小暗堡，吴三洋在战斗中被敌人机枪打中，光荣牺牲。

在第二小组的火力掩护下，两个人分作两路，利用地形迂回冲锋，靠近主碉堡。

敌人首先注意到了肖登良，机枪吐出长长的火舌，一连串的子弹在他周围激起高高的的尘土，肖登良身中多枪，重伤倒地。

他无法动弹，只能躺在地上看着黄继光。

黄继光趁敌人注意力在肖登良那边，一跃而起，直冲到碉堡不远处，在敌人堪堪调转枪口对准他的时候，打开手榴弹扔了过去。

“轰”的一声巨响，敌人的碉堡太坚固了，只炸掉了一个缺角。

黄继光被打中倒地，一下子没能挣扎起来，连长他们以为他牺牲了。

团长看到时间已经不容再有一点拖延，发出了全团进攻的命令。这个碉堡不及时拔掉，大量战士将会牺牲在阵地上。

就在这关键时刻，倒地的黄继光动了，他向连长挥了挥手，意思是准备冲锋。

连长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本想阻止他，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黄继光扑向了敌人的枪口，以血肉之躯拦住了敌人的视线。

就在这电光火石的几秒时间里，连长猛跑上去，把手榴弹直接扔进了敌人的碉堡。

阵地拿下了，可是黄继光和吴三洋牺牲了。

当卫生员帮黄继光整理遗体时，他的胸前全是枪眼，衣服被打成了碎片，与血肉粘在一起。

第二年4月，肖登良伤好归队，来到军部报道。

秦基伟热情接待了他，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两人在一起的时间里，秦基伟对肖登良照顾的无微不至，时常带着他在自己身边，深怕他再一次“消失”。

甚至晚上还起来帮肖登良盖被子，就像一个老班长。

抗美援朝结束后，肖登良留在北京军区任职。秦基伟调任昆明军区副司令，两个人一南一北，从此20年未曾谋面。

1963年，肖登良结束了10几年的军事生涯，转业回到老家四川中江。

按照他的条件，本可以在县公安局任职，但是他偏爱平静的生活，主动要求分配到最偏远的山镇，担任供销社售货员。

这里的条件相较其他地方要落后很多，道路不通，没有安装自来水，喝水要自己挑；没有通电，晚上照明的话得点煤油灯。

但是肖登良对这些毫不在意，他认为美好的生活要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一点一滴建起来，才有意义。

他收起了战斗英雄的光环，做回普通人。

又一个10年过去了，受过重伤的身体终归承受不了岁月的变迁，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再一次住进了医院。

有一天，几个军人来到了他的病房，给他带来了秦基伟将军写给他的一封信。

信中说多年来事务繁忙，导致对老部下关心不够，对此表示十分抱歉。

还说自己已经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有什么困难只管提出来。

看到秦基伟的亲笔信，肖登良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蠕动着嘴唇，喃喃地说不出话来。

更遑论秦基伟已经是身居高位的大军区司令员，仅凭20多年未见面也未联系，这事要是发生在平常人身上，感情早就变淡了。

而他竟然还会想起生活在僻壤山区的普通职员，光这一点就令人感动了。

在秦基伟的关怀下，肖登良的身体恢复的很快。

他出院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自己的老首长，当面表示感谢。

他把这个想法跟老伴一说，立即得到了支持。

经过一番准备，夫妻两人翻箱倒柜找了半天，终于换上了一身朴素但是还算整齐的衣服，虽然不新，可是还过得去。

毕竟是去见司令员，好歹自己也是国家工作人员，衣衫不整的话未免显得太不尊敬人了。

几十年来夫妻两人从来没这么正式的着装，互相看看，被自己逗笑了。

夫妻两人安排好工作后，坐车逶迤而行，一路风尘仆仆来到了成都军区大院门口。

秦基伟得到消息后，马上派参谋将肖登良夫妇接了进来。

两人见面分外热情，虽然秦基伟比肖登良大了17岁，两个人职位相差也悬殊，但是这些都没有影响会见的气氛。

两人就像一个班里的战友，互吐20多年离别之情，促膝而谈。

为了庆祝两个人20年来的再次相聚，秦基伟热情邀请肖登良夫妇两人一起共进晚餐，并且妥善安排了他们的行程。

这一次见面后，又过了20年，期间两人鸿雁寄情，真挚的友情超越了一切界限。

一直到1992年，秦基伟已经是共和国国防部长，他邀请肖登良夫妇到家里相聚。

78岁的国防部长，上将军，跟61岁的普通退休职员又坐在了一起。

两个人像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样，把酒当做敌人，菜肴当成碉堡，豪气干云，绝无年老体衰之态。

说到动情之处，两个人撸袖发声：“只要祖国需要，再穿军装上战场！”

2007年，秦基伟将军仙逝。肖登良感到无比悲伤，老先生在家里为将军斟满一杯酒，饱含深情北向祭奠，寄托自己对老首长的悼念和哀思。

他时常想起当年的战友们，在激情飞扬的年代，人人为了信仰而战。他们没有私心杂念，更没有懦弱虚伪。

他们走了，但是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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