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班布尔汗

忽必烈灭大理是为了证明自己文武兼资，他也确实做到了，但急速上升的势头惹来蒙古汗猜忌，部众惨遭清洗，用了计谋才勉强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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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灭大理之战

在得到蒙哥汗的命令后，忽必烈将自己金莲川幕府中的核心人物姚枢、刘秉忠、张文谦、廉希宪等人带在身边参赞军务，之后南下调集各路人马，于1252年六月正式发兵。

这次南征，规模并不小于旭烈兀的西征，名将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诸王也只烈（成吉思汗三弟合赤温曾孙）、也苦（成吉思汗二弟哈撒儿之子）、拔突儿（成吉思汗叔父答里台玄孙）、脱脱（窝阔台汗第四子哈剌察儿之子）等均率军参战，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南下大理。

大理国此时已经立国300余年，但却早已不是段家的天下。在第十二代皇帝上德帝段廉义时，出现权臣杨贞义之乱，上德帝被杀。而另一权臣高智濂又起兵杀杨贞义，扶立上德帝之侄段寿辉为大理上明帝，自己专摄朝政，皇帝已成傀儡。之后高智濂之子高升泰更是废掉上明帝的儿子保定帝段正明自立为王，并改国号为“大中”。

高升泰只当了一年“大中皇帝”便一命呜呼，临死前认为自己悖主篡位才遭厄短寿，于是恢复大理国，立保定帝之弟段正淳为帝，高家则做了“中国公”，掌握实权。

到忽必烈准备兵威相加的时候，大理已经传到了复国后第八代皇帝段兴智，依然是傀儡，真正的当家人是高升泰的后人高祥。

皇帝至尊而无实权，权臣掌国却名分不足，高家只注重自家领地，而对大理国都大理城为主的皇家领地刻意削弱。

原本大理国的军队分为常备军、乡军和夷卒。常备军名为爨僰军，由爨人（亦称乌蛮、罗罗斯，今彝族祖先）与僰人（亦称白蛮，今白族祖先）的精锐之士组成，人数不多却是维持统治的主力，乡兵是每遇战事，由大理国直接统治地区的豪族临时征集，夷卒则是臣服于大理国的各民族酋领的附属军。

在大理国强盛时，以爨僰军为核心，乡军为辅助，再加上“滇东三十七部”的夷卒，足可有十万至十五万的人马。

而如今，爨僰军被刻意压制，乡军主力都由高家掌控，只重点护卫自家领地会川（今四川会理西）、姚州（今云南姚安县西北）、鄯阐（今云南昆明）等，至于夷卒也因为各部酋领离心而无力调度，大理国已经是“酋领星碎，相为雄长，干戈日寻，民坠涂炭”的景象。

1253年四月，大军进驻六盘山，忽必烈先派人召请萨迦教主八思巴前来会面。此时萨迦班智达已经去世，萨迦教主已经由其侄子八思巴继承。

之所以请八思巴前来，是忽必烈考虑到前往大理要经过吐蕃地界，而其地归附不久，需要八思巴进行宣谕。

是年九月，忽必烈到达忒剌地区（今甘肃迭部与四川诺尔盖之间的达拉沟），经过策划，忽必烈决定三路出击，自己率领中路军，兀良合台统领西路军，也只烈统领东路军。

忽必烈的中路军的行军路线路途十分艰险，过雪山时“山径盘屈”，军队不得不“舍骑徒步”，养尊处优的忽必烈还得由随从背负而行。渡过大渡河后，来到“不毛瘴喘沮泽之乡，深林盲壑，绝崖狭蹊”，战马大量死亡。而迫近大理国境之时，又“稠林夹路”，军队只能“彪骑单行”。

中路军饱受了行军坎坷之苦，但有舍必有得，路虽难走，仗却打得极为轻松。

军队到达答蓝（今云南宁蒗永宁），麽些蛮首领主动归降。到达大匮（今云南丽江大具），当地酋长又不战而降。之后的三赕（今云南丽江）、善巨（今云南永胜）、邓赕（今云南洱源邓川）等地，全都是主动迎降。

在几乎没有受到抵抗的情况下，忽必烈大军渡过金沙江，逼近了大理国都大理城（又称为羊苴咩城）。

西路军的兀良合台的运气稍差一些。他们穿越阿坝草原南下，一路之上，战马“道死殆尽”，还一度断粮，“取死马肉续食，日行不能三二十里”。

待到进入大理国境，虽然初时很多地方酋长主动投降，但在半空和寨（今云南丽江石鼓）却遭遇了大理军的顽强抵抗，其地“穴石引水，牢未可拔”，兀良合台绝其水道，待七天之后，守军因缺水士气涣散，才亲自率军将之攻陷。

1253年十二月，中西两路大军兵临大理城下，忽必烈派出玉律术、王君侯、王鉴三位使臣入城招降，承诺只要投降便不杀掠，如若顽抗则会“噍无遗类”。大理皇帝段兴智想要投降，他本是傀儡，何必抵抗？但权臣高祥不允，将三位使臣杀害。

既然杀使拒款，那高祥应该凭借“西倚苍山之险，东挟洱水之阨”的大理城防坚守，但他却选择了最为愚蠢的方式，挟持着段兴智率军出城决战。

这样的作为可算是自寻死路，一战下来，大理军几乎全军覆没，高祥与段兴智逃走，忽必烈趁机发动攻城，原本固若金汤的大理城一夜之间就被蒙古军占领。

面对蒙古大军，六脉神剑也没用了

在搜索典册图籍的过程中，三个使者的尸体被发现，忽必烈勃然大怒，想要屠城。张文谦、姚枢、刘秉忠等人急忙劝谏：“杀使拒命者，其国主耳，非民之罪。”

忽必烈对他们一向言听计从，于是下令不许军队进城抢掠，颁布“止杀令”，于是“军士无一人敢取一钱”。

止杀令不仅让大理国三百年的文明精华得以保存，更让忽必烈获得了大理民心。

大理世家杨家掌门人杨公首先向忽必烈臣服，杨家是白族佛教密宗世家，其曾祖父圆慧是大理建德皇帝段正兴的佛学老师，祖父慧升被尊为智天大师，从祖父慧福被尊为戒辩大师，父亲升宗也是公认的密宗大师，母亲还是佛教义学教主赵德馨的长女。

大理佛教兴盛，密宗世家在民间有极大的影响力。杨家臣服带动了一大批世家、官宦纷纷投诚，不仅大理城局势迅速平稳，周边各地也纷纷降服。

大理国都已经拿下，而东路军却杳无音信，原来东路军遇到了最难啃的骨头，他们沿川西平原的边缘南下进入大理国境，第一站便到了高家的世袭领地会川。

高家子弟高通率军死守，这里的城防和乡军都是高家多年经营，又是保卫自己的家乡，因而战斗力强劲。

也只烈与另一位诸王抄和攻了许久未能攻下，只得撤围绕过会川攻打姚州，而姚州更是高家大本营，东路军再次受挫，久攻不下，顿兵坚城而无计可施。

不久从大理城逃出的高祥回到姚州，意欲召三十七部夷卒助战，可诸部无一人前来，反而得知他去向的忽必烈派兵赶到，与东路军合兵猛攻姚州。

姚州虽然是高家根基，但哪里承受得住蒙古两路大军的重击，终于城破，高祥被俘，押解到大理城斩首。

主宰大理国一百多年的高氏灭亡，大理国也就没有了主要抵抗力量。1254年春，忽必烈留兀良合台继续追击段兴智和征讨不愿臣服的部落，并任命刘时中为宣抚使治理民政，自己率主力北返。

是年秋，兀良合台攻陷善閳俘虏段兴智，并将之送回漠北草原面见蒙哥汗。蒙哥汗表现得很大度，不但没有杀他，还赐给金符让他回云南帮助招抚其他部落。

段兴智回国后全力帮助蒙古军平定云南各地，蒙哥汗大喜，赐他“摩诃罗嵯”称号（此为梵语，意思是“大王”），并让他管理云南各族。

从段兴智之子段实开始，段氏从“大理皇帝”成为“大理总管”，掌管元朝云南行省的大理路，成为云南中西部地区的实际统治者。

忽必烈文治武功，腾飞在即

大理既平，对于南宋的战略包围也就达成了，忽必烈在此役中是总指挥，自然是头号功臣。而以武功立国的蒙古，这次南征，拓地千里，也大大提高了忽必烈的声望。

以前一些宗王还说他没有战功只重文治，现在可说事实胜于雄辩了。

蒙哥汗也对弟弟的作为很满意，让他在关中、南京（汴梁）选择一处做自己的封地，在姚枢的建议下，忽必烈选择了关中。

之后，蒙哥汗又把怀孟封给他。忽必烈的汉地封户达到四万四千户，而且具有了“天府陆海”的关中，实力大大增强。

回到金莲川，忽必烈继续推行以汉法治汉地的尝试，并且上奏蒙哥汗希望能够让自己便宜治理黄河以南，不受燕京尚书省的节制。

此时，兄弟俩的感情是蜜月期，蒙哥汗照准此意。这样一来，几乎整个中原都受忽必烈管辖了，他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派遣幕府中精于民政、财政的人才充任各地官员，而且“益重儒士，任之以政”。

如任命张耕、刘肃为刑州安抚使，史天泽、赵璧为河南经略使，廉希宪、商挺为宣抚使，管理京兆分地和关中，姚枢为关中劝农使，马亨为榷课所（也就是税务所）长官。

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在金莲川相地形、建城郭，营造自己的固定大本营。刘秉忠选址于滦水之阳、龙岗之阳，认为两者合为重阳，是最吉祥之地。这座城市便是日后的开平——上都城。

很快，中原、关中等地出现“大治”景象，人口增长，赋税增多。原本苦不堪言的汉人百姓，对这位与其他大不相同的蒙古王爷顿时充满了感激之情，虽然未必会如姚枢所说“如赤子求母”，但民心向背与否已然是很明确的了。

时人称忽必烈为“贤王”，认为他“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算得上“中国之主”。

虽获得了民心，但忽必烈知道民心似水、民动如烟的道理，要想根基扎实，还得有强大的政治盟友。

他利用自己幕府设在金莲川的便利，与东道宗王和木华黎札剌亦儿家族为首的五投下家族建立了紧密联系，同时又利用自己便宜治理汉地的权力，大力笼络汉人世侯，对他们极尽礼遇恩赏。

于是，东道宗王、五投下家族还有众多汉军世侯都与他结成了政治同盟。

如此一来，忽必烈不仅在声望上，更在军政实力上成了蒙古帝国仅次于大汗蒙哥的人物。

忽必烈短时间内迅速腾飞

权力的博弈场上，最危险的就是第二号人物，因为其具有取代第一号人物的实力，尤其是在蒙古帝国这个汗位归属以实力为准绳的体制下，第二号人物更容易受到猜忌——忽必烈的父亲拖雷便是前车之鉴。

何况，蒙哥汗是个“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的人，对于祖父传下来的蒙古传统有着极强的自豪感，当忽必烈越来越倾向于汉人儒士，开始有意无意地改变蒙古传统的时候，他便不能容忍了。

阿兰答儿钩考与汉法夭折

很多人开始弹劾忽必烈，说他犯有两条大罪：其一，“中土诸侯民庶翕然归心”；其二，“王府诸臣多擅权为奸利事”。

蒙哥汗以此为借口，对忽必烈治理的地区进行整顿，于是在1257年，开始了著名的“阿兰答儿钩考”。

从经济问题入手，确实比较高明，因为这既不至于直接到诛杀弟弟的程度，又抓住了忽必烈的小辫子——

比如榷课所长官马亨是忽必烈金莲川幕府的心腹，掌管榷课所之后，财政大有改观，可说日进斗金。可流水般的银钱却是一分一厘也没有交给汗廷，而是都进了忽必烈的“藩库”。

钩考，又称作理算，意思是财务审计，是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进行清理、核算的一种方式。这是避免地方截留钱谷，私设“小金库”。

阿兰答儿是当时蒙古帝国都城哈剌和林的副守，是蒙哥汗的心腹重臣。阿兰答儿对忽必烈治理的汉地进行财物审计，便是“阿兰答儿钩考”。

《元史》记载，阿兰答儿性格苛刻横暴，擅作威福。这当然是因为忽必烈吃过他的亏，官方记载绝对不会有什么好评价。

从整个钩考过程来说，阿兰答儿确实是残暴专横，对忽必烈的势力极力打击。不过，从当时蒙古帝国和蒙哥汗的利益来说，阿兰答儿又可说是“铁面无私”。

他不但严格执行了蒙哥汗的命令，还有所发挥，设置了专门的“钩考局”，列出一百四十二条条例，对于所有征商事宜不分巨细一律严查。一时间，关中、中原一带与忽必烈关系密切的官员都被整肃。

忽必烈在各地设立的宣抚司、经略司、从宜府、行部等衙署全部被取消。赵璧、马亨等官员成为重点钩考对象。

赵璧被多方罗织罪名，虽因其向来善待下属，无人告讦而作罢，但仍被处以罚款。赵璧两袖清风，拿不出钱来，所幸忽必烈代他偿还，他才得以免罪。

而掌管税收却从不上交汗廷的马亨就没那么幸运了，被逮捕押解南下，送至燕京关押。

临行前，忽必烈为马亨送行，难过地说：“汝往，得无摭汝罪耶？”马亨倒是十分坦然：“无害，愿一行。”马亨在狱中饱受摧残，但并不招供。阿兰答儿碍于忽必烈的面子，最后也不得不将之释放。

至于世侯中与忽必烈走得近的史天泽、刘黑马也都被褫夺了行政官职，只因为是“勋旧”而没有被过分追究。

史天泽主动提出：“经略使司我实主治，是非功罪，皆当问我。”希望能保护一些下属官员，可惜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在阿兰答儿严厉的钩考之下，中下级官员被折磨致死者有二十余人，免职、罚款者不计其数。

面对如此局面，忽必烈的愤恨和委屈可想而知，但从钩考开始，他的一切军政权力便被剥夺，他没有任何力量作出反抗，只能在开平城里生闷气。

姚枢见状，连忙进谏：“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远将受祸。莫若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也就是劝忽必烈将家眷送往哈剌和林，以提交人质的方法表示自己并无异心。

忽必烈认为有道理，于是忍下怒气，主动前去觐见蒙哥汗。是年十二月，经过多次请求，蒙哥汗终于同意召见忽必烈，兄弟二人在可迭烈孙之地相见。

没有见到弟弟时，蒙哥汗自然可以下手狠一些，待到一见面，同母所生的亲情便不能不顾了。没等忽必烈解释，蒙哥汗便主动下令停止钩考，对一些被关押的官员，只是杖责一顿完事，安抚了弟弟。

蒙哥因为兄弟情分饶了忽必烈

汉地众多官员的噩梦终于结束，忽必烈也获得了安全保障，可汉法治汉地的改革夭折了，自己失去一切权力，成了闲住王府的“富家翁”。

但忽必烈的隐性实力并没有被削弱，反而让众多幕僚和汉地世侯与自己有了患难与共的情分，根基更稳固了，只要有机会他便能轻易崛起。

而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本文节选自班布尔汗兄的新书《拓元》，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从长线勾连从唐到元的历史，将唐亡之后辽宋夏金乃至吐蕃、大理并立是几百年视为“大列国时代”，而蒙元的出现终结了大列国时代，并带来一系列影响。从这个新视角出发，元史可以发掘出很多新东西，大司马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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