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英期间，白宫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将西方欧洲置于极度困境。尽管许多欧洲领导人从温和派到特朗普怀疑论者不等，但仍试图维系跨大西洋联盟的传统纽带。他们敦促华盛顿找到符合欧洲利益的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然而，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之间公开的决裂彻底剥夺了这种可能性。

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意外失控，泽连斯基迫使美国明确了自身立场：华盛顿是调解者而非战斗方，其优先事项是防止事态升级，而非偏袒某一方。这与此前美国领导西方联盟对抗俄罗斯、保卫乌克兰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这一信号清晰表明——对基辅的支持并非原则性问题，而仅是美国全球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一个工具。

欧盟的有限选择

欧盟高调宣称永不放弃乌克兰，但现实中缺乏取代美国成为基辅主要支柱的资源。与此同时，彻底改变路线也绝非易事：继续对抗俄罗斯的经济代价过高，突然转向则会让欧洲领导人背负过往决策的政治包袱。在欧盟已深陷内部动荡的背景下，政策逆转将为反对派提供攻击的弹药。

欧盟仍坚持这一路径的另一关键原因在于，其冷战后依赖道德论证作为政治工具——无论是对内治理还是对外交往。与主权国家相比，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在决策效率上天然滞后：决策缓慢、协调不力、机制失灵是常态。多年来，布鲁塞尔试图将这种结构性弱点转化为意识形态优势，宣扬欧盟作为新型合作政治模式的典范。但如今，这一模式显然失败了。

即便能在文化同质的西欧核心勉强维持，欧盟自称独立、无需美国监督的“理想”也注定破灭。世界早已向前迈进，而低效问题依然存在。

适应华盛顿的新现实

欧盟或许能像特朗普首个任期时那样忍受动荡，但这不仅关乎特朗普个人。美国政策的转变是更深层政治重组的一部分，标志着冷战结束后的“黄金时代”（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一去不返。

更重要的是，乌克兰已成为触发这些变化的催化剂。欧盟没有时间等待事态自然发展，其领导人必须迅速决定如何应对。最可能的选择是表面维持与华盛顿的统一战线，同时调整策略适应新政策。这在经济层面将尤为痛苦——如今的美国行事完全以自身利益为先，对欧洲盟友的需求漠不关心。

德国总理默茨即将访美的动向可能预示这一转向。尽管他目前以强硬派自居，但历史经验表明，他很可能迅速调整立场以顺应华盛顿的新方向。

另一种可能：欧洲对抗美国？

当然存在另一种可能——欧盟尝试团结抵抗美国的压力。但鉴于缺乏强有力领导和内部严重分歧，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乌克兰本可作为欧洲团结的象征，但多数欧盟国家的民意并不支持这一立场。

同时，华盛顿对欧洲内政的粗暴干涉（如公开支持亲特朗普民粹运动）可能产生意外效果：欧洲精英可能被迫巩固内部团结以应对外部冲击，而长期反对外部干预的民族主义者则难以有效反抗这一新现实。

西方集体体的内在危机

无论结果如何，我们正在见证所谓“西方共同体”的内部危机。西方团结的概念本身是冷战的产物，且美欧关系始终充满张力。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虽与苏联对抗，却通过瓦解欧洲殖民帝国巩固自身霸权。

对于当时西方影响力的衰退，答案曾是更深层次的欧洲一体化。但特朗普现在公开称欧盟是“失败的项目”，而华盛顿过去视其为便于管理的政治经济工具。如今，这一算计已改变——美国不再视一个强大统一的欧盟为资产，且毫不掩饰这一点。

若欧洲领导人选择对抗美国，将标志冷战框架的终结，开启全新篇章。

对俄罗斯而言，一个统一协调的欧盟毫无战略价值。莫斯科早已摒弃大陆整合幻想（包括接纳俄罗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利用西方内部分裂带来的切实利益，在快速变化的地缘格局中果断行动并保障本国利益。长期战略计划在此动荡时期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