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的舞台上，历史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欧亚大陆和北非地区。在以大航海时代为分界点之前，历史的发展主要是在这些地区进行的。其他文明的发展相对滞后，仍处于蒙昧状态。然而，在大航海时代之后，航海成为了连接全球的纽带，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史。在这个时期，各个地区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交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使得世界历史的发展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因此，我们可以说，润写是一个以大航海时代为时间节点，对世界历史进行描述的过程。

欧亚大陆之所以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欧亚大陆拥有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这条古老的贸易路线使得东西方的文化、经济和商品得以交流和互通。此外，欧亚大草原是天然存在的连接东西方的通道，使得骑马民族能够在这片广阔的草原上驰骋，促进了游牧文明的发展。同时，印度洋到中国南海的航线也为欧亚大陆的贸易提供了重要的海上通道。

相比之下，其他地区的文明发展相对落后，尤其是在大航海之前。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土著文化在当时仍处于原始阶段，而非洲则刚刚步入铁器时代，文明发展相对滞后。在欧洲，骑士是当时的主要力量，但他们大多目不识丁，文化水平不高。与此同时，中国的文人在吟诵诗词，而阿拉伯的商人则活跃在贸易场上追名逐利。

已有考古资料表明，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前，阿拉伯与中国南部已经通航并发展贸易。这表明了阿拉伯人在航海方面的能力以及他们与欧亚大陆的联系。在大航海时代开始时，中国人、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都比欧洲人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贸易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和技术。

管仲曾经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表明了物质生活对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在中国古人的智慧中，他们深知贫穷落后的山区和恶劣的环境会产生刁民，因为这些地方的资源匮乏，人们的生活条件恶劣，导致他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

欧洲人在大航海时代走出远洋的一步，实际上是被迫无奈的结果。伊比利亚半岛的资源贫乏，不适合农业发展，如果没有贸易和外部资源的输入，这个地区的人民可能会更加贫穷和落后。因此，他们想尽办法对土地肥沃的地方进行殖民，通过扩张和掠夺来获取财富和资源，以维持自身的繁荣和生存。

这种被迫走出的远洋探索，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转变和挑战。然而，这也带来了许多重要的影响。首先，欧洲人的远洋探索打破了世界各地的孤立状态，促进了全球交流和互动。其次，欧洲人在探索过程中发现了新的资源和市场，这为他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最后，欧洲人的远洋探索也带来了文化、宗教和社会方面的变革，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在元朝的1271年至1368年期间，蒙古人的统治逐渐衰落，草原地区再次回到了互相征伐的状态。

这导致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受到威胁，逐渐走向没落。此外，由于宗教矛盾的存在，过去两百年间的十字军东征并未取得显著成果，中东地区的陆路被伊斯兰教势力所阻挡。

位于欧洲边缘、远离地中海的葡萄牙，由于在地中海地区没有难以舍弃的传统利益，加上国土面积较小、资源贫乏、农业条件不佳，同时还需抵抗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入侵，使得作为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的命运显得十分艰难。相比之下，选择在海路上遇到同为基督徒的对手似乎更为安全。

这些因素促使葡萄牙人勇敢地站出来，成为第一个到海外寻找出路的国家。他们积极探索新的贸易路线和殖民地，以获取财富和资源，并拓展自身的势力范围。这一行动为后来的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序幕，也为欧洲人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和探索奠定了基础。

1415年葡萄牙人在一场重大的军事行动中攻破了摩尔人的防线，成功占领了北非的休达港。这一行动被视为葡萄牙开始走向大西洋的重要里程碑。通过控制休达港，葡萄牙人不仅打开了地中海连接大西洋的入口，还为其海外扩张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点。

仅仅一年后，即1416年葡萄牙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加强航海技术和人才的培养。他们创立了航海学校，致力于改进帆船以适应恶劣的海洋环境，并培养出一批专业的航海人才。这些措施为葡萄牙在海上的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人才储备。

随着时间的推移，葡萄牙人凭借其航海技术和人才优势，逐渐成为欧洲乃至全球探险和贸易的领导者。他们开辟了新的贸易路线，探索了未知的地区，并建立了广泛的海外殖民地。这一系列成就使得葡萄牙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也为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资源。

这些成果并非偶然，而是源于葡萄牙政府和人民对于海洋探索的坚定决心和战略眼光。他们认识到只有通过积极进取和不断创新才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这种精神不仅塑造了葡萄牙的历史，也对全世界的探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418年葡萄牙的海上探险队在一次意外的风暴后，幸运地发现了附近的马德拉群岛。这个发现被视为欧洲人首个远洋探险的重要成果。而在此时，中国的郑和已经完成了四下西洋的壮举，其足迹已经到达了非洲东岸。从航海技术的角度来看，此时中国的技术明显领先于欧洲。

这座无人居住的火山岛拥有肥沃的土地，非常适合种植甘蔗和葡萄。于是，葡萄牙人开始在这些岛上发展种植园，并通过出口这些作物获取了丰厚的利润。

1420年罗马教会任命亨利王子（葡萄牙人）管理骑士团的财产，并将这些财产用于航海事务。这一任命为葡萄牙的航海事业提供了资金支持，使其得以进一步发展并投资于探险活动。亨利王子在航海事务中的贡献不可忽视，他被誉为葡萄牙航海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436年一支葡萄牙船队勇敢地越过了北回归线，探索着未知的海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幸接触到了黑非洲的黑人。对于葡萄牙人来说，这是他们首次与原始黑人进行接触。这次接触也让他们在心理上克服了对于黑人的障碍，意识到他们已经绕过了穆斯林的控制地带，相对较为安全。

仅仅七年后，即1441年葡萄牙人做出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举动。他们捕捉了十几名黑奴进行贩卖，从而拉开了臭名昭著的黑奴贸易的序幕。这一行为虽然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但却成为了欧洲殖民者进行贸易和扩张的一种手段。

1448年葡萄牙人在阿尔金岛建立了一个据点，并开始兼营商品交易。这个据点的运作模式成为了西方商贸殖民的基本模式之一。通过这种模式，葡萄牙人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成功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扩张和掠夺。这一行为虽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资源，但也给被殖民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和压迫。

1453年，奥斯曼帝国对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这一事件给欧洲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长达近1500年的罗马帝国在这一刻彻底灭亡，这使得欧洲人对穆斯林的威胁感空前强烈。在这种背景下，欧洲人感到穆斯林的威胁甚至可能超过当年阿拉伯人的威胁。陆路被穆斯林所把控，来自东方的货物变得越来越稀少且昂贵。

1455年由于远航探险耗费了巨大的资金，即便是当时明朝的强大实力也难以长期维持这种投入。威尼斯人在葡萄牙开办了对非贸易公司，将公司化的运作模式引入了远航探险领域。他们成功吸引了民间资本的参与，这一举措极大地减轻了葡萄牙政府的财政压力，使得远航探险得以持续进行。此外，威尼斯人还开创了写探险日记的先河，这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探险历程提供了宝贵的记录。

在赤道附近，威尼斯人首次使用了星座来测定纬度，这一技术为后来的航海者提供了重要的导航帮助。通过这种方法，他们能够更精确地确定船只的位置，从而更好地掌控航行方向和距离。这一技术的应用在当时无疑是一项重大突破，也为后来的地理探索和贸易路线开发奠定了基础。

1463年葡萄牙的探险队在赤道附近的非洲蒙罗维亚发现了一种比白银还要贵重的香料——胡椒。这个发现让葡萄牙人欣喜若狂，因为胡椒在当时的欧洲是一种珍贵的调味品，价格甚至比白银还要高昂。

在非洲，部落之间一直存在着奴隶贸易，而欧洲人将这个生意做到了极致。他们通过与非洲部落进行贸易，用武器、货物等换取奴隶，然后将这些奴隶运回欧洲出售。这种贸易模式为欧洲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资源，也为后来的黑奴贸易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国家开始在其他地区如美洲、亚洲等地进行贸易和扩张。然而，无论是在哪个地区，欧洲人都采用了类似的贸易模式——通过与当地人进行贸易、掠夺资源、建立殖民地等方式获取财富和资源。这些行为虽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也给被殖民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和压迫。

1471年葡萄牙凭借从西非掠夺的大量财富，包括黄金、胡椒、象牙和奴隶，其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这些财富为葡萄牙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为其进一步扩张和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在与摩尔人的战争中，葡萄牙取得了胜利，从而完全控制了直布罗陀海峡地区。这一胜利为葡萄牙打开了通往西非的更加便捷的通道。随着这一地区完全掌握在葡萄牙手中，前往西非的路变得更加畅通无阻。

这一时期，葡萄牙在航海技术和地理探索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不断改进航海工具和技术，探索并开发了新的贸易路线和殖民地。这些成就为葡萄牙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和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480年西班牙王国正式成立，并在完成内部初步统一后，开始将目光转向大海。此时，葡萄牙的竞争对手出现了。西班牙开始组织和支持远洋探险，以拓展其领土和贸易。

同年，英国也组织了一支探险队，前往爱尔兰岛以西进行远航。这一行动标志着英国也开始积极探索新航路，寻找贸易和殖民地。

在欧洲的另一边，莫斯科公国成功打败了蒙古军队，并摆脱了金帐汗国的控制。这一胜利为莫斯科公国打开了向西扩张的道路，也标志着俄罗斯开始崛起为欧洲的重要力量。

1481年葡萄牙的船队开始搭载传教士、使节和商人前往非洲。他们开始从宗教、外交和经济全方位向非洲渗透。这一举措为葡萄牙进一步控制和开发非洲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1483年一位名叫哥伦布的航海家在葡萄牙学习了很长时间的气象、航海、地理等知识后，向葡萄牙国王提出了向西开辟一条去往东方的航路的提议。然而，此时的葡萄牙已经在非洲的探险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因此并不愿意冒险向西方探索。经过讨论后，葡萄牙国王在第二年拒绝了哥伦布的提议。这一决定最终导致了哥伦布转向西班牙寻求支持，进而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1487年葡萄牙的探险队在过去几年里继续沿着西非南部海岸线南下，逐步穿越了纳米布沙漠。尽管他们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挑战，但他们仍然花费了数年的时间反复试探再返回。最终，他们发现了风暴角，这个后来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名字，实际上是非洲南部海岸线上的一段危险的海角。绕行整个非洲南部海岸线的过程中，葡萄牙人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和知识。

原本葡萄牙探险队的目的是寻找通往印度的新航路。然而，由于沿途的困难和挑战，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其他方向。在发现好望角并顺利返航后，葡萄牙人决定放弃与哥伦布的谈判。哥伦布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开始转向刚刚统一不久的西班牙寻求支持。在此期间，他也曾游说过英国和法国，但都没有成功。

与此同时，在东欧的边缘地区，一群松散的公国逐渐演变为一个以莫斯科为首都的中央集权国家——俄罗斯公国。在这个过程中，蒙古人的势力逐渐衰落，他们在这条通往东方的道路上再也没有遇到强劲的对手。俄罗斯公国的崛起和扩张为欧洲探险家和商人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挑战。

1490年西班牙经过四年的深入探讨，考虑到探险的风险过大，以及往返时间过长，他们遗憾地否决了哥伦布的航海计划。这一决定并非是对探险的否定，而是对未知世界的深深敬畏和对风险的高度敏感。

1491年12月哥伦布再次来到西班牙宫廷，希望能得到女王的支持。然而，他的提议再次被拒绝，但这次的理由不再是距离过于遥远，而是哥伦布所要求的报酬过高。然而，一位王室财政顾问看出了哥伦布计划的巨大潜力，他愿意以个人名义出资劝服，使得哥伦布得以再次与西班牙进行谈判。

在这次谈判中，西班牙的军事形势大好，他们在前线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收回了失地。这使得西班牙有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来关注和发展海上事业。经过深入的讨论，双方达成了一份协议，协议中包含三份国书，其中一份是写给蒙古大汗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受到了《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误以为中国仍是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这可能是他们对蒙古人的某种敬畏和尊重，因为蒙古人在过去的世纪中曾对欧洲发起过侵略性的战争。

这份协议让出了巨大的利益、职权和荣誉，给予了哥伦布极高的个人权利。这种传统也成为了欧洲科技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它鼓励了个人冒险和创新精神，推动了欧洲在科技、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快速发展。这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让欧洲在科技发展的道路上遥遥领先。

1492年8月哥伦布率领他的探险队乘坐三艘船正式启航。经过艰苦的航行，他们在10月抵达了一个名为圣萨尔瓦多岛的地方，误以为已经到达了印度。因此，他们将当地的居民称为“印度人”，后来为了区分，我们将其称为“印第安人”。

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发现了许多新的事物。他们发现了玉米、土豆、甘薯等现在我们熟知的食物，还有当地人常抽的冒烟的小火棍子——烟草。这些发现让哥伦布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惊奇和敬畏。

1493年3月哥伦布回到了葡萄牙的里斯本，他去拜见了发现好望角的迪亚士和葡萄牙国王。当葡萄牙国王看到哥伦布带回的种种新发现，他后悔不已。于是，他提到了1478年的《阿尔卡索瓦斯和约》，根据这份和约，加纳利群岛以南的地区归葡萄牙所有，以北则归卡斯蒂利亚所有。然而，这次哥伦布发现的岛屿都在加纳利群岛以南，按照《阿》和约，这些岛屿理应归葡萄牙所有。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在5月，曾受到西班牙女王支持才当选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发布了一份教谕，宣布撤销1478年的《阿尔卡索瓦斯和约》。这一举动让整个欧洲都为之震惊，也为哥伦布的探险之旅画上了句号。

1494年6月教皇进行了调解，并促使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签订了教皇子午线协议。根据协议，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处的海域归西班牙所有，而以东的海域则归葡萄牙所有。这一协议的签订为新航路的探索和殖民提供了明确的边界。

在9月哥伦布在完成了西印度群岛殖民的准备工作后，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启航。这次，他改变了航线，利用了信风，只用了20天就成功抵达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现在的加勒比海地区。哥伦布的探索完美地找到了从欧洲到西印度群岛的路线，并实现了往返。

哥伦布的探险队在留下的士兵和水手在当地进行了抢劫和强奸，这导致了与当地土著居民发生激烈的冲突。由于这些行为，海地土著的人口从原本的25万锐减到16世纪中叶几乎灭绝。这一悲剧的事件成为了后来梅毒从西印度群岛传播到全世界的起点。

1497年7月葡萄牙的达·伽马再次启航，沿着东非海岸线朝向东方印度进行探险。他惊奇地发现，东非沿岸的居民大多是穆斯林。从马林迪出发，他巧妙地利用了西南季风，成功地避开了阿拉伯海，横渡印度洋，最终抵达了印度半岛。

与此同时，英国在错失了与哥伦布签订协议的良机后，改变了他们的航海策略。他们不再追寻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而是将目标转向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在新的航行方法——等纬度航行法的帮助下，英国的航海者们一路向西，最终发现了纽芬兰岛，并发现了丰富的渔业资源——纽芬兰渔场（包括鲱鱼和鳕鱼）等。从此，他们不再需要前往冰岛渔场捕鱼。

1498年5月哥伦布组织了第三次远航，目标是“西印度”。然而，由于一路探险后未能实现发财的愿望，船员们开始发生暴动。为了稳定局势，哥伦布做出了牺牲印第安人的决定。这一事件成为了后来欧洲与美洲关系复杂的历史的一部分，也揭示了早期探险者们在面对未知和困难时的矛盾和决断。

1499年5月西班牙决定取消哥伦布对于新发现土地的垄断权，这一政令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实际上，这一决定为西班牙的探险家们打开了大门，让他们能够更容易地前往新发现的土地。这个决定也使得许多其他的西班牙探险家们纷纷涌现，他们对未知的领域充满了热情和野心。

而在同年9月，达伽马成功地回到了葡萄牙的里斯本。他的成功归来受到了葡萄牙国王的热烈欢迎和表彰。然而，此时的哥伦布并不知道达伽马已经成功找到了通往真正的印度的路线。这一消息的传播将引发新的探险热潮，并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的新篇章。

1500年10月制图家胡安·塞巴斯蒂安·德尔·卡诺成为第一个明确美洲大陆存在的人。他通过精确的地图和图表，向世人揭示了这一新大陆的存在。然而，尽管美洲大陆被发现，但那里的土著居民却难以被驯服。由于西班牙的人口并不多，他们需要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满足殖民地的需求。

西班牙人开始从葡萄牙人手中购买强壮且顺从的黑奴，并将他们运往所谓的“西印度”。在那里，这些黑奴被卖给殖民地的农场 主，换取糖、烟草、稻米等种植园产品，以及金银和工业原料。这些原材料被运回欧洲，而欧洲则将盐、布匹、羊毛、葡萄酒、玻璃球等商品运到几内亚湾，以换取更多的非洲奴隶。每一次这样的贸易航行都不会空手而归，每一次都能为西班牙带来巨大的财富。

与此同时，葡萄牙人与印度半岛的穆斯林之间也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两者在贸易点上的争夺变得水火不容。穆斯林拥有独特的商业优势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使得葡萄牙人在竞争中处境艰难。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市场份额，葡萄牙人不得不采取更激进的手段来对抗穆斯林。这种冲突和竞争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持续存在，并对世界贸易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就是著名的“黑三角贸易”，它为西班牙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资源，但也带来了许多社会和道德问题。而葡萄牙与印度半岛的穆斯林的冲突则开启了新的篇章，为未来的贸易和探险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挑战。

1502年，哥伦布为了挽回他的声誉，证明自己的探索无误，计划进行一次环球航行。然而，这一计划并未能实现。

1504年，哥伦布在牙买加岛北岸附近遭遇挫折，最终选择返程回国。两年后，他在西班牙病逝。

然而，葡萄牙的远航事业却在这个时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1505年，经过五年的精心筹备，葡萄牙国王发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远航行动，前往印度。这次远航的目标是歼灭所有非葡萄牙船队，占领所有重要的据点，封锁前往马六甲的海路，并垄断阿拉伯人手中的东方贸易。

到了1506年，葡萄牙人成功地从阿拉伯人手中武力控制了波斯湾和亚丁湾的入口。这一行动对于原本的贸易路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葡萄牙人的插手，埃及（作为终端港口）、穆斯林（商人）、威尼斯（负责地中海货物运输）、奥斯曼帝国（运输木材的商船在印度洋被葡萄牙袭击）和印度（商人、港口）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发起了第乌之战。在这场战争中，葡萄牙人凭借他们不断改进的技术和火器，以及远超常年没有进步的穆斯林的武力值，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场战争标志着印度洋的控制权由穆斯林转移到了葡萄牙人的手中，穆斯林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这次胜利为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和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技术的不断进步为欧洲人带来了新的机会和利益，而这些利益又进一步刺激了技术的更新和进步。从此，欧洲的崛起势不可挡，而伊斯兰世界的风光不再。

1511年，葡萄牙人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攻下了马六甲，屠杀当地居民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抢劫。这一行动使得葡萄牙人的香料贸易航线得以彻底打通，也标志着欧洲势力在亚洲的扩张。

仅仅两年后，1513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他们迅速瞄准了远东的巨大财富和机遇。尽管他们曾尝试通过各种手段贿赂明朝官员，希望能打开中国的大门进行贸易，但明政府的态度十分坚决：只有明朝承认的藩属国才能进行朝贡贸易。因此，葡萄牙人的要求被拒绝，他们无法通过官方渠道进行贸易。

与此同时，一支由几百人组成的西班牙探险队从陆路出发，试图寻找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大陆和真正的东方之间的联系。他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证实了哥伦布的发现，但也暴露了西班牙对亚洲的野心。

尽管葡萄牙人多次尝试与中国进行贸易，但明政府始终拒绝他们的要求。在一次尝试中，葡萄牙人到达了中国珠江口，但他们的贸易请求再次被明政府一口回绝。由于无法实现贸易，葡萄牙人只好暂时与中国商人进行了一些非正式的交易。这些非正式的交易为后来的中葡贸易奠定了基础，也为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活动开辟了道路。

1518年，西班牙人成功地从加勒比海地区通过陆路将帆船零件运送到了太平洋上，并成功地组装成了船只。这是第一艘西班牙大帆船在太平洋上进行航行。这一重大突破标志着西班牙在跨越大洋的探险和贸易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520年，与西班牙签订协议的麦哲伦终于在南美洲东岸南下，找到了通往大西洋的海峡，即麦哲伦海峡。令人惊讶的是，附近的火地岛原住民当时还不会生火，夜晚会留下篝火作为火种。这表明了这些原住民的原始生活方式和对火的依赖。

到了1521年，葡萄牙人在中国的广东屯门地区的行为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在那里胡作非为，使得整个城市风雨飘摇。由于他们的行为引发了极大的不满，嘉靖皇帝下令将他们驱逐，并爆发了屯门海战。在没有像样的海军和火炮的情况下，中国采用了火船借风势、水兵潜入葡方船底凿洞的方法，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也是葡萄牙人远航以来第一次在海战中失利。

此后，明政府下令凡见到挂葡萄牙旗帜的船只就地击沉。明军将缴获的弗朗机炮和火绳枪进行仿造。这一事件成为了中国开始接触和吸收西方火器技术的契机。在此后的20年里，葡萄牙人不敢踏入广东，而是选择沿海北上寻找立足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无意间发现了日本。

与此同时，1521年，哥伦布继续向西航行。虽然他错失了许多人口稠密的大岛，但最终来到了关岛。那里的土著仍处于原始社会，他们好奇地划小舟蜂拥爬上大船，送来水果蔬菜的同时不客气地拿走他们觉得新奇的东西，包括登陆小艇。然而，当哥伦布试图抢回小艇并用弓弩射击土著时，土著们甚至连弓箭也没见过。他们好奇地拔出箭并因此受伤倒地。

在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征服各地土著主要靠的是火炮，特别是大帆船的侧舷炮。然而，当船航行到菲律宾群岛时，随船的被麦哲伦从马六甲带回欧洲的翻译用马来语与当地人居然能对话时，他就知道他到达了亚洲。在攻打宿务岛时，由于海水太浅无法开船，改用火绳枪和弓箭。然而，这两样东西对付没有铁器的印第安人可以，对付受过附近中国和印度文明洗礼的人却占不到任何便宜。这一次轻敌让麦哲伦付出了性命代价被杀身亡。

1522年，西班牙人船队在死的死、病的病的情况下返回西班牙。至此，麦哲伦（途中已离世）环球航行胜利完成，证明了地球是个球体，对欧洲科技进步的意义远大于航行带回来的收益。

1531年，西班牙为了安第斯山脉的黄金，由皮萨罗带领了168人前去征服600万人手无寸铁的印加帝国。这一次行动不是战斗，而是屠杀。这一事件成为了欧洲列强在美洲进行殖民统治的开始。

而在海上，1535年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势力已经遍布各地。为了参与其中并分享利益，法国国王甚至与海盗合作，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以袭击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只。这种行为使得披着合法外衣的海盗在加勒比海一带出尽风头。同年5月，法王再次命人探索西北航道并成功发现了加拿大。

虽然法国采用了海盗开拓殖民地的方式进行扩张，但相比葡萄牙和西班牙对印第安人的所作所为来说，他们的行为简直可以被视为“圣人”。而西班牙、葡萄牙在南美杀人越货抢夺资源的行为虽然赚钱效率高但无法持久发展。相比之下，北美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供掠夺，因此英法等国只能自己开荒种地发展农业经济，这也使得北美在后来的发展上蒸蒸日上。

1543年一艘葡萄牙商船在海上遭遇风暴，无意间漂流到了日本的种子岛。当地的领主非常开明，他以高价购买了2支火绳枪，并成功地在一年后仿制出了日本的第一批火枪。这种新的武器在当时迅速改变了战争的方式，成为日本武士时代的终结者。

当葡萄牙人成功获得了在澳门的居住权后，一个完整的东亚版三角贸易便逐渐形成了。在这个贸易网络中，葡萄牙商人首先将火器卖到日本，获取大量的财富。然后，他们又将日本产的白银运到中国，用这些白银换取大量的丝绸。最后，葡萄牙人再将丝绸贩卖到欧洲，每一环都获利丰厚。

这个贸易网络不仅带动了经济繁荣，还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葡萄牙人将西方的火器技术和航海知识传播到了东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而中国和日本则通过这个贸易网络与欧洲建立了联系，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

1555年，英国的商业精英们成立了莫斯科公司，并开始探索东北航线，与俄罗斯进行贸易往来。这一举措使得俄罗斯与西欧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特别是在武器方面。随着贸易的深入，更多的技术和知识也得以传播，推动了俄罗斯的进步。

1557年，莫斯科公司继续探索，直达了布哈拉地区。然而，他们听说前方通往东方的道路充满了战乱，因此决定放弃进一步的探索。他们发现，东北航道虽然属于俄罗斯的地盘，但收获并不如预期的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意识到与其冒险探索未知的航道，不如学习法国人的经验，与海盗合作。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英国与海盗的合作逐渐加深，使得英国从一个大航海的追随者逐渐转变为一个海洋强国。这种转变带来了200年的繁荣，英国成为了欧洲的领导者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海盗的价值被充分利用，他们为英国提供了重要的贸易和情报网络。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海盗行为逐渐变得不可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英国在16世纪宣布私掠行为违法，并开始清剿海盗。这是后话了，但这段历史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英国从一个追随者变为一个领导者，利用海盗的价值并最终超越了他们。

1562年，法国爆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多年的宗教战争，被称为“胡格诺战争”。这场内战使得法国无法脱身，于是机会留给了英国。

1568年，德雷克成为英国攻击西班牙最活跃的海盗之一。他积极寻找机会，攻击西班牙的船只和殖民地。

1578年，德雷克洗劫了南美大陆的几个西班牙移民港口城市，获得了丰厚的战利品。在返回途中，他在摩鹿加群岛购买了几吨香料，并从爪哇岛横渡印度洋，绕过好望角，最终回到了普利茅斯港。这次航行是历史上第二次环球航行，展示了英格兰在海上争夺中的实力。

1581年，西班牙吞并了葡萄牙，导致葡萄牙主权丧失。这一事件使得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逐渐被新起的荷兰人和英国人抢走。这为英国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其能够在海外扩张和贸易中取得更大的利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逐渐崛起成为海洋强国之一。这些事件标志着英国在海上争夺中的转折点，为其成为全球贸易和探险的领导者奠定了基础。尽管英国对东方的了解仍然很模糊，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积极探索和扩张的步伐。

1586年，西班牙与英国之间的仇恨越来越深，策划了一起谋杀英女王伊丽莎白的行动。然而，这一行动最终失败，执行者和参与此案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都被处死。这一事件使得两国之间的仇恨公开化，加剧了紧张局势。

1588年，西班牙派出了所谓的“无敌舰队”远征英格兰。这支舰队的规模在当时是非常壮观的，但相比之下，英国的海军就显得有些寒酸。然而，英国人利用他们的小型、快速、灵活的船只，发挥出了巨大的优势，成功地击败了西班牙的舰队。这次战斗对西班牙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标志着海上霸权从葡萄牙和西班牙转移到了英国和荷兰。

此后，英国除了向北美移民以外，主要精力放在探索通往东方大陆的西北航道上。然而，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来说，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数的冒险家为了这个目标前赴后继，以生命为代价进行探索。直到1903年，挪威极地探险家罗阿尔德·阿蒙森才完成了探索西北航道的使命。这条位于北极圈内的路线至今仍然不能作为常备航道，带来的收益极其有限。然而，探索西北航道的意义不仅在于航道本身，更在于探索的过程中，北美大陆的神秘面纱在英国人眼里越来越清晰。

1611年，西班牙人把美洲的白银运到马尼拉，通过那里的华商换取丝绸、瓷器和工艺品，再把丝绸运回墨西哥，再由墨西哥转运到欧洲，高价出售给欧洲贵族。这条贸易路线也被称为“丝银贸易”线。正是由于美洲白银的大量涌入，使得白银成为了中国的流通货币。这一变化一方面促进了中国民间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削弱了政府从民间获取财富的能力。明政府晚期出现的财政危机与美洲白银的大量涌入有直接的关系。

在17世纪初，也就是1601年，荷兰人，这些因发色黄棕而被中国称为红毛的人，眼馋着葡萄牙人在澳门享受财富，也渴望能与明朝政府进行贸易往来。然而，他们的请求被明朝政府一概拒绝。被拒绝的他们，转而动起了强硬的念头，打算通过武力抢占澳门。

而在1616年，俄罗斯人则采取了更为直接的方式，他们找到横亘在中俄之间的蒙古人作为桥梁，经过无数的艰难险阻，终于快要接触到中国了。

到了1618年，俄罗斯正式组建了一个使团，由蒙古人担任翻译，经过近四个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了中国。他们在旅途中大开眼界，见证了边贸城市的繁华、长城的威严、以及北京城的宏伟壮观。然而，由于他们并未携带沙皇的国书，也没有准备贡品，自然无法面见中国的皇帝，最终这次旅程无果而终。

这次事件标志着俄罗斯人终于打通了从欧洲到中国的通道，但其中的贸易往来却要等到多年以后才能得以正常开展。

到了1622年，荷兰人再次尝试攻占澳门，但被葡萄牙人打败。战败的他们并未就此放弃，而是拖着残兵败将，强行占领了澎湖列岛，封锁了漳州的出海口。任何过往的船只都遭到了他们的攻击，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明朝政府的困扰。

1623年，福建巡抚南居易设下“鸿门宴”，邀请占领澎湖列岛的荷兰人来厦门谈判。然而，这次谈判并非平和的交流，而是充满了紧张和危险。荷兰代表团被抓，明军趁机烧毁沿海的荷兰战船，展示了明朝的决心和实力。

同年，荷兰人进入巴西，抢占了葡萄牙人的殖民地，进一步扩大了其在美洲的影响力。这一事件标志着荷兰与葡萄牙在海上的竞争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

1624年，南居易在金门与澎湖列岛的荷兰人对峙。虽然明朝仍使用100年前的佛朗机炮和鸟铳，但欧洲火器一直在改进，燧发枪已经问世，红夷大炮也比佛朗机炮射程远、威力大。面对荷兰人的军事城堡（呈五角形或六角形），明朝的围城战消耗太多，双方形成僵局，急需寻找一个解决方案。

此时，中国沿海最大的海盗头子李旦带着精通六门语言的义子郑芝龙出面调停。他们在双方之间进行了巧妙的斡旋，最终达成了一个协议。根据协议，荷兰人将前往没有朝廷派驻官府的大员（今台南市），这样福建商船可以与荷兰人进行交易。而明朝也从这次事件中开始仿造红夷大炮，提升了自身的军事实力。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明朝和荷兰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紧张。双方都在尝试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李旦和郑芝龙的介入，则展示了当时中国社会多元化的特征，他们以非官方身份调解官方事务，也体现了民间力量的重要性。

1625年，李旦在日本去世，这使得荷兰人转向与逐渐崭露头角的郑芝龙合作。继承了李旦的资源和影响力后，郑芝龙的力量日渐增强。

到了1627年，郑芝龙的武装商船数量已达700艘，这一规模无论是明朝官方还是荷兰人都无法企及。尽管身为海盗，但他在民间有着很高的威望，经常救济穷人，使得他在社会中有着不俗的影响力。郑芝龙以其聪明才智和精明的商业头脑，将李旦的遗产发扬光大，他的力量和影响力日渐增强，成为了当时中国海上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荷兰人看中了他的实力和潜力，决定与他合作，共同开展海上贸易和探险活动。

郑芝龙以其敏锐的商业眼光和果敢的决策能力，迅速成为了荷兰人的重要合作伙伴。他的船队规模不断扩大，武装力量日益强大，成为了当时中国海上的一个重要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郑芝龙在海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的名字在民间传颂开来。他以其正义感和仁爱之心，经常救济穷苦百姓，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敬爱和爱戴。无论是明官方还是荷兰人，都对他的崛起感到惊讶和敬畏。

1628年，郑芝龙在福建巡抚熊文灿的帮助下，开始招募沿海居民前往台湾垦荒。这次合作让郑芝龙感受到了熊文灿的善意，并同意接受招安。对于郑芝龙来说，虽然招安前后所做的事情没有改变，但是海上贸易变得合法化，由海盗身份转变为官军。以前他在海上收取保护费，现在则改为收税，这种转变比打劫更为持久和稳定。对于其他有实力的海盗来说，选择收保护费还是接受招安，也成为了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选择。

1630年由于郑芝龙的业务范围过于广泛，即使他有货物，也无法全部满足荷兰人的交易需求。荷兰人对此并不满足，也不想再等待明政府的批准，于是决定采取武力手段来迫使中国同意他们的要求。这导致了金门海战的爆发。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并非普通公司，而是具有国家职能的机构。而郑芝龙则代表着明朝的官军。因此，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在火力上，明朝并不占据优势，但在船队数量上却占有绝对的优势。郑芝龙还动用了江湖上的规矩，在朝廷之外另设了高昂的赏格，杀掉一个荷兰人赏赐相当于七品官近一年的俸禄。

在战术上，郑芝龙采用了一种不简单的中西结合战术，同时借用了赤壁之战的火攻战术。荷兰人从未见过这种打法，因此顾此失彼，阵型大乱。最终，明朝取得了胜利。

金门海战之后，所有往来于东亚海洋的商船都挂起了郑氏的令旗，交纳保护费。郑芝龙一时成为了东亚海域的王者，手下各色人等共计20万，大小船只3000多艘。他的声望和影响力不仅在明朝内部，甚至在海外也广为人知。

164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统治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葡萄牙脱离了西班牙的统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地位。这一事件对欧洲和世界的贸易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东亚地区的海上贸易。

1644年，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剧变。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明朝的江山易主，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清军的入侵和明朝的覆灭，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变革。

1645年，福州成为了抗清的重要中心。郑芝龙及其兄弟在那里拥立唐王朱聿键为帝，并推荐自己的儿子郑成功给隆武帝。他们联合农民兵进行抵抗，但最终隆武帝被俘后绝食而亡。郑芝龙虽然被清军招安，但他的商业头脑使他明白背靠官府能赚得盆满钵满。只要不妨碍他做生意赚大钱，他就能安然处之。

1646年，郑成功开始领兵，多次奉隆武帝之命在闽、赣一带与清军作战。然而，由于没有自己的根据地，他的反清活动在之后几年变得不那么顺利。尽管如此，郑成功依然是明朝遗民中的重要领袖，他的勇气和决心激发了人们的反抗精神。

1648年，西班牙最终接受现实并承认荷兰独立。荷兰人进而将好望角一带的葡萄牙势力彻底清除。此时，从非洲到亚洲，再到美洲，都有荷兰人的殖民地，他们一时之间成为了海洋的霸主。

1649年，俄罗斯人在贝加尔湖以东25公里处建立要塞，为南侵做准备。他们逼迫黑龙江北岸的达斡尔人交出毛皮税，并加入俄罗斯国籍。然而，达斡尔人对南方的满洲更有认同感，因此他们拒绝服从。对此，俄罗斯人采取了强硬的手段，一路奸淫掳掠，逼迫达斡尔人就范。

主力已成功入关，而东北仅留有少数部队驻守。当沈阳方面命令宁古塔驻军发动攻击时，清军在武器和人数上均占据压倒性优势。然而，可能是因为想生擒对方或者过于轻视敌手，最终清军却战败了。这是中俄之间的第一次交锋。从此，俄罗斯的势力得以扩展到黑龙江北岸。

由于清朝刚刚入主中原，局势并不稳定，对于沙俄的入侵，清政府最初只是多次派出使者进行交涉和警告，但这些努力均未能产生效果。

1650年，英国出于岛国安全的考虑，始终在欧洲大陆的权力角逐中寻找机会。无论欧洲大陆上是谁在掌权，英国都会想方设法进行破坏。当西班牙强大时，英国支持荷兰以削弱西班牙的实力。而当荷兰逐渐崭露头角时，英国又将矛头指向了荷兰。为了针对荷兰，英国抛出了《航海条例》。这一条例引发了双方的紧张关系，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两年后，英荷正式宣战。尽管荷兰在战争中遭受了贸易量急剧下滑的打击，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但在地中海对英国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使英国在地中海的贸易也陷入了瘫痪。英国人承受不起这种损失，最终同意进行和谈。1654年，《威斯敏斯特和约》签订，荷兰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然而，这只是英荷两国矛盾的开始。

在战争失败后，荷兰加紧了战列舰的制造。与此同时，郑成功在1650年拜访了掌控厦门根据地的族叔郑联（两人政治立场不同，且存在家产纠纷）。这次拜访促使郑联交出了厦门的兵权，从而让郑成功得到了厦门与金门的根据地。

到了1660年，荷兰占据了台湾，其翻译何斌带着台湾大员湾的详细数据前来劝说郑成功转而去收复台湾，以夺回据点。同年，英国更新了《航海条例》，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荷兰方面迅速作出反应，联络法国和丹麦结成同盟，决心进行反击。

166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台湾长官揆一签字投降，离开了台湾。然而，他们的主力部队仍留在欧洲，随时准备应对英国的挑战。荷兰人并未完全放弃对台湾的控制，暗中仍有所图谋。

1663年，荷兰人协助清军攻下了厦门和金门，使得郑家只能孤守台湾岛。郑成功本可以利用台湾作为基地，与清廷进行更有力的抗衡。然而，命运却对他做出了残酷的安排。接连三件事情的发生，使得他年仅39岁就突然去世：首先，清廷颁布了迁海令，要求山东到广东沿海的居民内迁50里，船只被烧毁，不许任何片板下海。禁海令实行后，台湾的贸易遭受重创；其次，郑芝龙及其兄弟被清廷处死，使得郑成功失去了家族的支持；最后，他的长子郑经因乱伦之事引发争议，使得继承人的问题变得复杂。

1664年，英国占领了荷兰人在1622年建立的殖民据点新阿姆斯特丹，并将其更名为纽约，此举成为了荷兰出兵的借口。

1665年，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然而，在这场战争中，黑死病在英国再次爆发，伦敦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场瘟疫，英国社会陷入混乱。

到了1666年，两国多次在海上交锋。9月，伦敦城内一家面包铺失火，火势无法控制，蔓延到整个城市，伦敦城被烧毁了三分之二，英国损失惨重，甚至超过了两次与荷兰战争的费用。英国开始派人与荷兰接洽，寻求和平谈判。然而，这场大火也消灭了黑死病，为英国带来了福音。

1667年，荷兰人暗中准备，一招制敌。他们在伦敦城里横行三天三夜，封锁泰晤士河口长达数月之久。英国已经无力再战，只好投降。双方签订了《布雷达和约》。英国修改了《航海条例》，让出部分商贸利益给荷兰。此外，英国还被迫与荷兰、瑞典结成同盟，逼迫刚刚兴起的法国将领土退还给西班牙。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平静。英国在气势上被打压后，法国开始图谋吞并荷兰这块嘴边肉。法王路易十四向表哥英王查理二世贿赂了40万镑，英王本来就想找荷兰报仇，于是未经国会同意就私自答应了法国的请求。这为未来的英法联合对抗荷兰埋下了伏笔。

1672年，第三次英荷战争爆发，法国对荷兰宣战。英国立即退出与荷兰的同盟，转而援助法国对荷作战。

到了1674年，形势发生了变化。荷兰人巧妙地利用了法王路易十四答应英王詹姆斯二世重回天主教的政策，激发了英国民众对天主教的法国的恐惧。这使得英国境内的反法情绪高涨，国会也反对与法国结盟，并停止拨款支持战争。英国只好退出战争，保持中立。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卷入这场战争。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参与了这场战争，而在海洋上，英国通过三次战争大大损耗了荷兰的海上实力。这使得荷兰的世界霸权逐渐转移到英国手中，世界也由此出现了第一个全球性霸权国家。英国在战争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和实力，为其日后崛起成为世界性大国奠定了基础。

在1682年，康熙皇帝成功平定了中国的三藩之乱后，立即着手准备对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次年，即1683年，中俄雅克萨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的起因是俄罗斯在黑龙江流域的扩张行为，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经过两年的艰苦战斗，1686年，俄罗斯终于承认失败，并愿意与中国通过谈判来划定两国国界。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康熙皇帝的战略眼光再次展现出他的智慧和决断。

由于西部的准噶尔汗国开始对喀尔喀蒙古发动攻势，康熙皇帝意识到，与俄罗斯的边界问题相比，准噶尔才是中国更紧迫的威胁。为了集中力量解决这个更紧迫的问题，康熙皇帝决定尽快与俄罗斯达成边界协议。

于是，在1689年，中俄双方在尼布楚举行了划定边界的谈判，并最终签署了《尼布楚条约》。这个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条约形式划定边界，在此之前，中国的边防控制主要是通过势力范围来实现的，边界的概念是模糊的。

通过与俄罗斯的谈判，康熙皇帝成功地解决了中国西部的威胁，并保持了中国北方的和平稳定。他的决策显示了他对国家利益的高瞻远瞩和灵活外交手段的巧妙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