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娶福芝芳

1921年的一个寒冬，无量大人胡同的梅宅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白雪映衬着一排排大红灯笼，高悬门楣、对联鲜艳。梅兰芳的新婚之日到了，堂屋中，亲朋满座，墨宝贺联铺陈其间。檀木桌上满是喜糕果盘，红蜡高燃，添了一丝暖意。

23岁的梅兰芳此刻身着艳红的婚服，头戴新郎礼冠，登上迎亲的轿子。他是当时京城最炙手可热的京剧名伶，是舞台上人们仰慕的角儿，但这一刻，他并非台上的“梅妃”，而是怀揣着家族责任与梨园使命的年轻人。在他身后，梅家的长辈们正热切地期望着这场婚礼能为家族带来新生，也为梅氏梨园的后代延续扎实的基础。

在前院的喜庆热闹中，穿着素衣的王明华却显得有些与周围的欢乐格格不入。彼时，她正在新房内细心地整理新房的铺盖，一针一线地检查自己亲手缝制的喜被是否棉线匀齐。她特意准备了一顶也亲手织制的彩色虎头帽，递给奶娘时叮嘱着：“天气凉了，别让孩子们冻着。”

新娘福芝芳仅16岁，婚礼进入高潮时，宾客们组成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将梅兰芳和福芝芳送到了祠堂。祠堂的红烛光中，一对新人郑重地拜天地、拜高堂、拜家神。

按照梅家的长辈安排，新房布置完成后，王明华亲自将梅家传世的翡翠镯子从自己的手腕上褪下，缓缓戴在福芝芳的手上。她低声说道：“妹妹既进了门，便是一家人。你要多多珍重。”福芝芳用力点头，不禁觉得这位“嫂嫂”超乎寻常的亲切与宽厚。

麻疹夺走的亲情

三年前的1918年深秋，北京四合院中的梅宅尚是一片安宁祥和的景象。彼时，王明华和梅兰芳的家庭幸福而和谐，儿子大永和女儿五十是他们生活的中心。大永七岁，是个活泼爱笑的孩子，经常在庭院中追逐捉迷藏；五十当时五岁，乖巧可爱，经常缠着父亲梅兰芳教她唱戏。

那年深秋，一场传染性极强的麻疹悄然在北京城区蔓延开来。这场疫情像无声的野火，迅速席卷了梅家的两名宝贝。一开始，大永被诊断出高烧不退，身上出现了一片片密密麻麻的红疹。王明华彻夜守在孩子的床边，用一块又一块毛巾为他降温。墨色的灯光映照着她疲惫的面容，她泪眼婆娑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哽咽着希望病情能快些好转。梅兰芳急忙跑遍京城，四处寻找中西结合的名医，但不管是汤药还是针灸，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没能阻止病菌的肆虐。

几天后，悲剧降临——大永在发病的第五天抽搐而亡。王明华在儿子冷却的遗体旁坐了整整一夜，悄然落泪，整个人似抽空了灵魂般瘫软。一家人刚经历了这场悲剧的撕裂，然而，就在次年春天，五十也出现了高烧、疹子等症状。看着自己的女儿逐渐失去生机，王明华的内心再次崩溃。而这一次，病魔更显残忍与无情，小小的五十只坚持了三天便撒手人寰。

一双儿女先后离世，几个月内接连经历丧子的梅宅弥漫着难以言说的黑暗。白幡与灵堂的布置似乎成为了梅家的主旋律，而充斥在四合院中的哭声与哀鸣让气氛沉闷如深渊。王明华始终无法从这样的打击中真正恢复过来，消瘦的身影映衬着屋外的寒意，更显格外单薄。

当时王明华为了支持梅兰芳唱戏做了绝育，梅家香火或将断绝。梅家长辈开始考虑为梅兰芳再娶一房，以求让家族的未来得以延续。在这般夹杂着悲伤与无奈的时局下，福芝芳，那个16岁的女孩，被选中了……

梅家血脉的延续

1922年深秋，梅宅却迎来了一个不寻常的暖意。次子诞生是梅家自变故后的首个新生命，全家上下都小心翼翼地期待着他的降临。

分娩时请来的德国医生颇有经验，他曾为许多外籍家庭接生，但碰到情况特殊时仍不禁皱眉直叹："这孩子虽不足五斤，但心肺功能出奇好，哭声洪亮得不可思议。"在孩子啼哭不止时，长辈们悬了一夜的心落回原处，许多人交头接耳，脸上洋溢着笑意。

因为孩子体格瘦小，连襁褓中的身体也比寻常婴孩显得更娇弱。王明华抱着孩子坐在炕上，目光温暖但饱含责任。她抚摸着孩子的额头，轻声地对身边人说：“这么小，却这么有精神！他是我们的‘大宝’，虽然并不是我的孩子，但所有的孩子，我都会心疼着。”

小生命的到来为梅宅带来了新希望，特别是福芝芳的母性更快在孩子面前绽放了光芒。每次喂奶，她一遍遍小心地探试被子的厚薄，每哭一声便急忙抱得更紧，好像用自己的体温和双臂传递安全感。

那时的梅兰芳却未能长期停留在孩子的襁褓边。他正在上海的舞台上演绎一场场震撼梨园的大戏。婴儿满月的那天，他照例站在天蟾舞台的锣鼓前，穿着《霸王别姬》的虞姬戏服，他的每一步台步都踩得沉稳，每一眼流转都极为细腻。

彼时，他正在进行连演34场的壮举。为了看到他的精湛表演，不少戏迷争相排队，有人甚至提前半月预定戏票，仅为争得一席。场场爆满的热度让天蟾舞台冠上“江南第一戏台”的光环，而梅兰芳也以自身魅力将这个平台推至无与伦比的高度。

每场戏结束后，他都会遣人带信北上报平安，询问孩子是否安好。对于不在场的他来说，冗长的路途与戏台上的压力让他成为家与舞台之间漂泊的影子，他不得不以矛与盾的状态游弋在两者之间。尽管这样，《申报》中登载的长篇赞词仍在盛赞他是戏曲史诗，“梅郎加座三百仍挡不住看他一眼的迷众。”

王明华的告别

1929年初春，天津的维多利亚医院内一片静谧。空气中弥散着药水与萧索，王明华已在这里与病魔缠斗太久。病榻上的她虚弱得难以抬手，梅兰芳已多次南北奔波，只为能见到她多几面，可繁重的工作与救治的进程令他愈发无力。

弥留之际，王明华的意识已断断续续，但她断然没有忘却自己的职责。她拖着病弱的身体叮嘱福芝芳：“西厢房的窗棂已经旧了，记得早些找人修补。”王明华尽最后的力气安排着家中的琐事，她的心中始终念着这个家。

清明刚过，噩耗骤然降临。梅兰芳收到电报，不顾路途劳顿北上处理后事。那是一个无眠的夜晚，在香山脚下的大宅前，王明华的棺木被青绸柏木层层环绕。梅兰芳以震颤的手捧着素色的灵幡，悄声嘱咐：“我们送你回家。”而福芝芳则忍住泪意，在那低沉的哀乐声中，将写有长子八字的黄帛投进墓穴。

蓄须明志的梅兰芳

1938年初春，抗日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华夏大地，上海这座充满现代气息的“十里洋场”也摇身一变，成为风雨飘摇的战时城市。作为那个时代的国宝级艺术家，梅兰芳的舞台魅力依然备受瞩目，日军试图利用梅兰芳为他们的侵略服务。

日军占领上海后，通过各种途径向梅兰芳抛出橄榄枝，试图让他登台演出以彰显所谓“大东亚共荣”的文化“盛世”。梅兰芳察觉日军用心险恶，果断地做出决定：不唱戏，不合作，而是隐居家中，以沉默和姿态表达抗争。他拒绝了一切演出邀请，并断绝了与外界的不必要联系。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毅然蓄起胡须，这是一位青衣演员最直白的声明——一个留着胡须的人无法扮演舞台上的旦角，也就间接宣告了不登台的态度。

马斯南路121号的洋楼成了梅兰芳一家人的避难所。这座洋楼也未能完全掩盖他们的行迹，很快便引来了日本人的关注。白天，福芝芳总是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地下室的檀木箱里藏着他最为重要的剧本手稿，包括《贵妃醉酒》和《生死恨》。

一次，日军参谋本部派来两个全权负责文化事务的说客，声称要亲自“拜访”梅兰芳。他们带着翻译和一份精心准备的协议书，希望用高额报酬乃至更高地位诱使梅兰芳屈服。梅兰芳早有准备，他让男仆端来铜盆，故意以“染病不能见客”为由将日军拒之门外。

而福芝芳则带着一双儿女悄悄躲进阁楼夹层。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梅家人的不少重要艺术遗产得以保存下来。

梅家合葬

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中，中国京剧迎来了新的时代。950年，梅兰芳受命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首任院长。在就职演讲中，他特意提到：“旧社会的戏子不过是供人取乐的衣裳架子，而新中国的演员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家。”

在1950年的一次演出中，周恩来曾私人探访梅兰芳的后台，见到梅兰芳所穿的戏服打着补丁时，他为中国京剧泰斗的朴素和远见深感敬佩。次日，周恩来特意派人送来两匹杭纺作为慰问，而梅兰芳却将这红色的布料小心卷好，存放在屋内。

1961年的夏秋之交，梅兰芳因心肌梗塞骤然离世，享年67岁。消息传出后，全国为之痛惜。福芝芳强忍悲伤，根据梅兰芳的遗愿，向周恩来亲自呈交请示信，希望能实现与王明华共同合葬香山的最后约定。信中她提到：“他不愿忘记传承的重托，也不愿辜负这朴素的一生情意。”周恩来随即批复，决定在香山万花山扩建三穴，将梅兰芳与两位夫人共葬一处。

福芝芳晚年一直生活简单而安静，直到1980年因突发中风去世。梅家的后代依照约定，将她与梅兰芳、王明华共同安葬在香山墓地。

参考资料：[1]刘祯.如何理解“梅兰芳”[J].中国文艺评论,2024(9):84-93I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