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周的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桩轰动一时的大事——周烹齐哀公。

据多部古籍记载，周夷王在即位第三年，当着众诸侯的面，将齐哀公扔到鼎里活活煮死了。

这种情况出现在西周是很罕见的，

齐哀公是太公望的五世孙，齐国的第五任国君，他究竟犯了何等大罪引来杀身之祸？

史书无载，只说“纪侯谮之”，也就是纪侯陷害了齐哀公。

这就有些不同寻常了，

周初贵族不仅享有“刑不上大夫”、“八辟”的刑罚特权，按照《尚书·吕刑》的说法，他们甚至可以使用数量不等的铜，来为自己赎刑，

除非是齐哀公做出了危害周王朝统治根基的罪行，否则不会沦落到同周初管叔一样的下场才是，何况齐国是周王朝镇守东方的一个重要封国，

为何周夷王仅凭纪侯的谮言，竟不顾周室与齐国的亲厚关系，就烹杀了齐哀公？

更奇怪的是，一个“谮”字说明哀公的罪名是无中生有的，

然而当哀公被烹杀时，齐国不仅无丝毫反抗举动，甚至也未敢对告密者纪侯施展报复，

直至春秋时期，纪国才为齐襄公所灭，

对此齐国人公羊高在《公羊传》中称赞说“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是说齐国历经九世，总算是灭掉纪国复仇雪了耻........

这不免让人思考，难道纪国在周王朝的地位要比齐国还要显赫？

正所谓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驱动力，带着这些问题，和芜史一起来场时光探秘吧。

纪国，在甲骨文、金文中又作“己国”，

相传是炎帝之后，由东夷姜姓部落发展而来的，所在地大致在今山东寿光一带，

从寿光县北出土的纪国铜器及铭文来看，纪国的历史很悠久，

它不仅在商代已存在，还是个经济文化发展不亚于中原商王朝的方国。

此外从武丁时期甲骨卜辞中的“己中酒正”、“己贞”、“己侯蓺……死”等纪国的事迹来看，

古纪国的首领或为商王武丁任命的“酒正”（掌酒的生产与供给），且与商王朝关系十分密切，

但是到了殷商末期，古纪国叛殷投周，从而在周灭商之后被周天子重封侯爵纪国。

只是关于纪国的历史，传统文献上的记载少得可怜，

但纪国铜器的出土地点来推测，

西周中后期纪国或西起寿光，东至胶东半岛的莱阳、烟台，北临渤海，疆域不亚于齐国或鲁国，

可见纪国在周初并不是一个孱弱的小诸侯国，

然而，1951年山东黄县归城出土的八件东周“㠱器”，将本就模糊的纪国历史又推入一个新的谜雾之中。

㠱国又是怎么回事？

这也是个文献中除了“㠱，古国名”四字记载之外，再无任何踪影的神秘古国，

黄县八器出土后，不少学者都判断纪国和㠱国为同一国，

可这一观点广泛受到质疑，有学者认为㠱国是与武丁时期跟随妇好南征北战功勋卓著的“其”或“亚其”，与纪国并不是一国，

但从1969年烟台同出一墓的两件铜器“㠱侯鼎”和“己华父鼎”来看，

无论纪国、㠱国是一国还是两国，都说明这两个古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反映出当时纪国的实力要比我们想象得强大，并不是一个孤弱无助的东夷小国，

我们向来都认为周初的齐国是周王朝东部的重要屏障，始封君太公望又是周朝的元勋和顶梁柱，

以征服者姿态出现的齐国，在周东地区当然会力压当地的原住民，

可从纪国零星的历史片段来看，

当时的纪国可能要比作为“后来者”的齐国还要强大，两国的实力又关乎纪国和齐国在周王室的影响力。

我们再回顾一下周初齐国的历史。

武王灭商前后，太公望（姜尚）可谓功勋卓著，

用太史公的话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

因此，周初分封诸侯时，第一个被分封的功臣便是太公望，武王将他封在了营丘。

当时周王为了防止诸侯们不听王命，要求他们留下至亲男子在王室就职，

奇怪的是，周公和召公本人都留在了周室辅政、命自己的儿子代为就封，太公望则相反，他在周公东征后，亲自前往营丘就封，反倒将长子吕伋留在了周室，

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按理来说周朝新政刚刚建立不久，正是需要周公、太公、召公这“三公共同商讨治国大计的时刻，太公望竟突然离周了......

若说周初统治者的势力远不及东土，太公望为了外孙周成王，亲自去镇守颇不太平的新疆域倒也不是不可能，

可更奇怪的是，周公摄政引起召公不满，作《君奭》劝勉召公与自己同心协力时，他在诰词中将周文王“四友”中的三人闳夭、南宫括、散宜生都点名赞颂了一遍，

唯独不提太公望，以太公望“三公”之一的地位及功勋来说，应当是周公心目中的“模范代表”才是，为何周公只字不提呢，

是无意之举，还是有意为之？

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于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德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周公旦《君奭》

结合太公望乃周成王外戚的身份来看，或许他在周公摄政期间受到了排挤，离周是为了避开周公的锋芒，亦或者是周公有意将他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

总之，周公东征时“太师”是由周公本人亲自担任，而不是太公望，

太公望离开镐京后其长子吕伋（齐丁公）“嗣位”王官，具体职位不明，

到了周康王时期，吕伋以虎贲氏也就是军事将领的身份辅助康王，

但在周康王六年太公望病重吕伋回齐国继位后，齐国留在周王室的人员又一次诡异的进行了调整，

本来留在镐京辅佐周康王的吕伋的嫡子吕季，后来齐国为了增加“人质”的分量，又增派庶长子吕衡赴镐京相佐，

吕伋去世后，按理说吕季应回齐继位，不知何故他将君位让位于同母弟吕得，自己则继续留在周室兢兢业业地辅助天子，被封为太傅，位列三公。

吕衡则被康王派去卫国为官。

不过三代之后，不仅吕季的后人在周室任职的情况不明，就连齐国的第三任国君齐乙公吕得、第四任国君齐癸公吕慈母的事迹亦不详，

但从后来周室的“周公、召公”二公辅政这一既定的政治结构来看，太公望的后人不知在何时已被排挤出了“三公”之外，

影响力已大不如从前，

到了周夷王时期，齐国的第五任国君齐哀公不辰甚至落得个被烹杀的悲惨结局。

在周初的历史上，曾发生过一件惊动一时的大事，即“周烹齐哀公”，

据《竹书纪年》说，“（周夷王）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太史公在《齐太公世家》中也说，“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

不过这里有个小小的问题，

周夷王是西周第九任国君，齐哀公是齐国第五任国君，两者相差四代之久，

何况太公望在西周建立之前就已经辅佐周文王了，后来又成了周武王的岳父，即便是齐国建国时间要比周王朝短一些、周初没有确切的纪年，

但周王及齐君世系的辈分、年龄总不会出现太大差距，

也就是说，齐哀公当与周昭王是同一辈分的人，无论如何与昭王的玄孙周夷王不可能产生时间上的交集才是，

为何说是周夷王烹杀了齐哀公呢？

这一说法流传甚广，但东汉时期今文经学家何休注《公羊传》说，烹死齐哀公的是周懿王，

所以我认为，在没有搞清楚是哪位周王烹煮了齐哀公这个问题之前，

以主流观点这个“结果”去推测齐哀公的死因，还是有些“原地打转”的意味——搞不清楚，

不过对于哀公死于纪侯构陷，应当是没什么争议的。

纪侯究竟说了什么，导致周王怒不可遏对齐哀公实施“大辟”刑罚？

按周初规定，诸侯要对王室承担戍守疆土、出兵助王征伐、纳贡、朝觐述职、随王祭祀等义务，除此而外，诸侯国内的事务均由诸侯自理，

而《国语·周语》说，“犯王命者必诛，故出命不可不顺也”，

究竟哪些罪行属于“犯王命”？

按照周宣王时期，樊仲山父劝谏宣王不要干涉鲁政的话“废长立少，不顺；不顺，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诛之，故出令不可不顺也”来看，违抗周王的命令是其罪之一；

再参考周初管叔的下场，诽谤君王或叛乱，特别是有危害周王朝统治根基的行为，亦为“犯王命”罪之一；

另从《礼记·王制》“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的规定来看，正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祭天是天子垄断的特权，如果谁僭越了祭祀的规格，就意味着他试图篡夺更大的权力，也就是说僭越礼制也是“犯王命”罪之一。

由此来看，纪侯应当构陷齐哀公“犯王命”，周王才杀掉哀公，

具体是什么罪名？

文献史料只字未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宋忠的话说，是哀公“荒淫田游 ”的缘故，但显然这个理由不够充分，

现代一些观点认为，或因齐哀公私自祭天，

这源于2008年高青县花沟镇陈庄发掘的一处古城，城内有一处由多层土色深浅有别的花土夯筑而成的祭坛遗址，台基的剖面有9层堆积，中心是圆形，圆外有方形，再外依次是长方形、圆圈、椭圆形等环环相套.......

此外，种种迹象表明此古城即是齐旧都营丘，祭坛暗含“天圆地方”之意或为“天坛”，

不过我认为此说有很多疑点甚多，还需要慎重下结论。

所谓“天子祭天”，其实有三种形式：一曰明堂报享，二曰南郊祭天，三曰泰山封禅。

明堂报享，亦称“庙祭”，周礼规定每月举行，规模较小；

较为隆重的祭天仪式是“郊祭”，周初往往是在南郊野地里举行，而非城内；

泰山封禅，自然也是要到泰山去祭祀，“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

况且，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圆形是天的形象，方形是地的形象，故祭祀时便“圜丘祭天”、“方丘祭地”，

也就是说，祭天时有一处圆形天坛，祭地时则另设一处方形地坛，

辽宁喀左东山嘴的红山文化祭坛遗址、浙江杭州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的祭坛遗址皆有方丘祭地形态，

只是西周时期的天地之祭和祭台形式，按照《周礼》等古籍的说法，依旧是以一种健全的“圜丘祭天”、“方丘祭地”姿态出现的，遗憾的是目前尚未见到直接验证的考古实例，

由此来看，如果陈庄古城的祭坛遗址是“天坛”，如何解释它出现在城内？

即便是周人将“郊祭”改为“城祭”，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出现天坛与地坛设为同一坛的情况，这关系到古人的信仰问题，祭天与祭地分明是两个不同的祭祀对象，祭品及礼仪都不相同，

按现代的风俗举例解读，总不能到地藏菩萨的庙里去跪拜送子观音吧，

因此我认为陈庄古城的祭坛，不像是“天坛”，反倒像是“社稷坛”。

根据周礼“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的规定，各诸侯国也都建有社稷坛，且社稷坛或在城内，即所谓“左宗庙，右社稷”，

另根据史料记载，社稷坛以赤、青、黄、白、黑五色土筑成，中为黄色，南北东西分别为赤黑青白，以示天子居于中央，统帅四方之意。

再回顾一下陈庄古城的祭坛形态“多色土”，“有圆有方”，是否可以理解为“社稷”之意呢？

按照学者们推断，如果“哀公死于僭礼天祭”，那么他极有可能犯在了“九”这个数字上，“九”为古人观念里的数字之极，只有天子才享有使用各种“九”的特权，

但史料上明明是说纪侯“谮”，这个字的含义是说无中生有，这意味着齐哀公有可能是冤枉的。

关于纪侯其人事迹寥寥，据《青州府志》说周懿王取纪女‘亦赏’为王后，也就是纪侯为周夷王外公（或国舅）之意，但这种说法还未有其他史籍相互印证，

不过从《公羊传》的观点来看，当时纪国与周王室的关系很亲密，否则仅凭纪侯的几句谮语，周王怎会轻易煮了一国诸侯呢，

那么，纪侯为何要构陷齐哀公？

从考古遗迹来看，纪国都城与齐国都城相距不过百里，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对于纪国来说，他们本来过着还算平静的日子，结果突然来了个姜太公不说，还挟着周王赋予的征伐“五侯九伯”的大权，纪国岂会坐以待毙；

而对齐国来说，想要扩张领土，纪国是“必经之路”......二者争锋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但很显然“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纪国国势正盛又是当地土著，周初的齐国尚不具备吞并纪国的实力，

相反，搞不好齐国还要时时受着纪国的威胁，

再说周王室那边，从周初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来看，周室对东土区域还实现不了完全的统治，只能退而求其次，以封侯的方式达到控制目的，

纪国是周室拉拢的重要对象之一，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当然不会出兵讨伐。

因此，齐、纪二国即便矛盾重重，也在周初没升级到互相攻伐的地步，

直到周王“衰微”、王权下移，周懿王时期迁都槐里，周夷王又“始下堂见诸侯，觐礼废”，

早就对齐国的发展感觉如鲠在喉的纪侯，看到了机会，在周王面前说了齐哀公的坏话，由此不仅导致齐哀公被烹杀，还引发齐国四十来年的内部的权力纷争和社会动乱：

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

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淄。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

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

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欲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

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是为文公，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史记》）

也就是说，周烹齐哀公后，齐国陷入几十年的内部权力纷争之中，历经胡公、献公、武公、厉公、文公，都城一再变迁，致使齐国国力大衰。

只是令纪国没想到的是，

齐国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内部厮杀后又迅猛发展起来，到了春秋时期仍旧是东土的一大强国。

不过进入春秋后纪国亦不弱，还在齐国的眼皮底下进攻了与齐相邻的小国“夷”，

此外纪国国君十分聪明，

当齐僖公与郑伯这两个国君突然联袂，亲自去朝见纪国国君时，纪国就有了警惕之心，很明显来者不善是为了试探一下纪国的虚实而来，

夏， 齐侯、郑伯朝于纪，欲以袭之 。纪人知之 。（《左传·桓公五年》）

此后纪国积极地与周王室、鲁国联姻，试图通过姻亲周天子、鲁国来斡旋调停齐国的侵扰，

这一方法的确很有效，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鲁国确实充当了调停者的角色，一来是考虑两国联姻的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鲁国也要考虑自身的利益，

不过，尽管有鲁国不断斡旋，但到底也未能挽救己国败亡的命运，

公元前690年，己国终于被齐国攻破，

史载纪国“大去其国”，究竟是被灭国还是迁居新的地点，并没有明说，

不过此后，己国在史册上踪迹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