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初，北伐战争在天市桥、贺胜桥等关键战役后，形势一片大好。
北伐军势如破竹，席卷半壁江山。
在苏援背景下，同为国民革命军序列的冯玉祥控制甘肃、陕西，而山西的阎锡山见北伐军节节胜利，也表达了加入国民革命军的意向。
彼时，北伐军的敌人吴佩孚兵败后逃往河南，与张学良的援军会合；孙传芳则和张宗昌退守长江以北。
然而，就在全国胜利曙光初现之时，北伐总司令蒋介石却突然倒戈。
蒋介石强行东进浙江、上海，其目的是寻求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以及江浙买办财阀的投资，试图摆脱对苏联资金和军备的依赖。
1927年4月，蒋介石以血腥屠杀作为投名状，获取反动势力支持。
蒋介石的叛变使武汉方面的北伐军陷入两难境地：是继续北伐打击北洋军阀残余势力，还是顺长江而下讨伐蒋介石。
武汉内部产生了激烈争议。
“东征讨蒋派”认为蒋介石刚刚叛变，内部人心不稳，应趁其立足未稳，一举平定；
而且江浙地区是财税重地，若让蒋介石获取资金，稳定发展，日后将难以消灭。
“继续北伐派”则担忧，此时武汉和南京兵力相当，东征讨蒋必然要出动重兵，导致湖北空虚，河南的吴佩孚、张作霖联军会趁机南下，进而使全局崩坏。
战略抉择与实施困境苏联顾问鲍罗廷提出联合作战方案：武汉军队北上，冯玉祥东出，阎锡山抄截敌后，共同打败吴佩孚和张作霖。
这一方案存在三种可能结果：
最好情况是一路推进到北京、张家口，接通内蒙，获得苏联军备接济；
其次是虽推不到北京，但可联合冯玉祥往西北发展，通过新疆、宁夏接通苏联；
最差情况是形成僵持局面，也要把冯玉祥部队从关东地区接出来，让其30万部队顶在河南，确保武汉部队北面无忧，撤回武汉休整后再策划东征讨蒋。
武汉方面与冯玉祥、阎锡山约定，武汉部队沿京汉铁路北上攻击，冯玉祥出陇海路，阎锡山出正太路。
但实际战况不如预期，以第四军为核心的北伐军虽消灭了河南敌军主力，自身也伤亡万余人。
冯玉祥
冯玉祥部队在武汉北伐军击破敌军主力后才东出，仅损失约400人，阎锡山更是根本未出兵。
武汉部队因伤亡惨重无力再北上，只能退回武汉休整，河南地区只能交由冯玉祥应对张作霖的压力。
蒋介石方面，其战略重点不在军事进攻武汉，而是试图在经济上困死武汉政府。
他陈兵安庆，借助长江天险和重兵防守，使武汉方面难以突破；
又求助于英美等帝国主义，由于武汉政府与苏联合作，政策偏向苏联，且收回汉口英租界等举动，激怒了英美等国，他们与蒋介石联合对武汉实施经济封锁。
外商撤离，银行运走储备金银，长江航道被英美军舰封锁，切断了武汉对外货运贸易。武汉经济陷入萧条，物价飞涨，商业倒闭，工人失业，政府税收锐减。
蒋介石还通过政治手段切断武汉政府的外援。
他联络桂系和李济深，使两广虽非其直接地盘，但听从其节制，阻断了苏联从海路增援武汉政府的物资通道。
战略失败与历史反思苏联顾问鲍罗廷面对武汉经济困境，再次提出战略退却，联合冯玉祥退守西北，接通苏联。
但计划尚在讨论时，冯玉祥就被蒋介石用金钱攻势拉拢。
蒋介石看到冯玉祥部队“穷”的弱点，用大把钞票结交冯玉祥手下，邀请其亲信到南京观光，还每月给冯玉祥200万军饷。
缺钱的冯玉祥倒向蒋介石，致使河南、陕西等北上通道彻底封闭，鲍罗廷的战略失去实施可能。
蒋介石
从军事角度看，武汉虽地处天下之中，却也是四战之地。
困守两湖的武汉政府，如棋子被封闭气孔，急需开辟新出路。
北上因冯玉祥倒戈不可行，西进入川受天险阻隔，东征胜负难料，南下打通广东，重建大本营，接通苏联援助路线看似是最佳选择。
但武汉方面由于内部因素和莫斯科方面的影响，未能实施这一战略。
莫斯科方面因信息偏差，认为北伐军虽遇困难，但仍控制两湖、江西等广阔区域，若采用苏联成功模式，足以发展壮大夺取胜利，认为南下是退缩之举。
然而，历史证明莫斯科对中国战略形势的判断缺乏符合中国本土实际的细节与信息，充满误判。
多种因素交织，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
这一失败并非单纯军事原因，信息缺失与错漏导致对形势误判和决策失误，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成为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惨痛教训；
也为后续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反面经验，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入地思考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自身的革命道路。
文本来源 @沙盘上的战争 的视频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