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年秋天，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位名叫俞君弼的大富豪去世了。

俞君弼原本是工部的一个凿匠，靠着投机钻营，摇身一变成了京城的富豪。

他膝下无子，曾多次祈求上天赐予后代，但始终未能如愿。

年过半百后，俞君弼夫妇只好从别人家过继来一个孙子，希望这个孩子能继承家业。

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

俞君弼去世时，留下了一份遗嘱，将家产全部交给过继来的孙子俞长庚。

这份遗嘱本应让俞家平静过渡，但现实却并非如此。

俞君弼早年收养了一个义女，她的丈夫许秉义心怀不轨，觊觎俞氏家产已久。

如今俞君弼已死，许秉义认为俞长庚只是个幼童，根本无力抵抗，便动起了歪脑筋。

为了名正言顺地霸占俞家财产，许秉义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他利用主持葬礼的机会，邀请京城九卿前来吊唁，并通过贿赂内阁学士许王猷，拉拢这些高官为他站台。

只要有人答应到场，许秉义就重金酬谢。

就这样，一个普通匠户的葬礼变得异常风光，连内阁学士都亲自主丧，其他官员也纷纷前来捧场。

此时，乾隆刚刚坐稳皇位，非常重视朝廷威仪。

这样的丑闻自然不能容忍。

乾隆得知此事后，立即派兵部尚书鄂善彻查此案。

鄂善很快查明事实，提出处理意见：张鸣钧交部察议，许王猷、吴家骐、陈浩等人革职拿问，许秉义则被判处死刑。

乾隆对鄂善的处理结果很满意，特赏赐他“紫禁城骑马”。

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乾隆还下旨训诫九卿：“身为大臣，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拜跪，有损国体。

”乾隆以为这样一来，事情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

没想到几个月后，陕西道御史仲永檀递上一道密折，弹劾步军统领鄂善收受俞长庚一万两银子，并指出大学士张廷玉、徐本、赵国麟等人都曾前往俞家吊唁。

这道密折让乾隆感到震惊和质疑。

他先是惊讶于九卿竟如此没有节操，随后又怀疑仲永檀是否在诬陷鄂善。

更重要的是，密折背后隐藏着更深的朝堂阴谋。

雍正留下的两位军机重臣——鄂尔泰和张廷玉，虽然算不上权臣，但在朝中依然拥有不小的影响力。

初登大宝的乾隆既要依靠他们掌控朝局，又要防范他们结党营私。

仲永檀弹劾的对象不仅包括鄂善，还牵扯到张廷玉等人。

这让乾隆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次针对张廷玉派系的阴谋。

无论鄂尔泰是否直接参与其中，他已经达到了打击异己的效果。

乾隆深知帝王之术在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于是决定巧妙应对。

乾隆召来鄂尔泰、张廷玉、纳亲几位军机大臣，询问他们的看法。

张廷玉矢口否认自己差人送帖，而鄂尔泰则主张此案应交刑部彻查，绝不能姑息。

纳亲则采取了中间立场，表示一切需慎重。

乾隆见状，先轻描淡写地下令刑部侍郎杨嗣璟调查此案，随后又推翻这一决定，宣布成立七人专案小组彻查此事。

七人小组成员包括张廷玉、鄂尔泰、纳亲三位军机大臣，两位王爷弘晈和弘昼，以及大学士徐本和内务府大臣来保。

值得注意的是，涉案的张廷玉和徐本分别排在首位和末位，暗示乾隆有意为他们开脱。

同时，重点弹劾对象鄂善并未入选，显示出乾隆对他仍有信任。

随着调查深入，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原来许秉义的妻子企图用重金贿赂九卿夺回俞家财产。

俞长庚与祖母商量后，决定拿出更多钱贿赂参加葬礼的九卿。

高人指点他们，关键在于九门提督鄂善的态度。

于是，俞家派人给鄂善带话，承诺只要他不过问此事，将奉上一万两银子。

鄂善面对这笔巨款，犹豫再三。

最终，在张廷玉会派人送帖的保证下，他选择了接受贿赂。

可惜鄂善低估了官场的险恶，张廷玉非但没有成为他的保护伞，反而成了催命符。

当专案组将结论上报乾隆时，乾隆盛怒之下，认为自己被欺骗了。

对于急于建立权威的乾隆来说，这种背叛感激发了他的杀心。

鄂善起初坚决否认受贿，但在乾隆的劝说下承认了收受一千两银子的事实。

乾隆拿到口供后翻脸无情，鄂善在会审时又翻供喊冤，反而加重了欺君罪名。

最终，鄂善成为乾隆登基后第一个被赐死的重臣。

鄂善之死背后，折射出乾隆时期的官场黑暗和帝王心机。

表面上看，鄂善因受贿而死，实际上他不过是乾隆维护权威的一颗棋子。

乾隆巧妙运用帝王之术，既震慑了朝臣，又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权力斗争往往充满变数，稍有不慎便会陷入致命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