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如果他们开始购买更多东西，那么我国的企业将不需要过度依赖外国市场。

有钱了，人们自然就会提高消费，提高生活品质。

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如果我们从数据来看，就会发现这一道理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上图是最近七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图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从2017年到2023年，我国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基本都维持在39%上下波动，2017年，这个数字是38.68%，到了2023年，这一数字是39.2%。

作为对比，2017年我国GDP总量是84.74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是6.07万元人民币；2023年我国GDP总量则是129.43万亿元人民币，对应的人均GDP则是9.17万元人民币。

可以发现，过去七年时间里，我国GDP总量和人均GDP都在增长，但具体到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过去七年，稍有波动，但几乎都在39%左右徘徊，没有变化。

如此我们的问题是：财富总量在增长，人均GDP也在增长，但为什么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却没有增长。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GDP增长可能并不靠居民消费来驱动。

那么GDP增长来自于哪里呢？

基建投资、地产投资、各种产业的投资和扩大以及出口。

最后，我们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上来，有钱了，人们自然就会提高生活品质，提高消费；而过去几年甚至十年来的增长，都不是建立在消费之上的。

这也可以从侧面来说明，人们并没有变得很有钱；或者说，一部分人变有钱了，消费增长了，但却被更多收入下滑，消费减少的人对冲掉了。

GDP和人均GDP稳步增长，但这个过程中，居民消费却一直很平稳。

2014年至2023年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现轻微波动。其中，2014年比重为36.54%，随后几年有所增长，2016年至2018年保持在38.67%至38.7%之间。2019年回升至39.08%，但2020年又下降至37.75%。之后，比重逐年上升，2022年为37.5%，2023年达到39.2%。

消费不足，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

这从今年的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特朗普的理由是对华贸易逆差太大，我国从美国市场中获取的贸易顺差太多，而衡量贸易顺差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储蓄率。

一般来说，储蓄率越高的经济体，贸易顺差也就越大。

要想理解这一点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简单理解为：因为都存钱了，所以内部消费不高，出口居高不下，贸易顺差自然就会加大。

按照这个逻辑，我们还可以继续推导。

我们是制造业大国，生产了世界上近三分之一的制成品，当内部消费不足，而产能又如此庞大的时候，我们就只能依赖外部市场，依赖出口来消化庞大的产能。

而且这一趋势在过去十年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最终也导致了美国对华提高贸易壁垒。

这是欧美误解我们的根源，什么产能过剩、倾销，都是由此而来。美国前贸易代表甚至说，全球无法接受我国每年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根本上，他们说的不是什么贸易顺差的问题；根本上，他们说的是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太低的问题。

作为对比，隔壁的越南人均GDP还不足5000美元，但越南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却高达65%；哪怕是印度，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也有60%左右。

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新兴经济体，他们的居民消费都要远高于我们。

当国内消费不足以消化如此庞大的产能时，我们就只能依赖出口来消化这些产能，最终也一步步导致了今天的关税贸易壁垒。

未来，我们要想摆脱对美国乃至欧盟的出口依赖，那么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让国人有钱消费，做14亿人的生意，来降低对外部出口市场的依赖。

很多人说，在这一轮贸易分歧之中，我们不能退，事实上我们也的确不能退，但在不能退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要构建自己的护城河，而这个护城河，就是将14亿国人哪怕是发展成3亿中产，也足够我们度过当下的危机。

美国是不是甲方，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争议性问题。

从消费来看，美国占全球人口4.2%，但每年的消费额却能够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而我国，则生产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制成品，如果互补，双方当然是皆大欢喜；但如果美国要打压，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做14亿人的生意，而这个前提条件，就是让更多人变得有钱。

GDP过去几年不断增长，但居民消费增长缓慢，这表明增长的GDP和发展成果仍然没有相对公平的惠及全体人。

这也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一件事。

如果美国3.5亿人就可以消费全球三分之一的消费额，那么没有理由我国14亿人不能够诞生更多富足的消费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全球效率最高的工厂，更应该做全球的消费者。

当下来看，很多人包括企业都在出口转内销，但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得有消费能力才行，因此最终还是要提高居民的收入。

当下消费不足的结构性问题，马克思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生产过剩的核心在于贫富差距大，即收入分配不均衡。

一个人再有钱，一天最多消费两瓶红酒，最多吃四顿饭，再多也吃不下喝不了了；而我国如此庞大的产能背后，如果仅仅依赖那一小部分人去消费，是消费不了的。

最终，我们还是要重视发展中产，将中产作为一个消费群体中的中流砥柱，来支撑产能和消费的平衡。

而不仅仅是产能上去了，GDP上去了，但居民消费占比没有上去。

这个时候，生产出来的商品就只能依赖出口，最终又会引发其他国家的关税壁垒。

除此之外，过去我们很大帮扶都出现在企业，而不是消费者。

不管是减税还是补贴，亦或是以旧换新，本质上帮的还是企业；这背后的逻辑是，只要企业还在，那么就业就在，就业还在，就会有消费。

但我们忘了，企业本身并非最终需求方，消费者才是最终需求方，企业的需求是投资需求，在下行周期里，企业哪怕是得到了减税和补贴，最终可能也不会增加投资扩大产能。

没有新投资和新产能，就业就增加不了，最终反而会危及消费支出。

未来我们的思路，也应该从对企业的帮扶上，转变到对个体、对消费者的帮扶上。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仍然还有很多。

有钱消费，说起来只有四个字，但真正做起来，牵扯的面不仅广，而且还非常深。

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例，收入分配就涉及到两个环节，第一个是生产环节，它就关乎劳动者权益保护、工会的力量带来的最低工资、劳动保障、医疗保障等等。

第二个就是二次分配，要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不能简单发钱，而是要通过制度设计来达到调节收入的效果，当下来看，最好的办法可能还是降低社保缴费。

目前我国个人与企业的社保缴费总计24%左右，且社保基数一般按当地平均工资的三倍封顶，超过部分不计入基数。

这就意味着，对于月收入几千元的人而言，他们实打实地交了24%，而对于高收入者而言，实际比例可能仅为几个百分点。

理想的收入分配调节采取的是累进制度，收入越高税率越高。以社保缴费为例，如果对低收入群体降低10个百分点，那么对一个月拿5000块的人而言，他的收入就会增加10%，即500元。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调节收入的例子。

总的来说，过去那个只顾埋头生产，不抬头消费的时代，可能真的过去了。

一方面是外部因素关税壁垒越来越高，迫使我们出口转内销；另一方面也有来自内部的内卷压力，迫使我们提高收入增加消费。

最终，经济增长的目标一定是提高收入，而提高收入的结果就是人们可以更高的消费。

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没有体现到这一点上来；未来，我们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则必须要提高。

原因也很简单，在内外压力之下，特朗普的关税壁垒，可能也是让我们转型的一个积极因素。

正如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所说：“应对贸易战，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国人有钱消费。”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