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将军曾说：“毛主席起码比别人早看了50年！”

毛主席是世界公认的伟人，他的高瞻远瞩、明察秋毫，人人交手称赞。

毛主席生前，曾对高干子弟做出两大预言，二十年后竟全部应验。

1956年，毛主席在散步时，突然问身旁的卫士：“你感觉，是李敏好呢，还是李讷好呢？”

卫士脱口而出：“都很好，两个孩子对我们都很尊重，她们没有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她们要求自己也很严格，有上进心。”

毛主席摇摇头说：“我看她们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卫士如实说道：“主席，您还想叫孩子们怎么吃苦？她们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苦多了！”

而毛主席说：“你说得不对，你讲吃苦的时候，思想不对头，因为你首先把她们看成是我的女儿，所以你就给她们规定了不同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

毛主席不禁问道：“她们吃苦不就是吃大食堂吗？大食堂的伙食要比多数农民家庭的伙食好多了嘛，难道不是这样吗？人哪，生活还是向低的比有好处。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没有出息！”

其实，在“进京赶考”时，毛主席就给孩子们立了规矩：夹着尾巴做人。

毛主席要求：“无论办任何事，都必须通过工作人员，同他们商量着办，不得号令工作人员为我们办私事，更不许我们盛气凌人地对待他们。”

毛主席曾告诫子女：“你们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做一个普通的人，不要把我挂在你们的嘴边上去唬人。”

当年李讷上学时，一度感到痛苦、忧伤。

当她把情绪以书信的形式，寄给父亲后，得到了这样的答复：“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

毛主席一生有10个子女，最后留下的只有毛岸青、李敏、李讷三人。

即使如此，毛主席也从不娇惯孩子。

在他们的记忆里，上下学从来没有专车接送，不论刮风下雨都是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

印尼总理苏加诺，送来了黄油、面包、牛奶，孩子们改善了一下伙食，却被毛主席一顿训斥。

所以，毛主席的后代，都没沾上他一点光。

1963年7月，李敏结婚后，就搬到了兵马司胡同的一所普通民居，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生活。

她的第一课是学会生炉子做饭。一开始，木柴和煤搁不好，一屋是烟，熏得满眼泪水，做饭也不知多少米该放多少水，做出来不是夹生饭就是糊糊的粥饭。

1976年，李讷独自带着孩子，搬进了北京西郊一条小胡同居住，母子俩每天只买一毛的肉吃，一人一条被子，半铺半盖。

冬天，李讷和所有市民一样，冒着凛冽的寒风，排队买白菜、煤炭，然后用三轮车推回家；夏天，她跟儿子一人一个蒲扇，每天都在满头大汗中入眠。

直到再婚，日子才稍微好过一点。

而且，李讷去毛主席纪念堂从不走小门，而是跟大家一样排队入场。

提起父亲，李讷感激不尽：“假如不是那样严格，后来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恐怕很难过得来。他那是真正的父爱。”

毛主席对子女要求严格，甚至“苛刻”，但其他人未必如此。

1957年，湖北武汉，毛主席问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你记得曹操，怎么评价汉献帝吗？”

梅白诧异的点了点头，毛主席继续说：“‘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现在有的高级干部的子弟，也是‘汉献帝’啊，有些甚至是阿斗！”

在场之人，频频点头。

毛主席对当时各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爸爸妈妈干什么？比谁的官大官小”，这种歪风邪气非常不满，他不禁批评道：“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

在他看来，越是干部子女，越不能娇生惯养，吃不得苦，而要严格教育，严格要求，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到大风大浪中去磨炼。

毛主席还曾说过：“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非但不允许对他的子女有丝毫的特殊照顾，而且还要比一般人的子女要求更严格。

毛主席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的孩子吃过的苦，经历过的风浪，比起平常百姓，只多不少。

在涉及子女问题时，毛主席有一句口头禅:“谁叫他(她)是毛泽东的儿子(女儿)呢？”

1965年，毛主席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

在李讷的印象中，这句话父亲曾反复提到。

起初，李讷怎么也想不明白：“我生在干部家庭的子女，就称为干部子弟，无非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好一些；生活条件优越一些。吃的、穿的、住的都无须要自己发愁，因为他们的父母有薪水，他们靠父母的工资养活。可是，这怎么就成了‘大灾难’呢？”

后来，李讷渐渐明白了这句话的深意：“在爸爸的身边时，虽然我们都被爸爸‘赶’到大食堂吃饭去了，但仍然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而工农子弟却朝夕生活在劳动群众中，劳动者的优秀品德，他们是耳濡目染，他们早早就跟在父母的身前身后，参加了力所能及的劳动，他们早早就懂得了生活，并且学会珍惜生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是这个理儿。”

李敏对那句话，也有着自己的见解：“爸爸是怕我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会借着父母的地位而飘飘然地忘乎所以；会借着父母的权势而目中无人地自以为了不起；会借着父母的荣誉，什么都不懂却哇啦哇啦地乱发议论。这样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

谁也没想到，毛主席“汉献帝”和“灾难”的预言，竟在二十年后全部应验。

1983年之前，治安案件频发，妇女不敢单独上夜班、父母不敢让小孩出门。

1983年8月25日，中央发布《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八三严打”正式拉开帷幕：“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

仅在“第一战役”中，公安机关就逮捕了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等罪犯1,027,000人，检察机关起诉975,000人，法院判处861,000人、其中判死刑的24,000人。

其中，除了罪大恶极的地痞流氓和引起公愤的“唐山菜刀队”外，也有一些高干子弟被依法逮捕。

来头最大的，当属朱老总的孙子朱国华。

朱国华毕业后，进入天津铁路系统工作。

可他生活奢靡，整天跟一帮小混混厮混，沾染了不良风气。

最终，他也因为“流氓罪”被判处死刑。

与朱国华一起被枪毙的，还有天津警备区政委的儿子。

1986年，上海又传出了一桩大案。

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胡晓阳伙同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的儿子陈晓蒙、陈冰郎等人犯下严重罪行。

案件送到中央后，领导们果断表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后来，胡晓阳、陈晓蒙被枪毙，而陈冰郎被判处无期徒刑。

审判结果送到北京，领导一锤定音：“我看了一些反映，上海判了胡晓阳案以后的反映，说这件事处理得好，敢于处理！”

陈云也表示：“老子要开明，儿子要管严一点，要依法办事！”

1986年3月，胡晓阳、陈小蒙等被枪决。

此外，开国上将陈再道的儿子陈东平，也因犯案而被判处死刑。

1983年至1986年间，在上海、天津以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都有各级干部子弟落网甚至被处以极刑，百姓们拍手称赞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回望过去，不但要感叹法制的公平、公正，更加佩服毛主席的高瞻远瞩。

他老人家竟然能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预判到二十年后的局面。

后人也愈发理解，王震将军的那句：“毛主席起码比别人早看了50年！”

参考文献：

毛泽东：让儿女们回到人民中去 人民网

《我的父亲毛泽东：爸爸的独立生活观》李敏

林之辛：毛泽东为何推荐《触龙说赵太后》？ 红歌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