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6月某夜，天津城河东荒野，闷热暑气还未散尽，几个传教士正口念祷词埋葬数十具尸身。这些被法国天主教会收养在育婴堂的幼童，因患上传染病不治身亡。时值晚清此种不幸比比皆是，但教会薄棺浅葬的方式，引来鹰啄狗刨，肢体残缺惨不忍睹。这番骇人景象，每日有数百人围观，其中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目睹此景后写道：“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
民众对此议论纷纷，怀疑法国教堂以“采生折割”之术残害幼童，即摘取活人眼、心、耳、脏腑等器官或肢体献祭神灵，及做药饵配制秘药。早在育婴堂开办后，迷拐幼童案就层出不穷，又有数名在天津被捕的拐匪供称与教堂人员有瓜葛。一时间，迷拐、教堂、幼童、残肢、邪术被串联起来，三岔河口的码头苦工、茶馆里的说书先生、街头巷尾的妇人，无不绘声绘色地描述起“传教士挖眼剖心”的惊悚传闻。恐惧与愤怒交织，民情沸腾，一场震惊中外的风暴正在酝酿。
天津民众的反应并非一时兴起，早在明末，《圣朝破邪集》便记载传教士“烹食小儿”、“取骨化油”等恐怖传闻。清代《大清律例》更将“采生折割”定为凌迟重罪，自鸦片战争以来，《海国图志》等著作中关于“洋人采生折割”的记载，早被士绅阶层接受。育婴堂幼童死亡事件，加之教堂地窖的封闭、夜间埋尸的诡秘，都在不断强化绅民们的固有意识。但即便民众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也并无真凭实据。
诡异的是，天津地界开始陆续有“拐案”事发。张拴、郭拐两名拐匪在西关被盘获，天津知县刘杰、天津知府张光藻先后讯问，“据供挖眼取心合药属实，但未供出教民”。很明显，张拴、郭拐与教堂并无瓜葛，张光藻却走了最臭的一步棋。天津府张贴告示称“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挖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虽未明说受何人嘱托，但民众是不点即明，这道告示如同火上浇油变相坐实了传闻。天津城内拿人之风盛行，有疑似拐匪者皆遭群殴送官，民间恐慌逐步走向失控。
此时，又发生了更为关键的武兰珍迷拐案。当年6月18日，拐匪武兰珍被捕后供称迷药是教堂门丁王三所给，每拐一人得银五元。此案将迷拐指使者直接引向教堂人员，而该堂正是法国在津所设天主教堂，民众推断迷药出自法国，群情激愤哄传开来。3日后，天津官员押解武兰珍前往教堂对质，但当时并未找到王三，教堂门庭路径也对不上。相关人物、场所都还未及查明，当天就爆发了教案。
拐案频发之际，天津民众不时成群结队聚集在教堂附近，发表激愤的议论，强烈要求教会将幼童释放回家。在教案爆发前，民众与教堂人员已从“口角相争变为抛砖殴打”。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弹压，后者敷衍了事并未照办。丰大业怒不可遏，持火器闯入崇厚衙门，咆哮威胁后射击未中。随后，他在返回教堂途中，再次击伤天津知县刘杰的家仆。
洋大人的当街行凶，彻底点燃民愤，丰大业绝难料到大清“愚民”胆敢将他与秘书西蒙当街活活殴毙。杀红眼的天津民众犹如洪水决堤，迅速冲入教堂，杀死多名传教士、修女及工作人员，烧毁望海楼教堂、法国领事馆及多处教会机构。教案直接导致20名外国人毙命，其中法国13人、俄国3人、比利时2人、意大利和爱尔兰各1人。教案一出震惊中外，列强陈兵海上要求清廷严惩凶手。
该案大清主办人直隶总督曾国藩，在着手办案之初，就把查实教堂是否主使迷拐与挖眼剖心之事，视为关键与突破口。尽管他在审办案件时立下了妥协的基调，认为即使错在洋人，外国已毙命多人，必不承认理亏。且大清与列强实力悬殊，明智的选择是让洋人消气，以求避免战争。但曾国藩并未对迷拐与挖眼剖心的传闻抱有成见，主张查明实情。
他初到天津时，“百姓拦舆递禀数百余人，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实者”。经过多日细查，曾国藩对挖眼剖心的真实性基本否定，是不实传闻。他认为此类谣传各省均有，民间常闻此说各怀猜疑。而天主教堂过于秘密又与本朝风俗迥异，民众难以窥得全貌，越疑心越成为牢不可破的成见。若寻找证据，多是“腌葱头充眼珠”之类的谬误。
至于迷拐案，自始至终模糊难辨。武兰珍供出的王三事后被捕，其供认迷药是法国传教士谢福音所授，但后者死于教案之乱，已然死无对证。另有河间、天津拐匪供称拐人挖眼给教堂配药，但都是其一面之辞，并发生在教案之后，即使属实，洋人未必肯认。且武兰珍、王三等人身上有“棒伤”、“踢伤”，洋人已有“逼供成招”的质疑。迷拐之事越传越多，案情复杂又扑朔迷离，加之晚清侦案技术有限，实在无法快速断清。
外国方面则完全不理会清方查案的处境，洋人一口咬定教堂主使迷拐与挖眼剖心之说纯属谣言，要求立即严惩教案凶手及天津官员。迫于外国军舰威胁，曾国藩只得放弃彻查迷拐案的初衷，以“曲全和好”为原则，奏请处死20名民众，流放25人，赔偿法国等国白银49万两，张光藻、刘杰等天津官员革职充军。耐人寻味的是，慈禧将曾国藩奏折中“为津民辩护”的5点质疑删除，使其沦为“卖国”象征。清廷借曾国藩之手平息列强怒火，又借朝野舆论将其牺牲，可谓一箭双雕。
曾国藩向清廷上《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时，本有一密片同时递上。但他得知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的一件照会，恐密片内容泄露，并未发出。现查可知，此密片说法与奏折说法有所不同，更接近曾国藩本人的真实想法。密片称从教堂救出的男女，有被拐者2人，迷拐之事实在不能保证与教堂毫无瓜葛，只是缺乏确实证据。除了迷拐案，原先认定为虚妄的挖眼剖心之事，曾国藩也转而表态不完全否认。他在另一密片中称世间原有这种折割惨毒的人，刑律也有专门列出，教会多收莠民，难保没人不做这般恶事。
曾国藩的密片或有为自己“卖国”嫌疑开脱之意，但教方确实与一些“诱拐”案存在某种联系。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就披露称“因中国人不愿将幼童交由教方的育婴堂和孤儿院照管，这些机构的管理人员，便对那些把幼童交给他们看管的人，按人头逐个提供一笔钱”。这种变相收买的方式，极可能诱使拐匪诱拐幼童向教方出卖而获利。而教方既然不惜以钱财招徕送养者，对被送来的幼童来路就未必认真查证，就会有意无意收纳下被拐幼童。教堂的纰漏与育婴堂幼童死亡事件，正是教案诱因之一。
“罗生门”在日本汉字中写成“罗城门”，原指城外郭的门。古代日本常年战乱尸横遍野，许多无名死尸被拖出城门丢弃，城门年久失修显得荒凉阴森，便有了“罗生门”通向地狱的怪谈。现今“罗生门”演化为事实在“真相”与“假象”间徘徊：事件当事人各执一词，分别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进行表述或编造谎言，又难以拿出有力证据，使得事实真相扑朔迷离，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与反复。天津教案就是一出“罗生门”，民情沸腾、洋人威逼让本就复杂难断的案件匆匆结案，150多年过去，仍是一场谜局。
参考资料：董丛林《“迷拐”、“折割”传闻与天津教案》、余道奎《天津教案中“迷拐”“挖眼”“剖心”等传闻研究》、曾国藩《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张光藻《同治庚午年津案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