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人们常说贪官污吏最为可恶，其实某些官吏让国家遭受的损失比起贪官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类官吏就是无所作为的庸官。作为官吏，既然拿着国家给的俸禄，就应该为百姓做一些实事。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每个当官的也都应该有这种觉悟。但如果一个官员每天想的都是不求有功、只求无过，那危害实则巨大。

一、庸臣的危害

庸臣就是中国古代奉行“宁可不作为，也不要犯错误；宁可少干事，也不要出事”观点的官员，孔子的“中庸之道”在这些人身上变了味道，成为不作为、不干事的代名词。他们为官不为，甘当庸官、懒官、太平官，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在位怕出事，束手束脚，以至于影响大局，最后却又以怕出事作为他们的挡箭牌。

官员“为官不为”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形成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既有其主观因素，又有其客观因素；既有上级因素，又有基层因素；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界因素；既有机制体制上的因素，又有思想观念上的因素。有的虽然有其貌似无奈和合理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消极、被动、应付的直接表现。

庸官的根本，不是为百姓谋福，而是图自己享受。这样的人，官当的小为害还不大，烂也只是烂一个地方，一旦官做大了，那就贻害无穷，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时代的进步。

这样的人为官，不但毁了自己，也害了更多的人，因为他会成为一些人的“榜样”，有句话说的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具有正能量的榜样，确实能给人带来力量，激发人们的上进心，而有些“榜样”也是祸害无穷，多少年都难以消除。

权力来源于人民，理当为人民服务。为官就应该是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要有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为官信条。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对不起身处的岗位和承担的职责，更对不起政府和人民的信任。平民也好，官员也罢，肩负起各自的责任，何愁家不兴，国不强。

二、庸臣代表

1、曹振镛

清朝太傅曹振镛，祖籍安徽歙县，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年近而立的曹振镛考取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一职。嘉庆朝时，出任为吏部、工部侍郎，道光朝时升任为武英殿大学士，从此成为道光皇帝心腹，掌管军机处十五年。在从政53年后，年近八十岁的曹振镛寿终正寝。曹振镛死后，道光皇帝追赠太傅、赐谥“文正”，这是古代文官的最高荣誉。

就整个清朝历史而言，就属曹振镛当官时间最长，然而他为官五十余载就没干过什么大事。之所以能成为三朝元老，是因为他深谙为官秘诀。有人问起秘诀为何时，他只说了一句：“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比如说，道光皇帝乃是历史有名的“节俭皇帝”，了解道光心理的曹振镛，就故意穿着打满补丁的裤子上朝，道光帝对他赞许有加。曹振镛看道光批阅奏折后很是劳神，便献计说，皇帝看各地奏折只需抽看，若是发现其中有错误用朱笔勘出便好，余下的奏折在辅政大臣中仔细传阅即可，这样既可以避免错误，又可大幅减轻皇帝的工作量。道光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即刻下诏执行。但是这个方法，直接导致害怕得罪曹振镛的官员们从此之后再也不敢在奏折中写犀利谏言呈禀皇帝。

曹振镛为官五十余载，对当时官场生态影响极大，尤其是西方迅速进步的时候，导致大清王朝不进反退。

2、卢怀慎

卢怀慎，字怀慎，滑州灵昌（今河南省滑县）人，唐玄宗开元初期著名宰相。卢怀慎自幼俭而守礼，谨而聪颖，20岁进士及第，历仕唐武后、中宗、睿宗和玄宗四朝，任监察御史、兵部侍郎、吏部尚书等职，封渔阳县伯，追赠荆州大都督，谥号文成。

卢怀慎入朝为相后，给国家做出的贡献屈指可数。担任宰相期间，他将所有日常工作都交给了姚崇，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故此，卢怀慎才收获了“陪吃宰相”的“美名”，此人堪称古往今来尸位素餐第一人。

3、苏味道

苏味道，初唐政治家、文学家。赵州栾城人。九岁能诗文，少与李峤以文辞齐名，号“苏李”。乾封中进士，早年为咸阳尉，因吏部侍郎裴行俭赏识，随裴行俭两征突厥，为书记。圣历初官居相位。先后三度为相达七年之久，深得武则天赏识。后因亲附张易之兄弟，中宗时贬为眉州刺史。不久又复迁益州（今成都）大都督府长史，未行而卒，终年58岁。

由于武则天时期复杂的政治环境，苏味道常常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处事模棱两可，世号“苏模棱”。苏味道最擅长的就是向皇帝阐述情况，也就是陈奏。因为苏味道能将当朝典章倒背如流，所以，他上朝时从不携带奏章，只靠一张嘴即可将情况阐明，夸夸其谈。可以说，苏味道的口才和能力兼备，但是，他却不能在担任宰相的过程中做出一番实绩，显然，他的为官之道是存在缺陷的。

4、李光昭

李光昭原为贩卖木材、茶叶的小商贩，本有前科，后来“捐输”得来一个知府衔，但并未得部照。同治十三年，即公元1874年，圆明园重修正式动工。1874年是个多事之秋，外有法国人企图侵略越南，内有新疆阿古柏发起叛乱。但就在这样战事连连，国家旦夕之际，同治皇帝以及慈禧太后却在绞尽脑汁，筹划钱财修圆明园。

圆明园需要木材，这就让李光昭有了用武之地，便欲图包揽修园所需之木材而从中攫利。李光昭当年做生意之时，结识了内务府的人，通过这层关系搭上了线。李光昭声称自己有价值三十万两的上等木材，愿意卖给朝廷修建圆明园。此事通过内务府奏报给了同治皇帝，皇帝很高兴，当即准了三十万两款项，命内务府加紧督促李光昭尽快将木材运至京城。

同治皇帝

其实李光昭根本没有什么上等木材，但为了升官发财根本不顾及身后之事，于是他直接冒充自己是皇帝亲派督办木材筹措的督监大臣，到处招摇撞骗。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这骗局没起多大作用，没有骗来上等木材。

没有木材没法交差，李知府无奈开始骗洋人，从法国洋商那买了三船木材，这些木材实际成交价格是五万多两白银。洋人做买卖都是要有合同的，倘若李光昭仅以自己“候补知府”的身份与洋人签订合同，恐怕洋人不会睬他，于是他竟然冒用“大清皇帝亲派监督”之名签订合同，就这样木材骗到了天津港。皇帝当即派人提货。

木材已经到货，那就得付款了，可李光昭竟开始抵赖，以木材尺寸不符，品质不达标等没有之事为借口，拒绝提货付款，想把款项私吞。法国人当然不干了，有问题可以不提货，但货提走了缺不给钱，这肯定不行，法国洋商直接到大使馆状告大清皇帝诈骗。皇帝成为“被告”真是亘古未有，同治一怒之下下令严办李光昭。李光昭被判斩监候下了大狱，家也被抄了。

三、有作为的贪官

那么咱们看下历史上的贪官，他们除了贪污就没有别的作为吗？

刘瑾是明朝大宦官，专权擅政，鱼肉百姓，最后被凌迟至死。刘瑾虽然是一个危害极大的奸宦，但是刘瑾却并不是一个无能之辈。刘瑾的主要功绩，便是针对时弊，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改革措施，对当时的政治措施作了符合时代的改动，便是所谓刘瑾变法。

刘瑾虽然自己就是一个大贪官，但是他偏偏在执法方面极为严峻，对于当时贪污受贿的官员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他为了制止贪污之风，还自创了罚米例，对失职官吏以罚米为单位的俸禄为手段，很多官员受到处罚。刘瑾降低地方赋税，特别是受灾害严重的赋税被极大的降低。除了涉及政事，民事等方面，刘瑾还稍微调整了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他将各省的录取名额，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如增加了西部地区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录取人数，降低了江西录取人数。

长久以来，人们对魏忠贤的看法己经脸谱化了。人们认为他操弄权柄，迫害忠良，结党营私，祸国乱政，是宦官专权的典型。但仅从治国理政方面，他还是有功于大明王朝的，他凭借一己之力支撑着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

正是因为魏忠贤的知人善用，任用袁崇焕、毛文龙、熊廷弼等声名远播的名将，才将清兵阻挡在关外几年，任由清军使出了各种招数始终无法入关。在他执政期间虽然不断打压自己的死对头东林党，但是在东林党中那些治世能臣他依然还是不计前嫌继续重用如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

魏忠贤执政后，恢复了被万历皇帝废除的工商税、海税等。减免了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并将从东南地区富商政教上来的税收补贴给边防军队。从而保证了关内的安定和戍边官兵的费用，在他执政期间国库充盈。

历史第一巨贪和珅，也有一些超人的学识和智慧。他从小精通汉满蒙藏4种语言，凭着语言优势，脱颖而出，成为乾隆时期最为出色的外交家。

1793年英国政府正式派出马戛尔尼来访问中国，这是中英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事件。当时的英国希望能打开经济大门，开拓中国这片新市场，同中国建立通商关系。当英国使者向乾隆提出了开放通商口岸，两国进行贸易的要求时。乾隆皇帝是满口拒绝，命令和珅打发他们尽快离开。在处理这件事上和珅表现了一个大国的智慧，本着乾隆的热情不失原则的外交方针，使英国使者受到了最礼貌的接待，最严密的监视和最文明的驱逐，不卑不亢，有礼有节，出色完成了这次外交任务，不愧是个充满智慧的外交家。

和珅在军机处任职20多年。在此期间，他对军机处制度做了大量的调整。为了革除弊政也为了更加坚定自己的专权，他对清朝前期制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这在历史上具有积极的影响意义。

用一句俗语，庸臣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官员。官员就要干事，忠于职守、勤政为民向来是对为官者的最基本要求。如果，在位不作为，拿了俸禄不干事，这样的庸官、懒官、太平官，同“泥塑的神像”有何区别？清廉乃为政之基，勤政是善政之要，既讲廉政也讲勤政，官德才算圆满。“廉”和“勤”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您说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