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毛主席在接到名单后详细地核对了信息，对于王建安的名字他思考了一番后将他划掉了，对于划掉王建安的原因他单独做了说明，“王建安此人，骄傲自满，更宜授中将。”
1955年9月27日的中南海怀仁堂，首次解放军三军授衔正式拉开了序幕。这次授衔上至元帅、下至士兵，可谓是规模庞大。虽然基本是在资历、素养、军功的基础上评选评定，但不是简单的论功行赏和排资论辈，而是更注重公平公正、客观合理的原则，向为建立新中国英勇奋战的英雄们授予军衔、颁发象征着军人荣誉的勋章。
然而，在这次授衔中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存在，那就是消失在1955年授衔名单、1956年再补授上将军衔的王建安。作为“山东双雄”之一的虎将王建安，不仅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一直以来尽职尽责、战功不断，却未得授上将军衔，实际上是很令人惊讶的。
王建安生平
1908年，王建安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的一个贫苦农家。因为家境贫寒，少年王建安不得不给当地地主打短工，也因此见识到了地主阶级对贫苦老百姓的剥削和虐待。同时，地主家中铺张浪费、老百姓却吃不饱穿不暖的社会境况也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虽然为生活所迫，但这并没有磨灭王建安的求知欲和少年意气，他一边打工一边利用少得可怜的闲暇时间，偷偷学会了识字写字、背诵三字经，为自己充实知识、拓展思维。
1927年，王建安入党后不久参加了黄麻起义，成为登上黄安西北城墙的第一人。在土地革命时期，王建安积极参与反围剿作战，在参战过程中初步崭露头角，并于1935年在红四方面军随营学校担任高级干部队副队。次年，王建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深造学习，为之后的抗日战争打下军事理论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王建安参与创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积极挫伤日伪军的蚕食攻势。1943年，王建安担任鲁中军区司令员，并在次年的春季攻势中以6个团的兵力歼敌7000余人，沉重打击了鲁山南麓的日伪军势力，夺取了40余个重要据点，进一步扩大了鲁中抗日根据地。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王建安仍然积极活跃地参与革命斗争，在担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期间参与指挥豫东战役、济南战役等重大战役。除此之外，他还就淮海战役兵力使用问题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并被采纳。率第七兵团参与渡江战役并占领杭州后，王建安还兼任了浙江军区司令员。不仅如此，建国之后，王建安还参与了抗美援朝战役，随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任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这样看来，在革命各个时期王建安都积极参与其中，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战果，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革命斗士。无论是从资历上看，还是从综合素养、军功上来看，王建安都是铁板钉钉的上将人选，那么为何他却没有出现在授衔名单中呢？
主席划去王建安的名字
在授衔人选确认之前，需要事先拟定一份名单交给毛主席审阅通过。然而，当毛主席看到了上将名单中王建安的名字，思考再三，还是在上面打了个圈。事后，毛泽东还专门为这一举动作了说明，这就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虽然王建安是毛泽东手下的一名得力虎将，但因为个性耿直、暴躁易怒也给许多人带来了不好的印象。一次会议上，因不满陈毅发言，王建安当场与陈毅发生了争吵，最后甚至一拍桌子走人了。这件事传到毛泽东那里，也让他对王建安的性格产生了意见。
负责评定授衔的工作小组虽然当时想求情，但又觉得不太合适，干脆就在罗荣桓的意见下先把王建安的授衔工作搁置下来，到了第二年再向毛主席陈情。
虽然王建安确实因为暴躁耿直的脾气得罪了不少人、也挨了不少批评，但却是个难得的深明大义、一片赤诚的得力将领，功不可没。时隔一年，毛主席也就消了气，同意了1956年补授上将衔一事。
其实，王建安虽然嘴上功夫粗了点，但其用心之善却是人尽皆知的。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位开国上将许世友了——作为与王建安有着多年恩怨的战友，在评价“老对头”的时候无疑是十分中肯的：“会上拍桌骂娘，会下从不拆台。”
王、许恩怨与“将相和”
要说起王建安和许世友的恩怨还要追溯到红军时期。同为红四方面军出身，在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时包括王、许在内的一众干部都受到了过激批判。长期不公平的待遇使得许世友十分痛苦，同时也萌生了离开队伍、回到川陕老区打游击的错误念头，也就是相当于逃跑了。有了想法的许世友与一众同样遭受不公的干部们说了自己的想法后，坚定了一起离开部队的想法，其中也有王建安。
然而，曾担任政委的王建安虽然一口答应了离队，但辗转反侧中，坚定的纪律意识还是战胜了离队的主观意识，最终他还是认识到了离队的错误性。这时候已是许世友等人约定好的离队前夕了，王建安知道这个时候去劝许世友是不可能的，只好向组织告发了离队行动。
就这样，许世友被抓进了延安大牢。虽然在毛泽东等一众干部的劝导下许世友如梦初醒，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十分感激领导的指正和开导，可以说是一件提升革命觉悟的好事，但一码归一码，许世友无法原谅王建安的告密。在他看来，这和叛徒没什么区别。
许世友不知道的是，王建安在告密的同时非常努力地为他们求情，希望他们能得到改过自新、提升觉悟的机会，这才使他们的惩罚不至于太重。虽然王建安曾试图与许世友修复关系，但许世友从不听他解释，固执地将其拒之门外，两人的梁子算是从此结下了。
抗战爆发后，许世友和王建安都在山东前线抗日。然而，每次召开作战会议时许世友都对王建安嗤之以鼻，还总是和旁人说：“关键时刻做叛徒，战场上要是被抓住指不定就叛变了。”之类的话，言语间尽是指责之意。
久而久之，两人的不和可以说不再是个秘密。虽然是私人问题，但王、许同在山东战场叱咤风云，人称“山东双雄”，如让敌人知道两虎内斗后有意挑拨离间，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两人能够和好如初，毛主席亲自给他们安排了一出“将相和”。
1948年，毛泽东在研究战场局势后定下了率先解放济南城的战略。济南城是山东首府，事关重要，毛泽东当即任决定命许、王二人为主帅——既能在山东战场占优势，又能借机修复两人关系，实在是一箭双雕的妙计。
王建安得知自己将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后欣然同意，许世友在养病的时候得到军委的越级调将令，又一听是毛主席亲自点将，更是激动万分，也不顾自己还拖着一副病躯，连夜与妻子赶到司令部准备战事。
不久后，电报就将王建安任副司令员的事传达给了许世友。没想到，许世友看了电报非常爽快地表示：为了拿下济南，不负毛主席的期望，就算是老王来了也要齐心协力！之后还特地迎接了王建安，并与其把酒言欢，互诉衷肠，多年的恩怨纠缠迎刃而解。两人都是山东虎将，更是一见如故，互相下定决心必要拿下济南府。
可以说，虽然两人有着多年的误会，但最终还是在毛主席的妙手下互相和解，齐头并进。当然，这也离不开王建安本人的人格魅力。虽然性格容易让人误解，但正如许世友说的“会下从不拆台”，王建安其人不仅军政双全，并且十分恪守原则纪律，可以说是一个难得的的人才干部。
深入基层，清廉简朴
王建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他在戎马生涯中的威风凛凛，更是他在工作中将深入基层、清廉简朴的作风发挥到了极致，令人钦佩。
无论是担任军区司令，还是1975年后担任中央军委顾问，王建安都十分注重深入基层的调查工作。然而在当时，已经有一股形式主义的作风悄然生长。许多部队听说了领导要来视察，就下达了一系列应付任务：向隔壁部队借两头猪；让战士们不准晒被子，叠出更规整的“豆腐块”；早上不出操，要求把操场扫干净迎接领导；看电影、吃饭都给领导另外安排坐席、茶水。
王建安认为，这种形式主义不仅让领导和群众、部队分离，无法看出真正的问题并加以改进改善，反而使得问题越来越严重，还会难以服众、失去民心。更有害的是，在部队里搞这些形式主义，领导看着是好看了，但没有一点实际作战价值。况且真要上了战场，这种专给领导看的“应付”式训练只会让战士们丧失作战能力。
因此，王建安去部队视察，从不事先告知，也不带着前呼后拥的领导随员，常常是只身一人进入部队，深入基层，获取最真实的信息、发现最根本的问题。同时，在得到战士们的真实反馈后王建安还会热心地采集建议、商讨可行性，积极为改善士兵生活出谋划策。
除了深入基层，王建安还以清廉简朴著称。一次，王建安与方毅一同乘专机飞往昆明慰问对越自卫反击战部队。云南省委听说此事，连忙十分殷勤地传达消息说准备举办一次午宴来欢迎、感谢中央的慰问。
方毅征求了王建安的意见后，却对随行人员干部下达了一个硬性指令：一律乘面包车，一路没有任何宴请，要吃饭自己下馆子，且只准四菜一汤。可以看出，王建安十分痛恨铺张浪费，特别是前线战士们还在浴血奋战时，后方干部们更不能肆意挥霍。
除了日常工作生活中十分清廉，王建安病重后更是嘱咐妻子丧事一切从简，不声张、不讲究排场。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病逝。他的亲朋好友甚至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没有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事后才得知这个消息，足以见其低调。
虽然王建安在开国上将中授衔迟了一年，但却无法磨灭他的巨大功劳与贡献。尤其是他优秀的品质和刻苦的精神，更是值得后世敬仰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