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战役的独特之处在于，唯一一次有三位兵团司令级别的将领，在同一战场环境下作战，给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对比机会。

笔者提前声明，宋杨王三位兵团司令都是有大功于国家的英雄，没有任何不敬之意。

对比的意义，是为了更好地研究战争、研究美军、研究我们自己。

一、奇怪的宋时轮

志愿军九兵团的话题无穷尽，最受关注的是长津湖战役付出5万多惨重伤亡，却没能整建制歼灭美军一个师。

战后九兵团士气坠入成军以来的最险恶的冰窟，部队残破，很多团失去战斗力，自信心也处于历史冰点。

这样庞大一个兵团，十五万人的大部队，处于这样的境地非常危险，如果一直翻不了身，日后在大规模裁军中，很有可能遭遇莫测之命运。

怎么翻的身？契机来自于第五次战役，而最大的功臣，非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莫属。

第五次战役于1951年4月底开打。参战兵力主要是第三、第九、第十九共3个兵团。三个兵团司令同台竞技。

王近山时任三兵团副司令，因陈赓不在位，故实际负责。

宋时轮时任九兵团司令。

杨得志时任十九兵团司令。

这三位在解放战争中地位略有高下，杨得志当过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后期以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身份参加平津战役。宋时轮、王近山走上兵团级指挥员，已是三大战役之后的事，所以我们一贯认为宋、王略低于杨得志。

比较奇怪的是宋时轮。

坊间对宋上将有过不少非议。比如抗战时期冀东大败退，解放战争中擅自北渡黄河遭受重大损失，济南战役前与华野主要指挥员拍桌子要说法，等等，以及由此引出的宋时轮性格粗暴、目中无人等等。甚至不少人将第二次战役长津湖之战所受重大损失，归结到宋时轮性格和作风上来，认为他不过尔尔。这些呢，不可回避，都是宋时轮之前军事生涯中的大坑，确实没法抹。

但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想一想，如果宋时轮真是一无是处之人，中央会让他当兵团司令吗？华野四大兵团司令哪个也不是泛泛之辈。要知道，叶飞、宋时轮、陈士榘、王建安四位兵团司令，一直处在作战一线的，就叶飞和宋时轮两人，另两个早早地就脱离战争一线了，不要说攻台作战准备没他们的份，后来入朝轮战，榘参座无影无踪，王建安、许世友最后阶段去打了个酱油。

长津湖战后，宋时轮一直坚持留在朝鲜休整，苦等一个翻身机会。第五次战役这个机会，他抓住了，干得很好。

彭总的战役总布局，宋时轮率九兵团3个军，加上第一批入朝的三十九、四十军，在东线战场。与中线的王近山、西线的杨得志齐头并进。

第五次战役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我军全线进攻，分割歼敌，力图吃掉联合国军的师级单位。

第二阶段，我之全线进攻，因联合国军有计划地撤退，无计歼敌，遂集中兵力打东线的韩军部队，希望打掉其两个师，打成击溃战，只歼灭其8000人，大部逃脱。此时进攻无力，粮弹告急，遂停止进攻。

第三阶段，这个阶段我军战史没有正式表述，但其艰苦程度最大，牺牲也最大。我军转攻为撤，边撤边守，各兵团都受到一定损失，有的损失相当严重。

第五次战役是双方攻防转换最为激烈、各自歼敌数字破纪录、规模极其宏大、指挥难度极大的一场战役。

因此对双方统帅、高级指挥员带来的考验相当大，宋时轮、杨得志、王近山都不同程度受到严峻考验，真实水平都在这场大战展现的淋漓尽致。

二、宋时轮翻身证明自己

宋时轮虽然在国内被人视作有性格、有本事、欠格局，但当了兵团司令，尤其是长津湖惨痛教训之后，转变的很快，极其有担当，也有足够的本事胜利复杂而艰难的指挥。

三个阶段各有各的难处和学问。

第一阶段的学问在于，快速穿插分割，切开英、美、韩各军联系。

别看这是我军在国内的拿手绝活，用在国民党军身上屡试不爽，但在朝鲜并没那么容易，李奇微早把我军这套看家本事研究透了，为此制定了对应之策，一遇我军猛烈穿插，就有组织地后撤，后撤途中召唤空军和炮兵火力进行猛烈截击，待其撤到稳定防线，再对我进行强力反击。

与此同时，联合国军各师、旅之间保持密切联系，严防被志愿军穿插开其阵形，确保后撤时不乱，这样就可尽量减少损失，尤其是尽量避免被成建制（团、旅级以上）包围歼灭。

李奇微不是一般人，这一番改变精准掐中我军命门。

宋时轮做的怎么样呢？

一上来就以重拳锤碎了联合国军防线，三十九军、四十军联手冲破韩军第6师，并将其与美军陆战一师割裂开来。

我们写文章简简单单几句话，但对部队来说难度太大了。

1.侦察要到位。

摸清楚当面之敌是谁，是美军还是韩军，其他兵团在这方面出过不少错，以为当面之敌是韩军，结果碰到美军，因为准备不足而被大量杀伤。还要搞清楚当面之敌的位置，否则容易一拳打在空地上。更是理清楚进兵方向，朝鲜山多，如果误入山地，部队一边走一边要爬山，极易穿插不到位。

2.集中最强兵力突破。

宋时轮的安排是四十军在前，三十九军在侧后，四十军负责猛冲穿插打韩军阵线，三十九军在侧翼掩护并隔断美军陆战一师。这两个军虽然久战而疲，士兵损耗甚大，但胜在有经验，配合的好，一下子就冲进去50公里，一棍子把韩军打懵了，美军也毫无招架之力，只得连续后撤。

3.指挥通信。

就是兵团要保证联系到军，最好到师。军指要保证联系到师，最好到团。师指要严密、全程、不断线地掌握各团进攻，一有情况要保证各团聚合用力。

平心而论，九兵团在指挥通信方面做的也不是很到位。二十军60师后续突进追击时，前卫团179团走错路爬上云岳山，意外追上美军第24师的装甲和坦克、辎重大部队，车辆几乎有一千辆，如果打好了，这将是一场辉煌的胜利。

但179团区区一个团的兵力，根本不足以拦得住，只好呼叫后续梯队178团，光凭这两个步兵团也干不掉美军装甲部队，还要呼叫炮兵团。但因为通信问题，不仅炮兵没赶上来，178团也没有及时赶到。

最后，179团仅仅截住美军殿后的一个步兵营，只俘敌50余人。

马平《1007天的战争》遗憾地描述，一顿大餐，就这样吃成了一道点心。

饶是如此，宋时轮在第一阶段作战中，基本发挥出九兵团兵强势大的优势，指挥控制也足称合格。

说这话的凭据是什么呢？只看九兵团看不出来，一对比就有差别了。

第一阶段三兵团和十九兵团做的怎么样呢？

十九兵团略有不如，总体筹划过于稳健，有点浅近，本该全歼英军29旅。这个旅从英国出发，中途到香港补给，出香港维多利亚港时还举行了盛大的送别仪式，如果志愿军在朝鲜将其全歼，将会是对女王陛下的一记响亮且能扇出血丝的耳光，可惜错过了。虽然杨得志指挥的比较正大，但缺点也很明显。

为什么错过了大好机会，我们在下一节杨得志篇细讲。

三兵团则陷入混乱，从兵团部到三个军，指挥的一塌糊涂，阵阵想吃大的，结果追击队形严重混乱，军与军互相构不成配合，师、团之间更不用说。最大的失误是，追击过程中没有料到美军的强大急停反击能力，部队付出重大伤亡。

尤其出乎意料的是，宋时轮、杨得志在整个战役中都打出了不少亮点，唯独王近山不仅没有达成同样的高度，还在后撤阶段遭到美军猛追，其兵团指挥部被美军飞机轰炸，王近山差点阵亡，兵团指挥部与军、师失去联系一天之久，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杨得志篇和王近山篇分别后续开专章讲述，敬请大家期待。

后续两章的大体内容是：第二篇，杨得志就一个字。第三篇，王疯子沉默了。

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说宋时轮和九兵团。

三、突得进、撤得回：九兵团独此一份

第一阶段作战因追击不力，没有大规模成建制歼灭敌人。彭总很快调整策略，第二阶段作战把兵力全都转到东线，以歼灭韩军第3师、5师为主，后续如果发展的顺利，再去打掉韩首都师、11师。

第二阶段作战以打韩军为主，学问在哪呢？

1.快速分割，快速追击，不给美军从西线向东线调兵的机会。

2.改进第一阶段作战过于持重的问题，前出迂回的兵力尽可能多，使敌军溃逃撤退时无法突破我军防线。

仍然很难啊！

我军虽然实施了战役欺骗，但美军反应太快了，在九兵团围攻韩军的同时，美军迅速以机械化方式向东线调兵，美军第8集团军手握一支预备队第3师一直没有投入战场，东线爆发大战后，范佛里特立即命令第3师向东线驰援。

200公里的路途，第3师一天之内就到位了。

这个速度志愿军无论如何达不到。

不光是步兵跑路啊！还要牵引火炮，运送粮弹，指挥和组织相当复杂。

第二阶段九兵团的作战结果不是很理想，虽然把韩3师、5师打的屁滚尿流溃不成军，但只歼敌8000余，没有完成既定的10000名俘虏目标，也没有成建制打掉其任何一个师。

什么原因呢？

志愿军形容韩军的特点，狗仗人势，来势汹汹，一打就撤，一撤就散。

正是这个散造成我军包围困难，韩军经过前四次战役打击学乖了，遭遇打击之后，立即像野狗一样四处奔逃，也不要武器（该两师的重装备全落入志愿军手中），也不成建制，按照战前预定的撤退集结地，漫山遍野乱跑。

这恰好与那句经典的莱芜战役评语对上，五万头猪比五万国军部队其实更难抓。

人会听命令，会害怕，一声缴枪不杀，就集体举手投降。猪遍地狂奔，倒是不好抓。

第二阶段打的中规中矩，最后第三阶段美军反攻，九兵团也没有吃太大亏。

相对十九兵团开局不尽如意，三兵团全程不理想而且末阶段出现整师被打散的惨状，九兵团整体表现是最好的，概以言之，就是进攻能打得进去、分割的漂亮，后退组织的有序，基本保证全身而退。面对强大敌人，攻得进、退得回，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本事。

战后宋时轮向志愿军党委及中央军委报告情况，第二阶段作战后，部队情绪极其高涨。

志愿军表扬了第五次战役尤其是第三阶段表现最好的几个师，分别是二十军58师、二十七军81师和六十军181师。

深陷冰窟的九兵团，终于靠一番血战爬了上来，十五万将士和宋时轮的命运得到了拯救。

有趣的是，无论之前的长津湖战役，还是第五次战役东线战场，没有打出特别惊世骇俗的战果，却都令美军心有作悸，留下阴影，一碰见长津湖式的志愿军追击，本能地先想好如何撤。李奇微在其回忆录中，斥责韩军在东线战场一击即溃，其实美军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不过，值得思考的是宋时轮并没有得到十分理想的归宿，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悍将，朝鲜战争尚未结束，就回国担任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从此再未领兵打仗，也没有担任大军区司令员坐镇一方。

笔者认为，这是从宋时轮一线战斗经验丰富、又善于总结提炼的长处出发。毕竟建设军校是推进我军正规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总要有战将退出一线，宋时轮是其中代表。

但是究竟有没有朝鲜失利的影响？如果宋没有中途告别，指挥上甘岭或者金城以南反击战这样的战斗，会不会使其军事成就更加饱满，或者归国后像杨得志一样遍历济南、武汉和昆明军区司令，坐断一方、抚戎镇危，最后做到副总长一类的职务呢？

也有人拿宋上将的性格说事，其实大可不必。宋时轮在九兵团，和华野最有名的粗汉暴脾气宁折不弯的陶勇搭班子，两人亲密无间，从无隔阂，指挥顺畅，还能指摘宋上将性格有问题吗？

人年轻时脾气暴一点粗一点不是什么大问题，区别是有的人一直粗一直暴，而有的人会改变、会成长、会尽力克服缺点，宋上将显然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