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一个午后，在中南海增福堂，74岁高龄的陈丕显正与秘书梁茂淦谈话。窗外的阳光投射进来，照亮了书桌上堆积如山的资料。陈丕显神情凝重地翻开一份泛黄的文件，对梁茂淦说：＂这是叶帅生前的嘱托。＂说着，他指了指书桌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手稿和史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叶剑英元帅为何会给陈丕显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而这个任务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渊源？

一、陈丕显与叶剑英的特殊渊源

世人皆知陈丕显是我党早期的重要干部，却鲜有人知他与叶剑英元帅之间那段鲜为人知的革命情谊。

1982年深秋，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内，刚刚闭幕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让整个会场依然弥漫着庄重的气氛。叶剑英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招了招手：＂去把阿丕叫来。＂

正在整理会议材料的陈丕显接到通知后，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叶帅身边。只见叶帅从身旁取出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正是刚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阿丕，我们这一代人快要走完了，但这些历史不能丢。＂ 叶帅将文件轻轻放在桌上，对陈丕显说道。

这一声＂阿丕＂唤起了两人之间的往事。早在1931年，还在福建工作的陈丕显就与叶剑英有过一面之缘。那时的陈丕显刚满15岁，是闽西年纪最小的共产党员。

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叶剑英注意到了这位神情专注的少年。会后，叶剑英特意询问了陈丕显的情况，得知这个娃娃干部不仅年纪轻，而且工作认真，便给他起了个昵称＂阿丕＂。

1934年，在长征途中，两人再次相遇。当时陈丕显负责运送伤员的工作，叶剑英看到这个当年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个能担重任的干部，欣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阿丕，你没让我失望。＂

抗日战争时期，陈丕显在华中敌后根据地工作期间，多次收到叶剑英派人送来的指示信。每次信中除了工作指示，总会有一句＂阿丕同志＂的称呼，这让陈丕显倍感温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叶剑英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再次见到了陈丕显。此时的陈丕显已是华中重要领导人之一，但叶帅依然亲切地喊他＂阿丕＂。

如今，在这个意义重大的历史时刻，叶剑英再次找到了陈丕显。＂这些年来，你经历了很多，也看到了很多。现在党中央要对历史作出总结，我觉得由你来做这项工作最合适。＂

叶帅的话语中带着深深的信任。他接着说：＂这不仅仅是写历史，更是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阿丕，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在场的其他领导同志也纷纷表示赞同。彭真说：＂丕显同志年轻时就参加革命，经历了党的重要历史时期，由他来做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谭震林也点头说：＂是啊，陈丕显同志在各个时期都做过重要工作，对党史很了解。＂

就这样，这项重大的历史使命落在了陈丕显肩上。从此，中南海增福堂的灯光便经常亮到深夜，陈丕显开始了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二、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世人都知道建国后的历史记述工作十分重要，却不知在这项工作背后，凝聚着多少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期望。

1982年冬天的一个清晨，中南海新华门外寒风凛冽。陈丕显刚走进办公室，就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央办公厅的重要文件。这份文件详细记录了中央领导同志对即将开展的党史编纂工作的意见。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先念同志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这些都是党和国家宝贵的历史财富。＂

乌兰夫同志也在会上发言：＂现在很多亲历者都还在，应该抓紧时间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要不然，过些年可就找不到这些活的历史见证人了。＂

一个月后，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这项工作。会议一开始，彭真就拿出一份厚厚的材料，这是他让人收集的解放前后重要历史事件的记录。

＂你们看，光是这些材料就有几百页。我们要把它们系统地整理出来，让后人能够了解我们党的奋斗历程。＂彭真一边翻看材料一边说。

谭震林接过话说：＂这项工作要找一个合适的同志来做。这个人不仅要有丰富的革命经历，还要有较强的文字功底。＂

正在这时，叶剑英说道：＂我看陈丕显同志就很合适。他13岁就参加革命，经历过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来又在上海、湖北等地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对党的历史了解得很清楚。＂

会议结束后，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找到陈丕显，向他传达了这个任务。当陈丕显翻开那些泛黄的档案材料时，一幕幕往事浮现在眼前。

1929年，年仅13岁的陈丕显在福建上杭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组织派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首长放哨，虽然是个简单的工作，但他始终认真负责。

1934年，红军长征途中，陈丕显跟随部队翻越雪山、穿过草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依然坚持收集整理各种文件资料，为的就是给革命留下真实的记录。

抗日战争时期，陈丕显在华中敌后战场上，带领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即使在与日军激战的间隙，他也不忘记录下重要的战斗经过和战术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陈丕显先后在上海、湖北等地工作，亲身参与和见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事件。这些经历，都为他承担这项历史记述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3年春节前夕，陈丕显在办公室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那是一本已经发黄的笔记本，是当年在延安时一位老同志记录下的重要会议记录。老同志在信中写道：＂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希望你能把它们记录下来，让后人知道我们党的奋斗历程。＂

三、出人意料的选择

世人都知道陈丕显选择梁茂淦执笔写作，却不知这个决定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89年深秋，福建省城福州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陈丕显为参加古田会议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专程来到这里。福建省委为他安排了一位写作能手——省委办公厅秘书梁茂淦。

当时的梁茂淦已经在福建从事文字工作十多年，写过不少重要文稿。但让人意外的是，这位写作经验丰富的秘书第一次见到陈丕显时，却差点闹了个大笑话。

那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梁茂淦接到通知要去给陈丕显写一篇演讲稿。他拿着笔记本来到陈丕显的住处，却发现老人正在院子里侍弄花草。

＂领导，我是来帮您写稿子的。＂梁茂淦说道。

陈丕显放下水壶说：＂好啊，我们边走边说。＂

就这样，两人在院子里边走边聊。陈丕显没有直接说要写什么，而是给梁茂淦讲起了古田会议的故事。从毛主席当年住过的房间说到会议的具体过程，从当时的革命形势谈到今天的时代意义。

聊了近两个小时，梁茂淦的本子上写满了笔记。这时陈丕显才说：＂你回去好好写，明天一早给我看稿子。＂

第二天一大早，梁茂淦就把写好的演讲稿送了过来。让他没想到的是，陈丕显看也不看就说：＂你这个同志，对待工作怎么能这么马虎！＂

梁茂淦赶紧解释说这是他熬夜赶出来的。陈丕显这才拿起稿子仔细阅读，越看脸上的表情越惊讶。

＂这稿子写得很好啊，完全抓住了我昨天说的重点。你是怎么做到的？＂陈丕显问道。

原来，梁茂淦在福建工作期间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领导讲话，他都会把关键内容记下来，然后思考领导为什么要强调这些点，背后的考虑是什么。正是这种深入思考的工作方法，让他能够准确把握演讲稿的要求。

不仅如此，梁茂淦还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套历史记述的方法。他认为，写历史不能只是罗列事实，更要让读者能感受到历史的温度。在写作中，他特别注重细节的刻画和场景的还原。

这种写作理念与陈丕显不谋而合。陈丕显一直认为，党史编写工作不仅要严谨准确，更要生动感人。他常说：＂历史是由人写的，也是给人看的。＂

就这样，一篇演讲稿引发的交流，让陈丕显发现了梁茂淦的才能。临走时，他特意留下了梁茂淦的联系方式。

几个月后，当陈丕显为回忆录寻找合适的执笔人选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梁茂淦。这位来自福建的年轻秘书，不仅有扎实的文字功底，更难得的是对历史有着独特的理解和表达方式。

1990年初春，梁茂淦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电话那头，是陈丕显熟悉的声音：＂小梁啊，我这里有个重要的工作，你愿不愿意来帮忙？＂

四、艰辛的写作历程

世人都知道中南海增福堂的一盏灯经常亮到深夜，却不知道这盏灯背后是一段艰辛的写作历程。

1990年春天，梁茂淦来到北京后，陈丕显立即带着他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在增福堂的书房里，陈丕显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红木柜子，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数十本档案袋。

＂这些都是我这些年收集的资料。＂陈丕显一边说，一边从柜子里取出一份泛黄的文件，＂你看，这是1949年我在上海工作时留下的笔记。＂

为了更好地完成写作任务，梁茂淦请来了两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协助工作。三个人分工明确：一个负责整理历史资料，一个负责采访记录，一个负责文字写作。

每天清晨，他们就开始工作。中午在机关食堂简单吃过午饭后，又马不停蹄地继续。晚上，常常工作到深夜。两位编辑骑着自行车回家时，北京的街道早已人影寥寥。

一次，在整理1950年代的资料时，三人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似乎有出入。这可不是小事，陈丕显立即组织大家去找当事人求证。

那天，他们驱车来到北京西郊一位老同志家中。这位老同志已经90多岁高龄，但在听说是为了核实历史细节，老人家精神抖擞地讲述起往事。一谈就是三个小时，终于澄清了这个重要细节。

回去的路上，陈丕显说：＂写历史不能有一点马虎。每一个细节都要准确，这是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

在采访过程中，他们还遇到过不少感人的故事。有一次，他们去采访一位老革命，那位老同志已经病重在床，但仍坚持回忆当年的细节。说到动情处，老人家握着陈丕显的手说：＂一定要把这段历史写清楚，让后人知道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为了确保资料的准确性，陈丕显带领写作组多次实地考察。他们去了江西瑞金、福建古田、陕西延安等地，实地走访当年的革命旧址，收集第一手资料。

在延安，他们找到了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八路。老人拿出一个布包，小心翼翼地从里面取出一本发黄的笔记本。这是他在战争年代记录下的战斗日记，每一页都凝结着历史的印记。

写作过程中，陈丕显特别注重细节。有时为了一个史实的准确表述，他会翻遍所有的档案资料，甚至连夜打电话向知情人求证。

一次，为了核实一个会议的具体时间，陈丕显让人找来了当年的《人民日报》合订本，一份份仔细查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份报纸的角落里找到了这个重要会议的确切日期。

到了1991年冬天，初稿终于完成。但这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陈丕显戴着老花镜，逐字逐句地审读，在稿子上做了大量批注。然后，写作组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修改工作。

这样的修改一改就是大半年。每改一遍，陈丕显都要重新审读一遍。有时为了一个段落的表述，大家要讨论好几个小时。直到1992年秋天，这本凝聚了无数心血的回忆录才最终定稿。

五、历史使命的完成

世人都知道陈丕显的回忆录最终完成并出版，却不知在这本书正式面世之前，还发生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92年金秋，北京西郊的一座四合院内，陈丕显正在向几位老同志介绍即将出版的回忆录。这些老同志都是党的老干部，他们中有的是当年的战友，有的是共事过的同志。

＂这本书终于要出版了。＂陈丕显说着，从书桌上拿起一摞装订整齐的手稿，＂这里面记录的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历史。＂

一位老同志翻开手稿，指着其中一段说：＂这里写的是1949年上海解放时的情况，我记得当时你就在现场。＂陈丕显点点头：＂是啊，那段历史我记得特别清楚。＂

另一位老同志接过话题：＂我看了第三章关于抗美援朝时期的记载，写得非常详实。特别是关于后方支援工作的描述，把当时的情况都还原出来了。＂

就在这时，一位年近九十的老革命家来到了院子里。他是特意从外地赶来的，就为了看看这本即将出版的回忆录。

老人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丕显啊，这张照片你还记得吗？是1952年我们在东北视察工业建设时拍的。＂

陈丕显接过照片仔细端详：＂记得，记得。这段历史我们在书里也写到了，就在第四章。＂

1992年10月，回忆录终于付梓。第一批书刚刚印出来时，陈丕显让人送了几本给当年参与过历史见证的老同志们。

其中一位老同志收到书后，立即打来电话：＂丕显啊，我一口气看完了第五章关于＇文革＇的记载。这段历史写得很实在，很真实。＂

这本回忆录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读者纷纷来信，说这本书帮助他们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1993年春节前夕，陈丕显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信是一位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写来的，他在信中说：＂这本书不仅记录了历史，更重要的是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同年五月，一位在延安工作过的老同志专程从陕西赶到北京，就为了当面感谢陈丕显。＂这本书里写到的许多细节，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看到这些历史被完整地记录下来，我非常欣慰。＂

1993年底，这本回忆录开始重印。在重印之前，陈丕显又对内容做了一些补充。他让人找来更多的历史照片和档案资料，使得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更加丰富。

到了1994年，这本回忆录已经重印了三次。每一次重印，陈丕显都要亲自审核校对，确保不出任何差错。

有一次，一位出版社的编辑问陈丕显：＂您为什么对这本书这么重视？＂陈丕显回答说：＂因为这不仅是一本书，更是叶帅交给我的一项重要任务。现在，这个任务总算完成了。＂

就这样，这本凝聚了无数心血的回忆录，成为了一份永久的历史记载。它不仅完成了叶帅的嘱托，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