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通过读书览史，偶然窥见了一个有趣的史实，这就是开州历史上有两个人，同一年参加乡试考取了举人、次年又参加殿试同时被录取进士，而且，两个进士又与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人物曾国藩都曾经有过重要的人生交集。

曾国藩（1811年—1872年），字伯涵，曾子七十世孙。晚清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散文“湘乡派”发起人，他创立、统帅湘军平定太平军；亦与李鸿章等人一道，积极开展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拯救民族危机。

（一）

清代晚期，开州有两个著名的人物，一个是李宗羲，另一个是沈西序。二人与曾国藩都有过重要的人生交集，这就是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人赴四川省城成都参加乡试（1905年科举制被现代学校取代之前，由各地的秀才，统一到各省城参加考试，称之为乡试，一般在秋季八月举行。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的一次考试，考中的就叫举人，第一名叫解元，第二名 叫亚元，考中举人，就可以有做官的资格了。）

那一年，曾国藩在成都主持了四川乡试。作为四川乡试大主考官，他通过阅卷，赏识沈西序、李宗羲二人之才，尤其对沈西序赞誉有加，将沈西序列为第二名“亚元”，沈李二人皆大欢喜，都考中了举人。

沈西序的乡试作文《体群臣也子庶民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和一首五言八韵应制诗被收入《四川闱墨》（科举时代，乡、会试选印的中式的优秀文章称为“闱墨”，供后来准备应考的人阅读钻研，相当于今天的高考优秀作文选例）。

曾国藩是传统文化最后一批代表之一。在儒家思想史上，先秦的孔孟、汉代的经学，及至宋明以来的义理之学，都要求一个人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意识，学以致用，去关注社会现实，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国治民安，体现“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曾国藩作为乡试主考官，与沈李二人有师生之谊，二人也算是他的门生。曾国藩褒扬、勉励沈、李两位后生更上一层楼。在封建制度逐渐塌陷，西方资本主义对本土社会造成很大冲击，社会面临巨变之际，以儒家传统文化的“入世”精神 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在曾国藩的勉励和感召下，二人备受鼓舞，于次年（1844年）赴京参加殿试（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以定甲第。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 ）

结果，沈李二人不负期望，李宗羲中进士二甲第二十五名，沈西序中进士三甲第21名。二人皆进士中第，使开州名声大振。要知道，当时清朝有2000多个县，每年进士录取名额一般在300人左右，可以想象，考中进士有多难？更何况一个县能同时考中两人，二人由此进入仕途。

此后，李宗羲分配到安徽以“知县即用”，担任安徽英山县知县，开启仕途旅程。李宗羲由从政到告老还乡，20多年时间里由一介书生，以一个小县的知县，成为封疆大吏，朝廷重臣，经历了三个皇帝，又处在对外、对内战火不熄的年代，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他在报国忠君、执政为民思想的指引下，所做的一些好事，遗泽后代，载诸史册，至今叫人难以忘怀。

其间，李宗羲作为曾国藩下属和幕僚还共事过，在曾国藩去职后，李宗羲接替其两江总督兼兵部尚书之职，这又是二人的人生一次重要交集，也是最后一次。李宗羲任职后奉职守则，为国家、人民和乡梓建功、立德和立业。

他在晚清内忧外患之际，加强防务，兴修吴淞、江阴炮台，以图御敌；

主张开发台湾，设制造局，自练防海之师，为沿海各省声援，认为可以绝东西各国窥伺，此中国防海之要略；

李宗羲在任两淮盐运使（从三品、相当于今天副省、部级）时，因运河失修，河运不畅，开凿了一条新的航道，解决了运盐上的困难，保护了两淮盐业；

太平军撤离江宁（南京）后，李宗羲任布政使（相当于现在正省、部级），他创立“招垦法”，洪灾后，施行半工半赈法，救济受灾民众，使当地三十万以上的民众得以活命；

在家乡病休之际，不畏强权，秉公持法，使东乡（宣汉县）冤案平反昭雪；

关怀故乡，为乡梓痒序培俊堂（开州中学校前身）捐资倾力。

沈西序中进士后，在贵州为官任职22年。其间历任贵州普安县知县；正安州知州；仁怀直隶厅同知及毕节、贵筑县令；后擢贵阳知府，迁大定知府兼署贵西道，直到官至贵州按察使兼署理黔省军需总局（按察使又叫“臬台”，在清代为三品衔，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部级）。

沈西序曾任大定知府。全国四大名志之一的《大定府志》是由大名鼎鼎的林则徐先生作的序。林则徐研究全国地方志，但他一生从未给其它地方志撰写过序言，只有《大定府志》是唯一例外，足见《大定府志》在林则徐心中的地位。

沈西序1866年离职回到家乡开县。

（二）

李宗羲与沈西序进可以为国家重臣名宦作社会栋梁，退可以回到家乡为乡绅、乡贤兴学为师。他们二人以社会责任为己任。，关心社会，回报社会，

李宗羲为官时为开州培俊堂捐2000两银子办学，中举人后曾经担任过盛山书院院长；沈西序回开后在培俊堂为师，并担任过山长（书院主持人），为培养人才，激励开州士风，推进开州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起到激扬作用。后来发生的两件事，或许与二人有一定的关联。

一件事是1895年3月，在康、梁领导的戊戌变法“公车上书”活动中，全国有1200名举人陆续在京签字，要求变革，其中从开州培俊堂、盛山书院走出的开州举人有6人参与其中。

在国家和社会遭遇危机的时刻挺身而出，是开州举人的良知使然，这是一种价值观念。这样的举人除了献身专业工作以外，还深切地关怀着国家前途和社会公共利益之事，超越了个人利益。尽管路险且又长，但开州的举人们仍然胸中有丘壑，眼底有山河。

另外一件事，培俊堂培养出神州大地上众多人才，其中，走出了赫赫有名的共和国一代军神刘伯承。

（本文为原创，参考《清史稿》、《百度百科》、《历史新知网》、《一代循吏—李宗羲》”、《开县籍名宦沈西序》，图片来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