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县制发展的萌芽阶段。

在此期间，县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从最初的区域性范围性质的“县”，到按照天然条件划分的地域性组织，再到出现下属乡里组织的郡县之县。

虽然县制在这个时期内，并未形成一级正式的地方行政管理区划，但其发展进程持续了很长时间，自西周一直延续到战国中后期，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县制也逐渐趋于完整。

本文笔者就为大家详细阐述下，从先秦到隋唐，县制是如何发展的。

县始设于西周，但该时期并未出现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县”一字，而是出现了同样语意表达为县的“还”、“睘”、“寰”等字，指的是环绕国都或大城邑的地区，相关史料记载最早见于免瑚与师簋中的丰、郑二地，而“县”只是表示其意义的一个假借字。

同时，在西周时期，县范围内实行的统治较为原始，县在实际意义上更多地指代地域范围，相对的行政管理属性尚显单薄，并未形成一级正式的地方行政管理区划，故此时期也并未设有县一级管理组织或官吏。

进入春秋时期之后，“县”组织开始发展，并且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县鄙之县、县邑之县、郡县之县。

县鄙之县主要是于西周时期存在的区域性范围性质的“县”；县邑之县进步为一种按照天然条件划分的地域性组织，拥有世袭长官，但尚未形成下属的乡里组织，不完备性十分突出，不能视作一级成型的地方行政单位。

《左传·哀公十七年》中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今尹,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

楚将申、息两国所灭，将其设为楚国内之县，并设尹进行管理，此时的申、息两县即为标准的县邑之县；发展至郡县之县，县内出现了三大突出性特征，即区划化、官僚化以及出现下属乡里组织。

郡县之县规模确定，人为政治划分痕迹明显，大夫、令等县级官员去贵族化特征突出，部分国家内出现了县级官吏的属官，例如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在县令之下还设有县司空、县司马、治狱等属官。

先秦时期为整个中国古代县制发展的萌芽阶段，在此时期内县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这一发展进程持续了很长时间，自西周一直持续到战国中后期。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县制也逐渐趋于完整。

西周时期没有正式的县级官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内虽未有统一的正式县令，但楚国的“尹”、晋国的“大夫”、鲁国之“宰”、秦国于商鞅改革之后所设的“令”，皆为中国古代县令之雏形。

公元前221年，秦王扫六合，与军事、政治大一统接踵而至的便是制度的统一。

自西周延续而来的分封制被废除，战国时期各国改革推行的郡县之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故县制虽创于春秋战国时期，但成于秦。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秦县令、长为一县长官，按照户数的多少确定了秦朝县级长官的二级区分。

同时县令、长身负教化、司法、征发徭役、进献贡物等多项职掌。

汉承秦制，略有发展。

《后汉书》记：“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

汉代将县按照规模的不同分为三级，行政长官也因统县规模的不同而享受不同的俸禄。

同时此时期也出现了许多与县同级的行政区划，如列国所食之“国”、皇后、太子、公主等所食之“邑”、蛮夷所占之“道”。

其中行政长官的待遇也如县令，“侯国之相，秩次亦如之”。

汉代县令的执掌相较前朝更为全面，“皆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涉及到劝导、诉讼、劝农、收税、监督等各方面。

总体而言，汉代县令长拥有较大地行政自主权，虽“于太守称属”，但往往“自行其意，不为上官所夺”，地方自治特点突出。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后，军阀混战开始，秦汉以来形成的国家统一局面逐渐被打破。

曹丕称帝正式结束了刘汉四百年的统治，此后中国进入了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个大动乱时代。

此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县制大致沿袭前朝遗制，但同时注入了明显的时代特色。

三国时期县制大致与汉代相同，令长皆置。

晋承汉制，“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

虽仍按户口数量区分令长，但具体的界定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化：“晋千户以上，州郡治五百以上，皆为令；不满此为长”。

已由汉制区分标准的万户转变为千户，县令品位也因县规模不同，由六品至九品变化不等。

同时增加了县令的迁转规定，官员从政须有县级为宰之经历，“不经县宰，不得入为台郎”。

此时期县令职能一如前制繁冗复杂，其突出的时代特征便是县令拥有部分兵权，部分县令常加将军之名。

南朝各代县制大都与前朝无异，但四朝内县令的职称、品级与俸禄不甚相同：南朝宋设置县令、长，规定“县令千石至六百石，长五百石”，县令长秩俸由千石至五百石，其品级也由六品至八品；南朝齐复设相，“县令、相。

郡县为国者，为内史、相”；梁制同将县级长官按照县规模的大小区分，大县为令，小县为长，行政单位为国者，长官称为相。

值得注意的是梁朝县制中县令品级共置七等“县制七班，用人各拟内职”；陈制中着重突出建康令，品级与俸禄相较于普通县令较长：普通县令相以五千户为准，以上秩千石、居八品，以下秩六百石、居九品。

建康令秩千石、居七品。

北朝县制变化之中，尤以北魏与北齐为剧。

北魏一县之内置三令长，“县置三令长，八品者”。三令长分为上中下三等，品级由正六品下阶至正八品下阶。其中洛阳令享有特殊地位，品级为从五品下阶。

后魏前期县级长官令长并行，后期渐以令偏多，其制延续至北齐、北周，长已完全消失，县令成为县级长官的唯一称谓。

北朝县制变化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北齐，北齐治县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单分上中下三级，自上上之县至下下之县凡共九等。

同时元武帝对县令选任进行改革，士人得以入官任令。

同时由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北朝诸县令军事职能仍十分突出。

魏晋南朝时期县制大都沿袭秦汉之制，按照规模不同进行等级划分，分设县令长。

北朝时期县制开始产生了不同变化，虽其仍带有自秦汉以来传承而下的县制传统的印记，但开拓与创新同样可见，例如县令长名称变化、县令任期制度的出现等，为隋唐时期县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的建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乱世格局。

隋唐县制一改前朝传统，虽有因袭前朝遗制之处，但创新之地颇多，开启了不同于秦汉县制的中国古代县制发展的第二大阶段。

隋初县制因循北齐三等九级制，后于开皇十四年（594）将上中下三等县制改为上、中、中下、下四等，隋炀帝时期诸县以“所管闲剧及冲要”为划分标准将四等县制因袭。

这种县等的划分标准相较于前朝仅以户等划分有所进步，同时兼虑政治、地理区位等因素。

县令设置方面隋沿袭了魏晋时期崇重京县权威的传统，与县等不同相应，不同县等的县令品级也不相同。

隋文帝时期的长安、大兴两县县令品级为正五品下，之后与隋炀帝时期增设的河南、洛阳两地县令同升为正五品。

雍州地处京畿之地，其地县令虽未有品级上的优待，但其迁转、升迁相较更有优势。

隋代规定了县令任期的具体标准“刺史、县令，三年一迁”，同时废除了南北朝以来地方官员自辟僚属之制，“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

建唐伊始，中国古代县制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唐代县制的突出发展与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为县等的细化与区分。

北齐至隋的等级县制在唐代得以延续，但其等级划分更多地考虑到地理区位、户口多寡、政务多少等因素，故等级界定更为繁杂与具体。

唐代前期县制共分七等，“大唐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之差”，至唐代后期，县制等级划分演变为十等，“唐制有赤县、畿县、望县、紧县、上县、中县、中下县、下县之差。……其后又有次赤、次畿之名”。

县级行政区划细分的同时县级行政组织中县令等级差距也被拉大：赤县县令官从正五品，中、下县县令官从正七品或从七品。

二为县令管理制度的创新，包括任期制度、县令考核制度、犯赃连坐制度、任职回避制度等。

以任期制度为例：唐代县令实行限任制，即对县令的任期期限进行规定。

《唐会要》载“贞元九年（793）七月制，县令以四考为限，无替者宜至五考”，同书记：“宝应元年（762）五月十九日制，州县官自今已后，三考一替”。

虽因地域、时期等不同唐代县令的任期有所变化，但总观其变统以三四年为制。

县制发展至唐已基本定型，县级行政区划与行政组织的发展已较为完备。

隋唐时期的县制中既可窥见秦汉县制之迹，更多可见其创新之处，为宋代县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体来说，从先秦到隋唐，中国的县制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最初的简单户籍管理到逐渐细分、差别化的行政区划和管理制度，县制在中国的发展逐渐成熟，并为后来的宋代县制奠定了基础。

县制的发展不仅反映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变化，也是中国政治制度演变的一个缩影。

在现代社会中，县级行政管理在我国的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使得了解和掌握中国历史上县制的发展，对于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