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方便行文，本文以第一人称「司马懿」的角度进行书写

公元 201 年，我 23 岁，因家族背景，我轻松谋得一份上计掾的差事。

此时的曹操已身为大司空，经人举荐，他派人给我和兄长司马朗送来了请柬，这对我们而言，本是个飞黄腾达的大好机会。

想当初，我们的父亲司马防在任京兆尹时，曾举荐过曹操，也算是与他有过一段渊源。

可面对曹操的征召，我与兄长的反应截然不同。

兄长司马朗当即应允，准备奔赴前程，而我我拒绝了这个天上掉馅饼的机遇。

我自认为是个聪明人，可聪明与有城府终究有着天壤之别。

曹操比我更有魄力，手段也更为高明，所以当他听闻我装病拒不出仕时，轻易便看穿了我的把戏，他不过是因事务繁忙，无暇理会罢了。

我拒绝曹操是有着深远谋划的。

其一，我心中怀有野心。

投资学有一基本原则，不可将鸡蛋置于同一篮子。

我深谙待价而沽之道，虽赋闲在家，却时刻关注天下局势，分析各方动态。

我曾师从胡昭，在他的教导下，我的思想与学识皆有了质的飞跃。

胡昭老师乃当世名师大儒，即便隐居山林，仍受曹操青睐，曹操数次邀他出山相助，他皆坚决拒绝。

我志不在此，我出生后便被父亲寄予厚望，家族的兴衰荣辱时刻提醒着我与兄长，重振家业乃是我们此生首要之务。

其二，我装病的理由颇为巧妙。

我称自己所患乃风痹之症，也就是风湿骨病。此疾并非绝症，而是一种需长期调养的慢性病。

如此一来，我既能以病重为由告假离岗，又能在合适之时宣称病情好转而重返岗位。只要我想，只要时机恰当，这病便可时好时坏。

曹操想必也猜出了我大半心思，所以史书记载，他曾派人暗中查探我究竟是真病还是装病。

我以这一病症为借口，实则是想给自己与曹操都留些余地，也好有个台阶可下，从某种程度而言，我装病之举或许是想抬高自身身价，欲擒故纵一番。

毕竟，世间之人往往对轻易可得之物不加珍惜，越是难以获取，便越是珍视，不舍放弃。

人才如明珠，求才者亦如此。

就如与我同时代的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除了机缘不巧赶上他外出等不可控因素，恐也有诸葛亮在考察刘备之意，考量他的度量、求贤之心、为人处世，收集信息以判断自己是否值得为其效力。

可我面临的情形与诸葛亮全然不同，刘备对诸葛亮是求贤若渴，非他不可，而曹操手下能臣如云，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

除非我是名震天下的大儒，或者能让他由衷钦佩并志在必得，否则他不会在我身上耗费过多精力。

我本以为曹操在我初次拒绝后会很快再次、三次前来相邀，未料竟等了七年之久，这期间我白白耗费了大量光阴与精力，错失诸多机遇。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而我却因自己的小聪明，只能踏上“大器晚成”之路。

欲待价而沽，用欲扬先抑之法，定要给自己与对方留有余地，不然极易满盘皆输，得不偿失。

在这世间，为获取某些利益，常常需与人谈判，谈条件。

要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无论主动还是被迫，皆需技巧与手段。

一般而言，谈判方式无外乎强硬型与合作型两种，要么一方压倒另一方，要么双方达成共同利益联盟，彼此各退一步。

前者需自身具备足够实力、气场与谈资，方能压迫对手，使其低头，主动舍弃自身利益，听从于己。

若想谈判成功，需先让自身具备实力，或独一无二，或为对方最佳之选，或用手段使对方别无他路。

时光匆匆，七年后，曹操势力已然稳固，或许是从手下的人事部再次听闻我的名字，又或许是兄长司马朗出色的表现让他有所触动，曹操再次派人前来征召我。

只是这一次，他可不会再给我周旋的余地，他给使者下达了密令：若我再敢耍花样，即便用强也要把我带去。

于是，在公元 208 年，汉建安十三年，我在曹操的半强迫之下踏入仕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