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8号那天，国民党那边的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和保安司令朱占奎，带着他的人马投降了。后来呢，他就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冀中军区独立第一支队的支队长。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三年，到了1951年11月，朱占奎竟因过去的事情突然被抓了起来，接着就被判了无期徒刑，直接送进了保定监狱。
朱占奎在牢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就给当时管大事的副总参谋长聂荣臻写了封信：
信寄出去以后，就像扔进了深不见底的大海，一点回音都没有。
聂荣臻在后来的回忆录里，确实特别提到了朱占奎的事儿，还有那封信。不过呢，他一看到“朱占奎”这三个字，脑海里就浮现出这家伙以前的那些破事儿，于是干脆就没搭理。
在聂荣臻的回忆里，他聊到了朱占奎这人，说他历史上老改换门庭。抗战那会儿，他投了日伪军，到了解放战争，他又倒向了国民党那边，真的是坏事干尽。就因为这些，聂荣臻后来压根儿没再搭理朱占奎的事儿。
“这家伙现在改造得咋样了，真好奇呢？”
朱占奎老年时写了本回忆录，书名叫《我的走弯路和重回正轨》，这本书被发表在了天津文史的资料里。
哎，说起来聂荣臻提到过的朱占奎，他历史上可不止一回变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朱占奎——抗日游击队的建立】
聂荣臻元帅这辈子革命了几十年，抗战那会儿，他当过晋察冀军区的头儿。那时候，冀中军区就像是晋察冀军区下面的一个小分队。聊起那段打仗的日子，聂荣臻元帅特别有感触地说：
聊起改造冀中那些五花八门的队伍时，有个人不得不说一下。
聂荣臻元帅提到的那个“值得一提”的人，其实就是朱占奎。不过啊，因为资料里记录得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写的是朱占奎，有的又叫朱占魁。
朱占奎是个地道的河南佬，他爷爷以前参加过义和团。虽说家里头穷，但爷爷那种实实在在的爱国心，深深地影响了朱占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军队占领了东北三省，接着他们把目标转向了华北。到了1933年1月份，日本军队动手攻打山海关了。
1935年7月，朱占奎接手了永清县保卫团团长的位子，他的驻地是龙虎庄。那时候，永清四区可不太平，主要是王治中和王建中两兄弟，还有赵润民和石金甫那帮人，他们斗得不可开交。王派和赵派都一门心思要把对方挤出这片地儿，都想在这片区域里当老大。
王派被殷汝耕搞的那个“自治运动”给带偏了，忙着在永清、安次、固安这些地方搞自己的“自治”。他们还跟天津的日本鬼子扯上了关系。反观赵派，因为里面都是些开明士绅、知识分子，特别看不惯王派那帮子人投敌卖国的做法。朱占奎呢，他小时候就被爷爷教育要爱国，看到这种情况，他立马站到了赵派那边，跟王派对着干。
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后，华北那边的情况越来越糟。王派那边有日伪撑腰，而朱占奎手下的保卫团，连长副连长啥的，总共就3把枪，哪打得过日本鬼子啊。赵润民、石金甫和朱占奎他们几个一合计，觉得还是得找国民党帮忙才行。
那时候，永清县里有国民党河北第五专署的专员张汉权，他还兼任前敌执法官。张汉权啊，早在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前，就被国民党河北省的主席冯治安给任命为安次县的县长了。这家伙，既有一颗爱国心，军事头脑也相当灵光。他一带头，永清和安次这两个县，抗日战争都搞得有声有色。
1937年8月初，朱占奎让手下人去找张汉权。结果，张汉权当天就派人来请朱占奎去永清县。两人一见面就特别投缘，张汉权二话不说，立马写了张任命书，让朱占奎当上了“安次抗日游击队长”。有了这个正当名义，朱占奎立马赶回龙虎庄，招呼四周的乡亲们加入游击队。因为大伙儿都恨透了日本鬼子，所以老百姓们都很积极。没多久，朱占奎就拉起了一支不小的队伍。
8月18号那天，朱占奎带着安次县头一支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了，队伍里总共有30个人，分成了3个班。手里头能用的武器，就只有8条枪。
在张汉权的带领下，朱占奎那30人的小游击队，愣是打出了让人惊叹的效果。
1937年8月19日早上9点，朱占奎把游击队员们喊到永清文庙大门口，一块儿商量怎么破坏平津铁路，挡住日本鬼子来支援。因为游击队以前从没打过仗，朱占奎就派人进城做了个假铁轨的模型回来，教游击队员们怎么拆铁轨。
虽说游击队员们事先准备得挺周全，斗志也旺盛，可他们还是没想到这次任务这么难。主要是缺了些必要的家伙什儿，导致拆铁轨比想象中费劲多了。刚拔掉两根道钉，扳手和撬棍就弯得不成样了。就在这时，远处火车的笛声响起，一列从天津那边飞驰而来的火车眼看就要到了。
着急的时候，朱占奎赶紧搬了块大石头搁铁轨上，又叫战士们拔了一大堆草盖在石头上。眼看情况紧急，他赶紧喊战士们：“快撤！”
“咚”的一声响。
战士们刚一溜烟儿跑远，身后就轰隆一声巨响，回头一看，火车头带着后面四节车厢整个儿翻了个底朝天，里头传来日本兵乱糟糟的哭爹喊娘声。这才知道，这列车是往西北前线送骑兵去的。
打完这场仗后，朱占奎一下子就出名了。
【两次叛变钉上历史耻辱柱】
华北那边的抗战局势越来越紧张，朱占奎在永清、安次这些地方也混不下去了。就在游击队快撑不住的时候，朱占奎得知了一个挺不错的消息。
1937年10月14号那天，国民党东北军53军的691团团长吕正操，在晋县小樵镇开了个会。会上他决定带着手下的人马离开东北军，改头换面成立冀中抗日人民自卫军。他还打算在每个部队里都建党组织，好让这些队伍都听共产党的指挥。吕正操带着的这支自卫军，后来人越来越多，势力也越来越大。
朱占奎干脆带着队伍去找吕正操，吕正操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后，立马决定把朱占奎的队伍改为人民自卫军第三团第一营，并让朱占奎当营长。到了1938年2月，朱占奎就带着这第一营的兄弟们，又改组成了人民自卫军北上抗日先锋队，一路北上到大清河北，开始抗日斗争。
1938年5月份，晋察冀军区下了命令，吕正操带着的人民自卫军，还有河北游击军这些冀中的抗日队伍，全都合并成了八路军第三纵队，同时还建了冀中军区。朱占奎带着队伍在太清河北面打下了块地盘，然后按照军区的指示，成立了冀中军区的第五军分区。朱占奎呢，他先是做了八路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的司令员，后来又当上了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的司令员。
晋察冀军区搞了个大调整，之后冀中军区的第五军分区就变成了第十军分区。朱占奎呢，他就当上了这个新第十军分区的头儿，司令员。
要是朱占奎一直按规矩来，说不定他能成为个抗日的大英雄。但可惜啊，最后他还是走了弯路，选错了道儿。
当正面战场慢慢变成僵持状态时，日伪军开始更猛烈地围攻八路军的敌后根据地。冀中根据地因为位置特殊，就成了日伪军的主要攻击目标。特别是他们搞的“五一大扫荡”，给冀中根据地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1941年11月27号那天，日本军的第163联队把河北省清苑县的大李各庄给围了个水泄不通，朱占奎就是在那一场战斗中不幸被抓了。
战后，日军第163联队的头儿上坂胜在军事法庭上招了供。他说：
我带着步兵163联队把河北省清苑县的大李各庄给围了。第三大队一进村，就派了五个侦察兵，头儿是个上等兵。他们瞅见一家院子门没关，就溜进去了，结果里头突然开枪，他们立马就还击了。两边对射了一会儿，里面就没动静了。侦察兵们赶紧冲进去，逮住了三个八路军。把这三人带回大队部一审，才知道里头有个大人物，是八路军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的司令员，朱占魁（朱占奎）将军。
上坂胜说，他们这次行动抓到了35个俘虏，里头就有朱占奎，还打死了50名八路军战士，抢走了大约60把枪。
日军抓到朱占奎后乐开了花，上坂胜立马就把他送到了日军第110师团司令部。后来，连日军的高层指挥官都亲自见了他。日军心里打的算盘是，想用朱占奎来对冀中革命根据地进行思想攻势。
虽然大多数人在被抓住后都挺有骨气的，但朱占奎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
何天义，这位长期钻研党史的专家，曾深度访谈过不少在石家庄战俘营里熬过日军囚禁岁月的幸存者。聊到朱占奎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比如说，冀中十分区的头儿朱占魁被抓后，他胆小怕事，竟然投靠了日军。这时候，王铭三、赵玉英他们就号召大家别理他，孤立他。但是，跟朱占魁一起被抓的冀中军区供给部的政委王文波，他是个硬骨头，死活都不屈服，大家就琢磨着怎么救他，怎么照顾他。还有啊，女战俘要被敌人欺负的时候，王铭三他们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保护。反过来，王铭三被关进地牢，王文波还有总班长李文田他们也是想尽办法去救他。
虽然大家对于朱占奎在战俘营里有没有背叛还有不同说法，但他在里面的表现，看起来没有像其他被抓的革命战士那么硬气，这点好像是明摆着的。
大家对朱占奎是否在战俘营里背叛过有疑惑，主要是因为他后来居然从战俘营里逃跑了。
日军在一本叫《华北治安战》的书里头说了这么件事儿：
日军那个方面军原本打算让朱占魁在冀中地区搞政治工作，可没想到，在1942年5月28日，他被护送的时候，在望都那边给溜了。
朱占奎在半路上，趁着从北平被押送到保定的火车行驶时，一跃而下逃走了。这样一来，日军原本打算拿他做文章的小算盘就泡汤了。在后来的日军文字记录里，他们提起朱占奎逃跑这事儿，满满都是遗憾，直说：
说白了，想让那些铁了心的共产党员改变立场背叛组织，那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从这份记录瞅着，朱占奎好像又没背叛。
朱占奎溜之大吉后，直接奔回了晋察冀那块地儿，找聂荣臻说了说自己怎么逃出来的那些事儿。
在聂荣臻的回忆录里头，他是这样说起这件事的：
有一天，他突然跑到寨北的军区驻地来找我。他说，他是在敌人押送时，从火车上跳下来的。他讲得那叫一个精彩，越往后说越离奇，让人听着感觉不太靠谱。他说自己怎么在日本人的公堂上大闹一场，怎么识破了日本人的美人计，把日本人耍得团团转。我对他说的这些半信半疑。看他后来的表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里头，直白地说了他心里头的一个疑惑，他觉得朱占奎可能是日本人故意放回来的。
琢磨了好久，聂荣臻决定不让朱占奎直接回根据地，而是让他在寨北多留意了一段时间。到了1943年，聂荣臻返回延安时，也带上了朱占奎。原本打算好好查一查这事儿，可遗憾的是，延安那边对这事儿最终也没给个明确的说法。
1945年8月份，朱占奎被调到八路军热河纵队，当上了独立第一旅的副旅长。到了第二年1月，他又被任命为八路军冀东军区第14军分区的副司令员。
聂荣臻对他早有疑虑，事实证明他的直觉挺准，这家伙在1946年9月又背叛了大家。
1946年秋天10月份，朱占奎当上了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的司令长官部的少将参议。就这么一直到解放战争快打完的时候，朱占奎带着他的部队选择了投降。
【30年后又获平反】
关于朱占奎抗战时是不是叛变投了敌，大家的说法都不一样。
有人说，朱占奎在1941年11月27日被日军第110师团给包围了，原因可能是队伍里混进了日伪军的奸细。
那时候，冀中军区的第十军分区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点头，前往平西找肖克挺进军领导。有次，朱占奎在雄县查看工作时，不小心被队伍里藏着的一个特务给告发了。日军那边，第110师团的第163联队一个中队，一接到消息就立马行动了。他们又是放火又是熏烟，折腾了一番后，把藏在地道里的朱占奎给抓住了。
朱占奎被抓后，周彪火急火燎地被召回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当上了司令员。没多久，日伪军就对冀中军区来了个“五一大搜捕”。周彪带着第十军分区的队伍，白天躲起来，晚上才出来行动，到处转移，就是想躲开敌人的搜捕。可他奇怪的是，不管队伍怎么小心隐蔽地走，敌人好像总能提前知道。这让他心里犯了嘀咕，开始怀疑队伍里是不是有内鬼。
政治部主任方国南经过一番仔细调查，察觉到政治部里有个机要秘书很可疑。他顺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最后成功揪出了藏在队伍里的一个四人敌特小组。
后来一审问才明白，日伪军老早就想往根据地里渗透。他们让那些特务装成爱国的知识青年，骗八路军收下他们，好给他们当间谍传情报。朱占奎之前的行踪，就是这些家伙告诉敌人的。
虽然成功抓获了那帮敌特破坏分子，但方国南心里还是后怕得很。要是没早点把他们揪出来，我军说不定会吃更大的亏。
还有种说法是，朱占奎是因为被队伍里藏着的敌方特务劝降，才决定背叛的。
1949年9月，新中国头一回政治协商大会在北平开了。那时候，华北军区冀鲁豫军区的205师师长刘秉彦去了北京饭店，结果巧了，他发现饭店里站在柜台的那个经理马学刚，竟然是个藏着的特务。后来有一天，刘秉彦跟华北军区作战处的处长唐永健聊起这事儿，他还特地指出来说：
朱占奎那两次投靠敌人，全都是那个姓马的在后面捣的鬼。
后来，那位马经理被抓了，他老老实实承认了自己干的坏事。
还有好多资料显示，朱占奎他虽然不是在红军时期一步步升上来的高级将领，但被日军抓住后，在牢房里他表现得特别有骨气。后来好不容易逃回延安，又因为被审查了好几次，朱占奎心里头一度很郁闷，甚至有点想不开。
他得到了少将军衔，可平时很少见他穿军装，而且老是给我这个上校敬礼，尽管我只是上校。他话不多，显得有些憨厚，是个实实在在的老实人。我们一直对他很好，但他还是想回家。
平津战役打响之前，朱占奎带着他的人马又来投降了。听说他本来打算先把陈恭澍抓起来，好当做见面礼送给我军，但陈恭澍一直对他心有戒备，所以这主意最后没能得逞。
新中国成立后，朱占奎由于在打仗那会儿选择了站到敌人那边，被判了终身监禁。
聂荣臻在回忆往事时，是这样直白地评价朱占奎的两次变节行为的：
朱占奎的事儿给咱们提了个醒，死守着老一套不放，还想在政治上捞好处，到最后啊，只能是把自己给搭进去。
反正呢，朱占奎那两次投靠敌人的事儿，确实给他自己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要是他能挺过那些难关，不背叛，那他的人生路肯定走得更高更远。你看，后来接替朱占奎位置的周彪，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了中将。还有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的政委帅荣，后来也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朱占奎在抗战那会儿，打鬼子可不含糊，特别是在他当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司令那会儿，老百姓里传着这么一句话：
朱能战斗，遇事会变通，老孟胃口好，能吃大碗饭。
说起来，十分区的朱占魁司令员那可是打仗的一把好手，二分区的于权伸司令呢，特别擅长跟日寇斗智斗勇，绕圈子。四分区的孟庆山司令员，个子高大威猛，饭量也是大得惊人。
朱占奎啊，他可不是在红军那时候历练出来的将领，他身上那股军阀味儿挺重。跟共产党人为革命豁出命去的精神比起来，朱占奎满心满眼都是眼前的那点小利益，干啥都先想着自个儿。1941年的时候，冀中军区派了马本斋带着回民支队到十分区那边执行任务，朱占奎倒好，愣是一兵一卒都不派去帮忙，结果回民支队吃了大亏，伤亡惨重，两队人还因此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吕正操大人亲自出面，这才把两边的矛盾给摆平了。
在大家看来，朱占奎一点也不像个八路军干部，反倒更像是个满身匪气的老兵油子。
朱占奎因为自己身上的一些不足，后来不幸被日军俘虏，逃回来后，大家对他失去了信任。他对此很反感接受审查和再教育。结果，他在这条错误的路上越走越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