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族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勇武善战，迅速建立起金国，一举灭掉北宋，掠夺了巨额财富。

然而，曾经锐不可当的金军，在与南宋十几年的拉锯战中，逐渐被安逸富裕的生活所腐化，开始了封建循环，女真人被蒙古灭国。

反观南宋，却比金国多存在了四十多年。宋朝整体民生水平高，人民比较富裕，但宋朝一共发生过400多起农民起义，又是为何？

从秦朝到清朝，几乎所有王朝的中后期都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按照传统认知，新王朝建立初期，往往会经历彻底的洗牌，再加上战乱导致人口锐减，统治者能够较为轻松地实现均田制，让农民耕者有其田。

但随着时间推移，人口增多，土地兼并现象愈发严重，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税收被层层盘剥，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流寇，底层人民的共同诉求激发了强大的组织能力，最终导致王朝的崩溃，开启新的历史循环。

按照这套逻辑，农民起义的数量可以精准反映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矛盾的尖锐程度，起义频繁的时期，农民生活必定苦不堪言。

这套逻辑在宋朝却并不适用。宋朝虽然拥有历朝历代最多的农民起义，但却是唯一一个没有发生全国性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朝代。

即便在南宋苦苦抵抗蒙古大军、国家重税、财政几近崩溃的最后 50 年里，农民起义的频率反而降至两宋 300 年来的最低值。

与其他朝代末期农民起义规模不断扩大不同，两宋在各自末期都出现了农民起义越来越少的奇特现象，仿佛国家越是艰难，穷苦大众反而越能体谅国家，减少闹事。

要理解宋朝农民起义的反常数据，我们必须深入底层人民的视角，将目光拉回到宋朝之前的五代十国。

当时混权力更迭如走马灯一般频繁，只要手握重兵，谁都有机会登上天子之位。在农民军和基层将领眼中，谁当皇帝都无所谓。

赵匡胤通过兵变上台，缺乏足够的正义性和不可替代性。如果自身利益得不到满足，背叛他也并非难事。

赵匡胤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压制武将和其他武装势力。而在一个农业国，皇帝能做的就是满足统治集团对土地的渴望，放任旧贵族集团兼并土地，地主在朝廷的包庇下肆意兼并土地，驱赶农民，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农民起义的规模和数量在建国之初就非常庞大。

宋朝很快就出台了应对农民起义的策略。为了瓦解农民军队的意志，宋朝统治者为他们提供了一条体面的出路：将常年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底层农民招募为士兵，通过扩大编制吸引上层农民进入政权，分化瓦解农民的斗争力量。

但军区容纳能力有限，无法安置所有流民，于是宋朝统治者又采取了不重农而重商的政策。既然农民流离失所，交不起地租和人头税，那就放开管制，允许他们进入城镇作坊从事生产，政府则从商品贸易和运输中获取税收，弥补财政亏空。

这一举措让部分农民拥有了选择权，可以进城打工，发达的工商业也迫使地主放松对佃农的勒索，转而注重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生产水平的提升。

此外，宋朝基层政府对农民起义的记录和处理方式也与其他朝代不同。

其他朝代的基层官员为了粉饰政绩，往往瞒报或不报小规模民变，而宋朝基层政府却会详细记录每一场农民起义，甚至夸大规模，以此向中央索取更多的安置费，借机中饱私囊。

这也使得宋朝的农民起义逐渐演变成一种以被招安为目的的行动，形式上与现代的游行示威相似。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宋朝搞农民起义是一条快速进入编制的捷径，起义反而成为了一桩风险不高但收益可观的 “生意”。

由于宋朝在立国之初就将工商皆本视为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的重要手段，手工业和运输业在一百多年的自由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乡镇为单位的作坊和集市。

远洋贸易的兴起更是让宋朝的财富总量实现了实质性增长，船只载着巨量货物驶向更远的地方，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贸易明确了财富的回报率，日本、东南亚、阿拉伯以及欧洲的广阔市场需求，极大地刺激了南宋生产力的进步，资本第一次独立走上了自发性逐利扩大再生产的道路。

1069年王安石就敏锐地意识到，社会总财富并非仅受耕地影响，手工业和商业同样能够增加社会财富。他在向皇帝的奏疏中提出，最好的富国之路是依靠天下劳动力从事生产制造，相互交换，实现经济发展，政府应鼓励积极开源，而非消极节流，要主动寻求发展。这是中国古代第一次大规模地认识到手工业和商业对生活的改善作用。

一个世纪后，经历了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北方居民南迁等一系列事件后，南宋的经济发展迎来了黄金时期。

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齐头并进，江淮地区的城镇呈现出适应商业发展的精细化分工，原本单一的农业乡村逐渐分化出负责生产、运输和出口的城镇。

长江两岸的鄂州、扬州和深州，挤满了前来收货换货的小贩，这些小船又汇集到东南沿海的港口型城市泉州、广州，这里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型远洋商船。

南宋朝廷针对商船收取的市舶税收入连年增长，成为这个时代中国从大陆走向海洋的重要标志。宋朝开启了自己的大航海时代，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广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中华大地第一次展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倾向。

特别是宋室南渡后，财政紧张使得朝廷更加依赖外贸，泉州成为世界第一大港。

与此同时，煤炭采掘业在宋代正式进入规模作业时代，能源革命让宋朝在冶铁、铸钱、制陶等行业达到了此后数百年都难以企及的规模。

13 世纪的宋朝铁产量达到每年 9 万吨，是 1640 年工业革命前夕英格兰和威尔士产量的三倍。种种迹象表明，南宋似乎已经孕育出了资本主义萌芽，做好了向商业革命冲刺的准备。

然而，蒙古人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切。在蒙古军队的三面围攻下，财政吃紧的南宋朝廷不得不杀鸡取卵，对越来越多的行业征收重税，后期甚至将部分行业转为官府垄断经营，榨干了商人的最后一点油水。

而蒙古人在摧毁商业贸易体系方面手段更加直接残暴，他们毫无顾忌地屠戮南方汉民，在四川地区，蒙军攻陷成都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城，城中尸骸不下 140 万，城外乡村荒无人烟。

元朝建立 20 年后，四川人口仍不到南宋嘉定年间的十分之一，这仅仅是蒙古屠城的一个缩影。从蒙古扩张到南宋灭亡的半个世纪里，汉人人口锐减 5000 万，中华大地总人口腰斩一半不止。

尽管元朝依然不抑制商业，甚至鼓励发展海洋贸易，但丧失了人口基数优势，中国南方地区再也无法重现南宋时期的繁华乡镇集市。

除了蒙古人的入侵，宋朝未能进入工业时代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东亚的自然环境。中华大地存在着几个面积广阔、适宜农耕且相互联系的大平原，这使得长期以来存在一个统一且强大的皇权体系，任何其他政治力量都难以动摇皇权的垄断地位。

从宋朝往后，商人买官鬻爵、官商勾结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本质上，商人想要传承财富，只能通过投资土地、与官僚阶级合作，融入皇权主导的封建体系，成为传统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无法创造新的社会阶层。

如果执意拓展资本和实力，就只能向海外扩张，但在皇权的迁界、禁海令和扫荡倭寇等政策的强力压制下，他们难以发展成足以撼动皇权的规模。

进入工业时代的必要条件是资产阶级直接掌权。在地理优势造就的超强皇权面前，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难度远远高于小国林立、皇权衰微的欧洲。

在皇权体系不变的情况下，发展工商业会导致国家上下利益分裂，商人文臣可能因商业利益削弱国家力量，最终导致亡国。

强大的皇权下，重农抑商政策带来了政治的相对稳定和百姓的相对安宁，但也严重削弱了变革的动力。

文明的发展如同生命的演化，充满了无数的偶然因素，没有固定的模板和必然的规律。

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下一个决定命运的瞬间离我们还有多远，我们无从知晓。当我们阅读历史时，史书上的数据和故事就像一个万花筒，换个角度，便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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