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仁”帝，他去世时就连辽国的皇帝都为他痛哭不止。
然而，在一些可以体现当代人想法的笔记小说中，对宋仁宗的评价却又是两极分化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是笔记小说？
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笔记小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一般泛指一切用文言写的志怪、传奇、杂录、琐闻、传记、随笔之类的著作。
尽管较真起来，这些作品虽体异性殊，内容驳杂，但均属于文言记述的话语体系，作者属于知识阶层，“广见闻、资考证”的记述意图明显，是与拟话本和章回小说的白话文学叙事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体系。
既然是“广见闻”，则笔记小说的历史色彩是很重的，许多记述其实属于历史叙述，但我们又习惯称其为“小说”，因为其中包含了大量虚构成分，以及叙述者的个体化、主观化色彩。
这就使其所塑造的历史人物形象，既与经官方“认证”的正史形象有一定联系，又保持一定距离。在历史底色之上，总可以令人看到不少摇曳多姿的文学想象。
笔记小说中就经常抓住仁宗身世、生死、立嗣等问题，这些也是仁宗在历史上比较有争议性（或话题性较强）的几个问题。
这些笔记小说尽管披着“历史的外衣”，其实多多少少是偏文学化的，虚构的成分占据相当比重，有些记述甚至已经明显传奇化、神异化。
如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述仁宗降生，言：“仁皇帝诞降，章懿后榻下生灵芝，一本四十二叶，以应享国四十二年之瑞云。”这赋予了仁宗“天命君主”的神话色彩。
又如赵溍《养疴漫笔》称仁宗为赤脚大仙转世：
真宗久无嗣，用方士拜章至上帝所，有赤脚大仙微笑，上帝即遣大仙为嗣。大仙辞之，帝曰：“当遣个好人去相辅赞。”仁宗在禁中未尝鞋，惟坐殿方御鞋袜，下扆即去之。
该传闻后世颇为流行，进而影响到通俗文学叙事，如《三宝太监西洋记》第95回叙述“五褚”闹东京的段落里，就提到宋仁宗是赤脚大仙临凡。
但从整体上说，笔记小说中的宋仁宗形象，更多的是偏于纪实的。笔记小说的作者们从不同侧面描述仁宗，“还原”了该形象的多面性。
这些记述中的宋仁宗形象也赫然分为了两大类：一是正面色彩的宋仁宗，二是负面色彩的宋仁宗。
笔记小说中的宋仁宗，“主流”形象是偏于正面色彩的。仁宗朝政治开明，被称为“君臣共治”，士大夫在朝堂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机会和更大的干预力。不止如此，仁宗的后宫生活，也受到宰辅、御史较多干预，而仁宗在多数情况下也能从善如流，依言官所奏行事。
于是，大量有关仁宗的朝外、朝内事迹的“记录”流传出来，成为民间构造仁宗形象的“一手材料”。
这些“记录者”大多距离传闻的发生时空和相关人际圈较近，其“记录”也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博学多才”并非帝王的必要素质，但人们在构造帝王形象时，往往倾向于将其塑造成一位博学多才者。而构造帝王之博学多才，叙述模式多是从其少时文化教养述起，再重点强调其某几方面的才艺。正史塑造宋仁宗形象即如此，如称其“作观书诗，命韩琦等属和”。
至于特殊才艺，则着重强调其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如“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
而在笔记小说中，基于宋人的文化修养和文艺情趣，记述者更看重仁宗在书法方面的造诣，强调其善书“飞白体”。爱民，又经常是通过一系列具体而突出的事件表现出来的。
一是在祈雨（晴）活动中的表现。
对于前现代中国而言，祈雨（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如皮庆生言：“在传统社会，雨水对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降雨是否适时、适量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产、生活，也与王朝的政治、经济紧密相关。”
元明清时期的许多国家祈雨仪式和方法，其实在宋代就已出现或可见其端倪，而宋代帝王对祈雨（晴）活动也十分重视，仁宗更是在这方面表现得高度配合。
可能存在一定的“作秀”成分，下罪己诏、避寝、撤膳也是当时应对旱情的朝廷规制，但仁宗这类屈己为民的表现在笔记小说中很常见，说明叙述者是在刻意构造人物的这一形象侧面。
在笔记小说中，仁宗的宫闱生活（尤其“夜生活”）经常是冷冷清清的，而北宋宫闱与市井相去不远，市廛巷陌的舞乐欢笑之声每每传入宫禁，这就会形成一种“冷”与“热”的鲜明对比，进入文学化叙述，又会构造出一种便于表现人物性格的特殊情境。
在中国古代史上，躬行节俭的帝王虽然称不上多，但也并不少见。然而，克俭者大都是功业草创期的帝王，盛世之君能做到躬行节俭的确实不多见，仁宗算是典型的一个。
《宋史·仁宗本纪》即言：
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缯絁。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
我们当然可以将其看成是正史对传主的美化，但笔记小说中也有较多类似记载，如朱弁《曲洧旧闻》言仁宗“好服浣濯衣”。
从善如流是“明君”形象的重要标签，宋仁宗形象塑造中自然也少不了这类记述。尤其在历史真实中，宋仁宗为鼓励谏言，曾设立谏院，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辛卯，以门下省为谏院，徙旧省于右掖门之西。先朝虽除谏官而未尝置院，及陈执中为谏官，屡请之。置谏院自此始。”这也成为笔记小说特别强调的事迹。
以上笔记小说中所记载的宋仁宗是正面的、积极的，但在另一些记述中，也能看到仁宗形象的另一个侧面，甚至存在与上述形象龃龉之处。
如上文称宋仁宗躬行节俭，但一些笔记小说又强调宋仁宗好宴饮、耽逸乐，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即记载苏辙殿上直言之事：
嘉佑中，苏辙举贤良对策，极言阙失，其略云：“闻之道路，陛下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这些记述中的宋仁宗完全是另一幅面孔，不是那位经常把“尔辈勿为侈靡”等语挂在嘴边的恭俭帝王。
又如上文称宋仁宗从善如流，但在一些事件上，仁宗却表现得很固执。如《涑水记闻》记载：
景佑初，内宠颇盛，上体多疾。司谏滕宗谅上疏曰：“陛下日居深宫，留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坐是出知信州。
这里，滕子京向仁宗进谏，不仅未被采纳，反而遭贬官。而其奏疏内容，指责天子留恋后宫，这又与仁宗“耽于逸乐”的形象联系起来。
按唐介是宋代有名的诤臣，如《宋史》本传言：“介为人简伉，以敢言见惮。”此则记述中，唐介虽言辞激愤，冒犯圣驾，但直击仁宗要害，以致后者盛怒，神色大变。唐介最终也因此事而被贬。可见仁宗也不是一味从善如流的。
可以看到，宋仁宗的形象在笔记小说中是复杂的、矛盾的。围绕相同、相近的问题，常会有不同表现，也得到不同评价。
而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不同时代的士人对于宋仁宗的态度有所变化。仁宗朝士大夫对其评价并不高，这主要是文官集团争取话语权所导致的。但在仁宗之后，其形象不断得到提升，甚至被赋予理想化色彩。
尤其宋神宗即位之后，同宰相王安石强力推行新法，批判仁宗之政。范纯仁、欧阳修、苏轼等人强烈反对变法，开始有意美化仁宗形象来对抗变法派。如欧阳修，在仁宗直言其“拒忠言，庇愚相”，因反对熙丰变法被贬后，又在其《归田录》中回忆仁宗“器服简质”的恭俭之行。
再者，关于仁宗时期的宋夏之战，变法派与其反对派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在司马光的笔下，战争带来的是“骨肉流离，田园荡尽”“民力困极，财物殚尽”的一派惨状，而苏轼笔下却成了“民无怨言，国无遗患”。
可以看到，仁宗形象的矛盾性、复杂性是历时性叙述的结果，是文士阶层立场变化的结果，也是党争的“副产品”。
在文官集团“抱团”向君权发难，以争取话语权的时期，叙事中的宋仁宗是文官形象的衬托（甚至直接的反衬物），仁宗诸多“小辫子”被叙述者揪住不放，甚至刻意放大，以便于从正面来塑造“风采倾天下”的文官形象。
当政治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尤其对保守势力不利时，仁宗形象又成为借以向新法发难的有利“武器”，通过添加“滤镜”的回忆叙述，仁宗的“小辫子”被隐去，其仁恤、克俭、纳谏的形象则被放大，以形成与“当代政治生态”的对比。
换句话说，仁宗形象的矛盾性、复杂性是“反思性”叙事的结果。而这种反思一直持续到南宋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