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5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变”爆发，当天清晨，当广大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时，发现悼念周总理的花圈、花篮被收走，悼词、挽联也不翼而飞时，原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送别总理，瞬间转化为一股对王张江姚集团的怒火。

群众队伍里纷纷喊出归还花圈、保障群众有悼念总理的权利等口号，并与王张江姚集团发生激烈的斗争。

由于这场自发群众游行示威主要是针对王张江姚，且发生时间是在4月5日，因此，这次事件也被称之为“四五运动”。

事实上“四五运动”除带有上述目的，其实质也是支持邓公全面复出。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凌晨，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最后经过商讨，将此次事件作出了定性，同时，决定撤销邓的所有职务，并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会议开完后不久，伟人经过仔细斟酌后，开始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人选，并指示对此次的会议内容刊报印发至全党、全国。

为什么形势会发生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

毫无疑问，此次运动只不过他被撸去所有职务的“导火索”。早在1976年邓第二次复出，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之际，伟人的健康已经颇为不佳了。此时，让他再度出山工作，一方面十分信任邓的能力，另一方面，希望他能在关键的时刻稳操航舵，勘定大局。

然而，邓上任后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偏离了伟人原先预期的目的，因此，事件发生后，伟人再度撤掉了他一切职务，但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所有职务都被罢免，可党籍依然被保留了起来。

中央的这项决定很快在4月6日晚8时许，经过汪东兴之手转到了邓的手中。面对中央的决定，邓又是作何反应呢？

就在当晚，他写了一封给伟人及中央的信件，信件的内容不在此逐一赘述，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纵然面对如此严厉的处理结果，邓在信中却写道：

“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激”

明明是被免掉了一切职务，邓为什么依然在信中感谢伟人的决策呢？

首先要说明一点的是，自建国以后，在那个特殊年代、特殊背景的时代，不少老干部因为认识方面的问题受到了极为严厉的不公平对待，这其中就有彭老总、黄克诚、刘伯承等人，至于十年特殊时期，这种因认识路线的不同，而导致身陷囹圄，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老同志更是不计其数。而邓并没有因为此次事件变成他们那样，由此来看，这是他不幸之中值得庆幸的一点。

当然，在睿智的邓看来，中央选择最后保留他的党籍或许有基于三重因素的考虑。

第一个因素便是不宜太过挫伤老同志们的积极性。要知道，在当时仍旧留任中央，并且处于位高权重核心决策层的，除了之前的叶帅，没有任何人比邓更能够代表老同志们的心声了。而此时，叶帅已离开决策实权工作岗位，邓的存在无疑是凝聚老同志们的一面旗帜，即便这面旗帜暂时被他人替换，日后仍旧发挥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个主要的因素就在于，此时的局势已经十分明朗，伟人敲定华国锋成为革命事业的“接棒人”已然成为事实。但问题是，这个时候王张江姚集团的力量不容小觑，而华的背景比较单薄了一些，伟人尚在的时候，华尚能在他的翼蔽之下权威不会受到挑战，但百年之后，又有谁能牵制住王张江姚等人呢？所以，留住他的党籍，也是基于这层角度来考虑。

第三，华与王张江姚等人没有任何瓜葛，与老同志们也没什么太多的交情，在激烈的斗争中，其本人始终在恪守中立态度，这就造成了他形单影直、孤立少援的境地，而保留邓的党籍、不让他彻底离开，或许在伟人看来，将来在关键时刻，华若能拉他一把，让他重归决策层，华也许会多一个在斗争中的帮手。

这与当年李世民贬李靖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靖是唐王朝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功臣。他一生征战无数，先后帮唐朝平萧铣、安岭南、灭突厥、征吐谷浑，毕生南征北战，为唐王朝立下赫赫战功，为稳定唐王朝作出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然而，就在李世民病逝前夕，他却找了个由头把李靖贬到了地方，太子不解，询问缘由，李世民说：“我在世的时候，凭借我的天威尚能压制得住他，我一旦驾鹤西去，你能行吗？”，太子摇了摇头说不能。

李世民笑了笑说：“我现在把他贬到地方，日后你将来荣登大宝，再把他召回，他岂不是会对你感恩戴德吗？”，太子听后恍然大悟。

显然，伟人是熟读史书之人，对用人之道极有造诣，故此，他对邓作出如此安排也就符合情理了。

当然，邓也是极其睿智之人，所以，尽管此时他没了任何职务，但对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却洞悉得入木三分。因此，当汪东兴将文件交到他的手中时，这才有了他写信感谢伟人决策的那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