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战乱纷争，群雄并起。辽东地区地处边陲，偏安一隅，“水则由海，陆则阻山”的环境为公孙氏政权的兴起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格局。公孙氏家族前后历经公孙度、公孙康、公孙恭及公孙渊三代四位统治者，政权存在五十余年。其统治期间，对内发展经济文化，招徕流士，对外改善同周边民族的关系，对辽东地区进行有效管理。然而随着公孙氏政权的灭亡，使辽东地区的开发与建设为之停滞。随着辽东局势的变化，该地的经济优势也逐渐丧失。作为一个地方政权，虽仅存半个世纪，但其与曹魏政权之关系却不容忽视。

关于辽东公孙氏政权的研究，学者多从其经营辽东策略、巩固政权因素、改善民族关系等层面出发，对公孙氏政权统治下辽东地区的发展、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及政权灭亡等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是，学者多将公孙氏政权作为地方割据势力来看待，认为其偏安辽东，表面臣服，实则怀揣称王的野心，对于辽东公孙氏政权与曹魏政权之关系的专门研究却寥寥无几。日本学者西嶋定生从公孙氏政权与魏王朝的关系入手，认为公孙氏虽然是地方政权，但在公孙度宣告独立之后与魏王朝仍然属于君臣关系。

公孙度，字升济，本辽东襄平人士。《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 载：公孙度“初避吏为玄莬小吏，稍仕。”可知，公孙度起初因避吏而任玄菟小吏。《三国志・公孙度传》 亦载：“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为郡吏。”两相比照，易知后者载之更为详尽。起初，公孙度因其父公孙延避吏，随之居玄菟且担任郡吏。公孙延因何避吏，史家未载，现已不可知，但公孙度居于玄菟且任职于此，应当无太大异议。公孙度为何要居于玄菟且任该地郡吏呢? 《汉书・地理志下》 云：“玄菟、乐浪，武帝时置，…… 郡初取吏于辽东。”也就是说，玄菟郡有取吏于辽 东的传统。汉代郡守、丞、尉均为地方长吏，由中央派遣，郡守拥有辟除权，作为幕僚或属吏的郡吏则由郡守自置。

公孙度

公孙度即辽东人士，玄菟郡守依照旧例取吏公孙度也是可以概见的，故公孙延携家避吏居于玄菟郡。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时期，郡吏的任用大多为名族大姓或是亲属子弟。《三国志・公孙瓒传》 注引《英雄记》 云：“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显然，东汉后期，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者担任郡吏已成惯例，对于进用他们的长官则不必过于言谢。

唐长孺先生亦指出，州郡大吏照例由大姓、冠族充当，而大姓冠族每郡只此数姓，因而州郡大吏就带有世袭性。这就是说，在地方政权由冠族、大姓控制的东汉后期，地方郡吏多由当地的名族大姓担任，州郡的大姓冠族姓数往往有限。那么，公孙度若非衣冠家子弟或善士富贵者，担任地方郡吏的可能性应该是极小的，又怎能在其父避吏之时选为郡吏呢？这不禁让人想到，公孙度的出身是否亦为辽东大姓、冠族，或是善士富贵者呢？可以从传世文献中窥探一二。

《后汉书・东夷列传》 载：辽东太守“蔡讽……战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扞讽，俱没于陈，死者百余人。”可知，公孙酺曾担任辽东郡的兵马掾。兵马掾主管征集、输送兵丁。可想而知，公孙酺能够跟随辽东太守蔡讽征战，其职位理应不会太低，故公孙氏家族在辽东应当有一定的影响力。

此外，《三国志・公孙度传》 载：“时玄菟太守公孙琙，子豹，年十八岁，早死。度少时名豹，又与琙子同年，琙见而亲爱之，遣就师学，为取妻。”由此可知，因公孙度少时与玄菟太守公孙琙之子公孙豹同名，又与之同年，故琙亲爱之。值得注意的是，公孙琙既为玄菟太守，公孙氏家族在辽东一带应当为有声望的豪族大姓。若公孙度与公孙琙无亲缘关系亦非同宗，仅凭公孙度与琙之子豹同名同年，即担任玄菟郡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公孙度与公孙琙应当有一定的亲缘关系，或与之同族同宗。那么，公孙度很可能出自豪族大姓或亲属子弟。故而，在公孙延避吏举家居于玄菟之时，选任公孙度为玄菟郡吏也是可以想见的。

《三国志・公孙度传》 载：“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度为辽东太守。”后因同郡徐荣举荐，公孙度被董卓任命为辽东太守。郡吏的任用大多为名族大姓或是亲属子弟。而作为太守的公孙度，除了有同郡徐荣的举荐，亦当有家族势力的支持，否则在豪强大族垄断地方官制的东汉后期，很难在短时间内担任玄菟郡吏，乃至辽东太守。此后，公孙度在辽东地区据境自保，并“威行海外”，开始了其近二十年的政权统治。

公孙度

公孙度统治时期，对辽东地区进行有效的管理。公孙氏虽为辽东大姓，因公孙延避吏玄菟，公孙度起于玄菟小吏，不免被辽东郡所轻视。故到任后首先打击豪族势力，树立威信。《三国志・公孙度传》载：“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无恩，皆以法诛，所夷灭百余家，郡中震栗。”郡中豪族大姓田韶等素来与之并无纠葛，均被其以法诛杀，令郡中震栗。此后，公孙度“分辽东郡为辽西中辽郡，置太守。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

他将原辽东郡分置为辽东、辽中、辽西三郡，并越海收山东半岛东莱诸县，扩大了辽东的实际管辖区域。此外，公孙度竭力招贤纳士，招徕流民。许多中原名士如邴原、管宁、王烈等避乱辽东，公孙度即以礼待之。《三国志・管宁传》 载：“天下大乱，闻公孙度令行于海外，遂与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度虚馆以候之。”管宁听闻公孙度令行海外，即与邴原、王烈等避乱辽东，而公孙度则空出馆舍等候。又 《后汉书・王烈传》 载：“乃避地辽东，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孙度接以昆弟之礼，访酬政事。”王烈避乱辽东，公孙度以昆弟之礼待之，足见公孙度对贤人名士的重视。因其积极招徕，致使 “中国人士避乱者多归之”。避乱贤士的到来，客观上促进了辽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此外，公孙度“威行海外”，改善同周边民族国家的关系。辽东地区为多民族聚居地，而辽东公孙氏西同乌桓接壤，东、北与高句丽、夫余、鲜卑等相邻，几乎处于周边民族的包围之中。此时三郡乌桓势力强大，高句丽伺机而动，时常侵犯辽东。《三国志・武帝纪》载：“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又《三国志・东夷传》载， 高句丽“顺、 桓之间，复犯辽东”。显然，于公孙氏政权而言，周边民族已构成强大的外部威胁。故其“东伐高句丽，西击乌丸”，以缓和此种局势。公孙度亦采取和亲的方式安抚夫余，“时句丽、鲜卑强，度以夫余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公孙度恩威并施，积极改善同周边各族的关系，客观上为汉魏政权的巩固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

建安九年（204年），公孙度去世，其子公孙康嗣位。公孙康时期，“恃远不服”，斩杀袁尚、袁熙及速仆丸等。黄初二年（221年），公孙康卒，因其子“晃、 渊等皆小，众立恭为辽东太守”。公孙恭为公孙度之次子，公孙康之弟。公孙恭统治期间，尊奉臣属曹魏的政策，做到与之相安无事。文帝则“遣使即拜恭为车骑将军、假节，封平郭侯；追赠康大司马。”值得注意的是，据《三国志・凉茂传》载：“度谓茂及诸将曰：‘闻曹公远征，邺无守备，今吾欲以步卒三万，骑万匹，直指邺，谁能御之？’”

有学者认为，公孙度卒于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于同年九月攻占邺城，年内并没有进行远征，则此处应是公孙康。故公孙康承袭父位后恃远不服，仍怀有对抗曹魏之心。今按：公孙度卒于建安九年（204年）及魏文帝于同年九月攻占邺城，均无太大异议。然公孙度卒于何月，史料并未明确。《三国志・武帝纪》载：“十二月，公入平原，略定诸县。”曹操于同年十二月入平原，略定诸县。此时，邺城无守，公孙度趁其平定诸县，与诸将商讨直捣邺城之事，也是极有可能的。

公孙康‍

此处当为公孙度，而非公孙康。又 《三国志・公孙度传》 载：“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宁乡侯封弟恭。”起初，曹操表公孙度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公孙度自言“我王辽东，何永宁也！”故将印绶藏之武库。公孙康嗣位后，将永宁乡侯封予其弟公孙恭。若说公孙度有称王之言而无称王之实，其子公孙康则一改强硬态度，采取更为缓和的方式处理同曹魏之关系。

《三国志・武帝纪》 载：“及公破乌丸，或说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康即斩尚、熙及速仆丸等，传其首。”曹操征讨乌桓，有人劝其同时擒拿奔逃辽东的袁尚、袁熙，曹操谓之已将此事交予公孙康。当曹操从柳城引兵返还时，公孙康遂即斩之，并献其首。公孙康此时无论意欲讨好曹操，还是惧怕曹魏实力，其斩杀袁尚、袁熙及速仆丸的举动，显然并未将曹魏置之敌对面。此外，曹操征伐乌桓时，辽东公孙氏对近在其西部、可以起屏障作用的乌桓采取近乎放置的态度，不问征伐之事，反而援助曹魏斩杀袁尚、袁熙及速仆丸等。在曹魏与乌桓的博弈中，公孙康将筹码押至曹魏一方，未穿凿乌桓问题。在乌桓问题上，公孙康一旦处理不慎，将会与曹魏形成敌对关系，对自身政权也有所影响。

由上可知，公孙康旨在缓和与曹魏之关系，同其父公孙度的强硬态度迥然有异。公孙康是否真心臣服曹魏，尚不可知，但至少与曹魏关系逐步缓和，与之相安无事。公孙康卒后，其弟公孙恭执掌辽东政权。关于公孙恭的文献记载相对较少，《三国志・公孙度传》云：“初，恭病阴消为阉人，劣弱不能治国。太和二年，渊胁夺恭位”。易知，公孙恭因劣弱不能治理辽东地区，以至于公孙渊轻易胁夺其位。可以想见，公孙恭在处理同曹魏的关系上，理应继续采取缓和政策，避免发生祸患。

公孙氏政权形势图

《三国志・文帝纪》 载：“三月，加辽东太守公孙恭为车骑将军。”此前，公孙度统治辽东，曹操表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不难想象，魏文帝表公孙度治理之功，或有意安抚之，后魏文帝表其为将军，是将辽东地区作为汉魏统辖区域的一部分。此时，魏文帝封公孙恭为车骑将军，自然有表彰治理之功之意。对于因劣弱不能治理的公孙恭而言，更多的是对其臣属曹魏的表彰。公孙恭劣弱不能治国，尚无与曹魏对抗之实力，若此时不依附曹魏，则将加大曹魏歼灭公孙氏政权的机会，公孙渊又何来胁夺恭位呢？

此外，公孙恭对于魏文帝招纳的文人志士，亦以礼相待。《三国志・管宁传》载：“文帝即位，征宁，遂将家属浮海还郡，公孙恭送之南郊，加赠服物。”公孙恭对文人志士的重视，对魏文帝招纳的文人志士加之以礼，也可看作是对曹魏政权的尊奉。

太和二年（228年），公孙渊胁夺恭位。公孙渊为公孙康之子，公孙恭之侄。其上台后，与吴交往，并周旋于魏吴之间。公孙渊派遣使者交通孙吴，孙吴亦与之交往，立公孙渊为燕王。当公孙渊得知孙吴远不可恃时，又站队曹魏一方。随后，明帝拜渊为大司马，封乐浪公，持节、领郡如故。景初元年（237年），魏文帝分海、陆两条线路出兵辽东，却无功而返。景初二年（238年），明帝遣太尉司马懿率军四万讨之，一举结束了公孙氏政权在辽东半个多世纪的统治。

公孙渊原本有无反叛之心，尚不可知，然从史料中可窥探其周旋于魏吴间的个中原因。公孙渊交通孙吴与当时的局势有一定的关系。此时，魏强吴弱，公孙氏继续臣服曹魏，亦免不了被曹魏征伐的结局。故公孙渊一改倾向曹魏的传统，主动遣使同孙吴交往，意在提高同曹魏的外交地位。《三国志・公孙度传》 载：“渊遣使南通孙权，往来赂遗。权遣使张弥、许晏等，赍金玉珍宝，立渊为燕王。”可知，公孙渊同孙吴往来交通，孙权立渊为燕王。而公孙渊并未因燕王之位屈服孙吴，也未与之联合共击曹魏。《三国志・公孙度传》载：“渊亦恐权远不可恃，且贪货物，诱致其使，悉斩送弥、晏等首。”

在魏吴两大阵营中，公孙渊将双方均置于敌对状态，免不了被双方歼灭的危险。若站队一方，或可得之庇护。此时公孙渊为避免被明帝征伐，南通孙吴，往来赂遗，可以视为时局所迫。然而，公孙渊交通孙吴已冒犯曹魏，随后斩杀使者张弥、许晏等，又对孙吴表露其决绝态度，实则与双方为敌。无论其旨在讨好曹魏，亦是提高同曹魏之外交地位，明帝已对其心怀芥蒂。公孙渊知晓与曹魏对立的后果，尽管斩杀吴使，最终还是免不了被征讨的结局。

公孙氏政权疆域图

《三国志・明帝纪》载：“初，权遣使浮海与高句丽通，欲袭辽东。遣幽州刺史毌丘俭率诸军及鲜卑、乌丸屯辽东南界，玺书征公孙渊。渊发兵反，俭进军讨之，会连雨十日，辽水大涨，诏俭引军还右北平。”《说文解字注》 云：“征，召也。……行于微而闻违者即征之。”后引申为征伐。故“征”当有两种解释：一为“感召、征召” 之意；另可释为“征伐”。若此时明帝征兵公孙渊，公孙渊当出兵与之共击孙权，以免孙权袭之辽东。然公孙渊却于此时发兵反，毌丘俭进兵讨之。

此时明帝似有意征伐辽东公孙氏，以致公孙渊发兵反。此外，在 《三国志・公孙度传》 注引《吴书》载渊表权曰：“今魏家不能采录忠善，褒功臣之后，乃令谗讹得行其志，听幽州刺史、东莱太守诳误之言，猥兴州兵，图害臣郡。臣不负魏，而魏绝之。”显然，此时曹魏应有意兴兵辽东征伐公孙氏，致使公孙渊引兵反。明帝此次出兵以失败告终，于不久之后，又继续征讨辽东公孙氏。此时，辽东公孙氏自知与曹魏之关系已无法挽回，随后 “渊遂自立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节，假鲜卑单于玺，封拜边民。诱呼鲜卑，侵扰北方”。景初二年（238年），明帝遣太尉司马懿征公孙渊，一举歼灭辽东公孙氏政权。

辽东公孙氏政权虽仅存半个世纪，却与曹魏政权息息相关。作为边陲一隅的地方政权，公孙度虽有称王之言，却终无称王之实。政权前期，采取据境自保、“威行海外” 等措施，实质上减少了曹魏政权的外部威胁，为其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公孙康时期，斩杀袁尚、袁熙及速仆丸等，旨在缓和同曹魏之关系，意欲得到曹魏之庇护。公孙恭时期，与曹魏相安无事。值得一提的是，公孙康、公孙恭缓和同曹魏之关系，客观上促使曹魏政权更加稳固。政权末期，公孙渊在魏吴间权衡，交通孙吴又讨好曹魏，与当时局势不无关系，公孙渊南通孙吴，旨在提高同曹魏之外交地位，实则加快了曹魏一统北方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