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划破夜空，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

这场起义的主力部队中，贺龙的暂编20军、叶挺的11军24师，竟都隶属于国民党将领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支“国军”队伍里，还藏着未来的五位开国元帅——叶剑英、贺龙、徐向前、林彪、陈毅。

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麾下，为何汇聚了如此多的红色火种？他本有机会成为革命元勋，为何最终却成了历史长河中的遗憾者？

1896年，张发奎生于广东韶关农家，16岁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18岁加入同盟会。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他率海军陆战队护卫孙中山脱险，从此成为国民党新星。北伐战争中，他带领的第四军被誉为“铁军”，叶挺独立团正是其麾下劲旅。

彼时的张发奎意气风发，与周恩来、邓演达等左派人士交往密切，甚至允许共产党员在军中公开活动。

这种开明态度埋下了历史伏笔：他的参谋长叶剑英在1927年秘密入党，徐向前担任参谋，林彪是警卫团见习排长，陈毅在政治部做文书。

当这些年轻军官日后成为开国元帅时，张发奎或许不会想到，自己竟无意中成了革命力量的“保护伞”。

1927年7月，汪精卫在庐山密谋“分共”，张发奎奉命清剿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此时叶剑英冒险下山，在九江甘棠湖的小船上向贺龙、叶挺示警，促成南昌起义主力保全。面对起义军南下，张发奎本欲追击，又是叶剑英献策：“让共产党去东江，李济深必调兵阻击，我军可乘虚入粤。”张发奎采纳此计，使得起义军免遭夹击。

这一系列事件暴露了张发奎的矛盾心态：他既想维护国民党阵营，又不愿与旧部彻底决裂。正如其晚年回忆：“我敬重叶挺的军事才华，也佩服贺龙的豪气，但汪先生（汪精卫）的威望让我难以割舍。”正是这种政治上的摇摆，让他错过了投身革命的最佳时机。

在张发奎的部队中，革命火种悄然孕育。叶剑英利用第四军参谋长身份，将武汉军校改编的教导团完整保留，这支2000人的队伍后来成为广州起义主力；贺龙的暂编20军从军需到政工干部多是共产党员；林彪在第四军25师73团从见习排长成长为连长，亲历了南昌城头的第一场血战。

张发奎的“宽容”有其现实考量：北伐需要能征善战的将士，而共产党员的纪律性与战斗力冠绝各军。但他未曾料到，这种实用主义策略，竟让第二方面军成了革命力量的“孵化器”。1927年8月1日，当南昌起义爆发时，张发奎麾下11个团中有5个团直接参与起义，占起义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

1938年淞沪会战，张发奎任右翼军总司令，指挥部队血战三个月。他曾在战壕里对士兵说：“今日之战，关系国家存亡，退后者军法从事！”武汉会战时，他力主“以空间换时间”，为持久抗战奠定基础。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任上，他庇护过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还曾拒绝签发反共通电。

这些举动折射出张发奎的爱国底色。1945年日本投降，他作为华南战区受降主官，亲眼见证侵略者低头。但此刻的国民党已腐败丛生，他感叹：“北伐时的革命精神，早被黄金美钞腐蚀殆尽。”1949年，他拒绝赴台，选择寓居香港，从此远离政治漩涡。

1980年3月，张发奎在香港病逝。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发去唁电，称其为“北伐名将”“抗日功臣”。两位曾经的上下级，在历史长河的两岸完成了最后一次对话。1992年，张发奎骨灰归葬广东始兴，墓碑上镌刻着“北伐抗日名将”六个大字。

张发奎晚年的自省，恰似一面历史棱镜：“若当年选择不同，或许能如朱德般功勋卓著。”但历史不容假设，他的遗憾正映射出那个时代的复杂性——在主义与利益、理想与现实之间，个人的选择往往裹挟着时代的洪流。而那些曾在他麾下的年轻军官，用坚定的信仰给出了另一种答案。

《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叶剑英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起义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史》（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