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1月，在肯尼迪派出泰勒考察团前往越南考察后，国务院的文官们大多赞成扩大对越军援，但反对派遣战斗部队。

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国务卿腊斯克。

腊斯克在40和50年代之交，是对待中国问题上的有名的强硬派。但也许正是在中国问题上的经验，使他怀疑大力支撑腐败无能的吴庭艳政权能否奏效，并且比较担心美军大规模卷入可能带来的危险。

戴维・哈尔伯斯坦曾评论说：整个60年代，美国高层决策者中，对于进兵南越最不起劲的是腊斯克。

11月1日，他在访问日本期间得知泰勒的出兵建议后，立即致电国务院，告诫说美国不应把新的大笔赌注，押在一匹看来要输掉的赛马上。他要求特别注意一个关键问题，即吴庭艳是否愿意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他说，如果吴不改革，区区数千美军就不可能扭转局势。

此外，泰勒调查团中的国务院成员、国务院越南问题特别工作组组长斯特林・科特雷尔也对派遣地面部队提出了异议。不过，他和腊斯克都赞成实行泰勒调查团提出的其他军事干涉措施。

行政当局内，还出现了谋求政治解决的主张。这种主张首先来自副国务卿切斯特・鲍尔斯。

鲍尔斯是个对美国战后干涉主义政策不满的民主党自由派政治家。他曾从道义立场出发反对猪湾入侵计划，这使他在政府内处于事实上被孤立和被蔑视的境地。

10月初，他向腊斯克提出一份报告，提议建立一个包括南越在内的东南亚中立带，由美、英、法、苏、中、印等国予以保障。他希望用这个办法实现南越停火，并使南北两方持久地、和平地并存。他认为，除非及早实现政治解决，否则美国将面临要么大量出兵以致冲突恶性升级、要么仓皇退出越南的选择。然而，用他的话说，这一意见在国务院内引起的反应是“相当否定的”。

11月初，在决策者们讨论泰勒调查团建议期间，他又上书肯尼迪本人，主张后者与即将访美的尼赫鲁商谈建立东南亚中立带。

政治解决的另一名倡导者是主持谈判老挝问题的哈里曼。11月中旬，他向肯尼迪提出了一套方案，要义为通过美、苏、中、法及越南南北两方的多边会谈实现南越停火，并修改1954年日内瓦协议，使越南的分裂合法化和持久化，美国逐步减少对越军援和军事顾问。他强调，他的目的是避免充满危险的美国大规模军事干涉，同时阻止共产党人控制南越。

在行政当局内存在上述三种意见的情况下，肯尼迪作何选择？

约翰・菲茨杰尔德・肯尼迪

首先，他断然排除了政治解决。他一再强调，继老挝之后再在越南尝试政治解决，只会严重动摇东南亚各政权的意志，并使美国在柏林和老挝问题上，无法从有利地位出发同共产党人打交道。

在他看来，鲍尔斯的建议只是进一步证明了这位自由派人士的软弱和天真。11月底，鲍尔斯终于被贬为名副其实的圈外人物——“亚非拉事务巡回大使”, 1962年底又改任驻印度大使。

哈里曼在政府内的权势和威望虽然甚于鲍尔斯，但其建议亦未得到理睬。

派遣战斗部队亦非肯尼迪所愿，尽管这一点起初不很明确。他一方面指定“鹰派”人物泰勒和罗斯托主持调查团，并将出兵规定为考虑的选择之一，另一方面却对该团启程前，华盛顿盛传政府打算出兵感到不安，说这一选择被强调得过分了。

调查团正式提出报告后，肯尼迪的态度愈益明朗。泰勒的印象是：总统“本能地”反对派遭美国战斗部队。

肯尼迪当时基本上倾向于腊斯克和卡特雷尔的看法。

鉴于刺激北越大规模参战的风险，加上柏林紧张局势的牵制，争取盟国支持的困难，以及美国现役兵员的不足，他更是不愿向南越派遣战斗部队。此外，对于导致老挝和谈破裂的担心和来自国会的反对也促使他比较慎重，11月15日，肯尼迪正式决定立即实施泰勒调查团，除派遣战斗部队以外的建议。

这个决定事实上确立了美国此后近三年的越南政策：用美国战斗部队以外的军事手段，特别是美国战斗支援部队和数量急剧增加的军事顾问直接协助西贡政权作战，争取打败乃至消灭解放武装。

这是美国干涉的重大升级，也是导致美国政府在越南越陷越深，乃至无法自拔的关键步骤。

1961年结束时，美国在越军事人员已从肯尼迪就职时的875人增至3100余人，而到1963年肯尼迪遇刺身亡时，达到了16000多人。

另一方面，尽管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战斗部队始终未进入南越，但正如五角大楼文件的《纽约时报》编者所说，“支援部队”与“战斗部队”几乎只是官僚机构的一种文牍区分，在南越战场上很难说有什么根本不同。肯尼迪自己也吞吞吐吐地承认，在遭到攻击时美国支援部队照例予以回击，尽管它们不是“一般所理解的”那种战斗部队。

在行政当局围绕泰勒调查团建议进行的讨论中，派遣战斗部队的问题显得极为突出，以致最后采取的那些干涉措施，及其可能的后果未得到认真研究。但是，这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证明美国深陷于越南是决策者粗心大意、考虑不周的结果。

据罗斯托回忆，肯尼迪在作出决定时说，即将实施的措施很可能不能奏效，美国或许将因此轰炸北越。泰勒的回忆则表明，肯尼迪没有排除今后派遣美国战斗部队的可能性。

其实，关键因素是美国的政策目标。只要目标不改变，干涉就难免升级。

1961年12月，两个美国武装直升机连由军舰载往南越。紧接着，其他支援部队亦进入南越参战。1962年12月底，驻越美国军人已达11326人。同年2月8日，泰勒调查团建议的准战区司令部——“驻越军援司令部”正式行使取权，泰勒多年的老部下保罗・哈金斯上将任军援司令。

与直接参战相应，在南越的美国战斗伤亡人数由1961年的14人激增至1962年的109人，1963年更增至489人。

一般把1965年以前美国在南越的作战努力称为“特种战争”。

美国直接参战并未导致美国与吴庭艳之间建立起彼此信任、真诚合作的关系。

吴氏兄弟很快对美国驻越军人急剧增加感到不满。特别是，对新来的成千上万美国人员，都需给予先前仅几百名美国顾问享有的“半外交特权地位”，这使他们感到这些无法控制的美国人是对自己统治地位的潜在威胁。到1963年初，吴氏兄弟已公开表示美国应减少驻越人员。

这反过来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强烈不满。

美吴矛盾的加深导致吴庭儒在1963年春同北越和民解秘密接触，以便试探“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他显然认为只要对美国人下逐客令，北越就很可能尊重吴氏兄弟在南越的统治地位。

吴庭儒

对于吴庭儒的这一举动，中央情报局驻西贡人员当时是了解的。

就在吴庭儒同北越和民解秘密接触后不久，南越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佛教徒抗议运动。

5月8日（释迦牟尼诞辰），顺化佛教徒举行示威游行，抗议一贯实行宗教歧视的政府下令禁用佛教旗幡。政府部队朝示威者开火，当场打死九人。这一事件使佛教徒数年来积累的怨怒骤然爆发。佛教徒抗议游行，迅速蔓延到西贡等大城市，而吴政权的高压政策有如火上浇油。

6月11日，西贡僧侣领袖精心安排了一桩震惊南越乃至世界的举动：一名70余岁的高僧在西方记者的摄影机前自焚，从而使抗议运动的政治影响达到了最大程度。此后三四个月里，又发生了六起僧尼自焚事件。

佛教徒的示威游行越来越频繁，吴政权的镇压行动亦有增无减。肯尼迪等人担心，这种形势将导致美国公众和国会要求美国退出越南，从而使之落于共产党人之手。

国内舆论是影响美国对越政策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1960年初，美国报界首次出现了对吴庭艳政权的揭露和批评，但当时影响还不大。从1962年起，新闻界、特别是年轻的驻越记者开始较多和较频繁地揭露南越局势的真相，并且批评美国政府在那里的政策。《纽约时报》的戴维・哈尔伯斯坦、合众社的尼尔・希恩、美联社的马尔科姆・布朗和《新闻周刊》的弗朗索瓦・萨利等，就是这些驻越记者中的佼佼者。

吴庭艳

他们当时还未怀疑或反对对越干涉本身，而是把批评的矛头集中指向扶吴政策，认为依靠吴庭艳必然导致美国在南越全盘失败。他们对美国舆论的影响逐渐增大。

另一方面，国会中也出现了批评的呼声。1961年底，参议员艾伦・埃德伦在访问西贡期间指出，美国援助造就了吴政权的腐败。其后，国会中对干涉政策，提出不同程度的疑问乃至明确主张退出越南的呼声逐渐高涨。

原来坚决支持吴庭艳的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在1962年去南越考察后，向肯尼迪提出报告，警告说美国干涉的前途非常危险。到1963年，国内部分舆论已使行政当局感到，要使公众无限期地支持在越南的军事卷入是困难的。

吴庭艳对佛教徒的血腥镇压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它第一次使相当广泛的公众深感吴政权之专制腐败，而美国政府由于支持这个政权遭到了空前强烈的批评，以致于肯尼迪要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如果因佛教徒事件而撤出南越，那么南越乃至整个东南亚就会崩溃。

因此可以说，美国要继续留在南越，吴庭艳的倒台是个先决条件。

问题还同军事形势相关。

1963年上半年，解放武装已明显地获得了战场主动权，特种战争开始迅速朝彻底失败的方向发展。一些美国高级官员断定，难以利用吴氏政权来有效地进行战争，更合适的工具是军人集团。罗斯托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他认为第三世界受援国的军方，比起文官集团是西方价值观念的更好的媒介，如果由军方执政，那将带来效率、统一和与援助国的更融洽的合作。

南越当然是罗斯托在这方面注意的要点。1963年5月，他向肯尼迪提议，吴庭艳今后可能被军方推翻，美国应准备在后者掌权时迅速予以支持。

8月21日凌晨，吴庭儒派武装特务部队和军警，野蛮袭击西贡主要佛教寺庙舍利寺，开枪打死僧侣30余名，并大肆亵渎寺中佛物。与此同时，顺化等地的佛教寺庙也遭到袭击。这一举动激起了空前猛烈的政治风潮，美吴矛盾也骤然激化。

在此情况下，南越政府军的一批高级将领组织起政变阴谋集团，首领为总统军事顾问、前陆军总司令杨文明，主要成员有武装部队正副参谋长陈文敦、黎文金等人。

8月23日，该集团成员与美方接触，要求美国支持或至少容忍政变。

8月24日，上述信息转达至华盛顿。经肯尼迪和腊斯克首肯，并征得已任参谋长会议主席的泰勒等人同意，国务院于当日发给新任驻越大使亨利・卡博特・洛奇电报指示。其基本内容是：争取吴庭艳摆脱吴庭儒及其爪牙，用“最佳军政人员”取而代之，如果不成，就有“面对吴庭艳自身不保的可能”。

亨利・卡博特・洛奇

电报要求大使馆紧急物色可取代吴庭艳的领导人，并且制订必要时实现替代吴的详细计划。此外，电报还指示洛奇向政变阴谋集团表示：如果吴庭艳不改弦易辙，美国将停止援助。这无异于鼓励后者发动政变。洛奇甚至希望走得更远。他回电建议径直告诉政变阴谋集团，吴庭艳本人的去留问题，完全由将军们自己决定。

这一修改意见得到华盛顿批准。

第二天，中央情报局人员奉洛奇之命，向政变阴谋集团作了美国将支持政变的表示。

然而，随后华盛顿方面却犹豫起来。首先反悔的是泰勒。他认为需要铲除的只是吴庭儒，麦克纳马拉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康同意他的看法。于是，形成了基本上以军方为一方和国务院为另一方的分歧。

在南越现场、洛奇和哈金斯的态度也完全相反，前者对政变成功的前景很乐观，强调应当动手，后者却认为政变难免失败。

8月29日，洛奇再次回电，说美国事实上已经致力于推翻吴庭艳政权，退回去必然严重损害南越军方对美国的尊敬；而且，只有推翻这个政权，才有可能赢得战争。他还警告说，南越的将军们，已经很不信任美国，继续犹豫将引起严重后果。

洛奇的电报对肯尼迪下决心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当即指示由哈金斯出面，向政变阴谋集团表示支持，同时授权洛奇可择时宣布中止对吴政权的援助。

然而，政变阴谋集团此时已对美国的态度不明朗感到失望，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南越负责人约翰・理查逊仍与吴庭儒保持密友关系。

杨文明遂亲自出面，要美国立即宣布停止对越经援，以此来证明不会出卖政变集团，但未能如愿。此种形势，加上西贡所在的第三军区态度不明，导致杨文明等人中止了政变阴谋。

政变阴谋的中止使美国政府面临三种选择：（1）接受吴氏兄弟统治的现状；（2）撤出南越；（3）等待、甚至促成新的政变阴谋。

第一种选择是肯尼迪的大多数高级幕僚所希望采取的。8月31日，在得到政变阴谋中止的消息后，腊斯克主持召开国家安委会会议讨论政策。他一反过去支持倒吴的立场，同麦克纳马拉、泰勒及副总统约翰逊等一起，主张迅速地同吴政权重修旧好。

与会的国务院中级官员、越南问题部际工作小组负责人保罗・凯坦伯格提出应撤出南越，理由是如果与吴政权共处，战争必输无疑，美国与其一年半载之内“被甩出越南”，不如现在体面地撤出。然而，退出越南对绝大多数决策者来说是不可设想的。腊斯克等人当场驳回了凯坦伯格的意见。

约翰・菲茨杰尔德・肯尼迪

与其幕僚不同，肯尼迪倾向于第三种选择。9月2日，在向全国播放的电视采访中，他重申不能退出越南，同时又说南越政府需要“改变人事”。9月14日，显然出于他的指示，国务院通知驻越使馆，对1850万美元的对越经援暂不作出决定。

三天后，白宫指示洛奇以美援为杠杆，设法显著削弱吴庭儒的影响。决定肯尼迪这些举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可能是吴庭儒，于8、9月间再次与北越接触，甚至公开加以宣扬。

为了在政府内部统一思想，肯尼迪派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去南越考察，以便用形势本身和洛奇的当面说服影响他们。这果然有效。麦克纳马拉和泰勒结束南越之行后提出报告，建议继续扣押对越经援，停止对吴庭儒的武装特务部队的援助，并在政变阴谋复起后与之建立联系。

约翰・菲茨杰尔德・肯尼迪

10月5日，肯尼迪批准了这些建议。同一天，一向受倒吴将领怀疑的理查逊被召回美国。

在美国行动的鼓励下，南越政变阴谋集团又活动起来，并于10月上旬取得了美国将给予支持的秘密保证。美国的态度，还有助于政变阴谋集团，争取那些尚不愿参与的高级将领。10月中下旬，第三军区司令投入政变集团，这对政变成功至关重要。

接着，政变集团施展谋略，使忠于吴氏的部队无法有效地干预政变，从而完成了政变的准备。

在政变阴谋加紧部署之时，华盛顿方面在哈金斯影响下又曾一度犹豫，甚至要洛奇准备劝阻之。但是，在洛奇的坚决反对下，白宫一方面指示洛奇，若政变前景预料不妙则努力劝阻，另一方面又把判断权完全赋予洛奇一人。

它同时强调，一旦政变开始，美国的利益是促其成功。

一位历史学家评论道：尽管肯尼迪有所摇摆，但他把事情交给坚决主张政变的洛奇掌管，他就保证了事情的结果。

在洛奇的鼓励下，政变终于在11月1日下午爆发。中央情报局西贡分站负责人卢西恩・科宁作为美国使馆的联络者，立即前往指挥中心，一直逗留到政变结束。他还带去了42000美元支付给政变部队。

11月2日凌晨，政变部队向总统府发动进攻，警卫部队很快缴械投降。吴氏兄弟在进攻发起前不久通过地道逃入堤岸市藏匿，几小时后被捕获，在前往政变指挥中心的装甲车里被枪杀。

肯尼迪鼓励和支持倒吴政变，显著加强了美国在南越的政治义务。

大致而言，继吴氏兄弟之后掌权的、历经更迭的南越各军人政权对美国的依赖性要大得多，而美国政府在心理上和政治上对扶持这些政权的责任感也更大。

其次，鼓励和支持倒吴政变是美国空前深入地插手西贡政治并取得成功的一次经历，它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更频繁、更直接地卷入西贡政治旋涡，从而促使它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把南越的事务变成美国的事务。

吴庭艳

最后，吴庭艳不止一次地阻碍了美国扩大军事干涉，但军人政权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却无条件地欢迎美国军事干涉升级，乐意将主要战争责任推到美国肩上，而不担忧美国成为南越的绝对主宰。

这种变化无疑促进了美国在南越越陷越深。被越南战争搞得焦头烂额的约翰逊总统后来不无理由地说，支持倒吴政变是美国所曾犯过的最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