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信介：安倍晋三的外公，曾被称为“妖人”，给日本结出“妖果”

岸信介，安倍晋三的外公，1896年11月13日—1987年8月7日，日本右翼政治家，侵华战争甲级战犯之一，日本国第56任、57任首相。让今天一些人仍然感兴趣的是，岸信介作为侵华战争甲级战犯，怎样逃脱了战争之罪，又是怎样成为了日本首相，对此，我想说的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岸信介曾被称为“妖人”，并给日本结出“妖果”。

这个世界上，基本上是所有的人都怕死的，岸信介也不会是个例外。在逃过战争罪的多年以后，他还心有余悸地回想起这件事说：“当时，我觉得自己不可能再活着回来了。”可以看得出来，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岸信介很怕，很怕自己死去，但他却很侥幸地活了下来。让他活下来的理由非常简单——在审讯中，他提供了许多检举东条英机的证词，将东条英机彻底钉死在绞刑架上，而他则被盟军认定为“有功”，得以从轻发落。

东条英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二战甲级战犯，侵略中国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主要战犯之一。因其独断专行、凶狠残暴，在关东军中有“剃刀将军”之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2日，东条自杀未遂，被捕入狱。由于日本的大量战争罪行都是由其授权的，因此被普遍认为对在亚洲战争死亡的千万平民、被虐待的上万战俘盟军、以及研究使用生化武器负有最高责任。

在法庭上，在全部的55项罪行中，东条英机是最多的，占了54条之多，当属首恶。但是，东条英机并不认罪。因此，法庭便要找到一些相关的证人、证词、证据，岸信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冒”了出来，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法庭让岸信介检举东条英机，岸信介为了活命，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代了出来。

1948年11月12日，64岁的东条英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犯有发动战争、侵略别国、反人道罪等罪行被判处绞刑。第二天，“有功”的岸信介被释放出狱。

1941年在东条英机上台后，岸信介任内阁商工大臣，曾在东条英机的对美宣战诏书上副署（正式法令或文书上有关负责人在正职人员签署之后连同签署，谓之副署）。1942年4月在“大政翼赞会”支持下，岸信介首次当选为众议员，并于1943年商工省和军需省合并后，任军需省次官。全面负责战时统治经济，指挥军需生产和战争物资的调配，成为东条英机的得力干将。

1944年7月，美军攻陷塞班岛，岸信介向东条英机进言，认为美B29飞机将会轰炸日本的军需工厂，军需生产将显著下降，应该结束战争。但却被东条英机骂了这样一句：“你们文官懂个屁！”岸信介就此与东条英机有了矛盾。此后，东条英机被逼改造内阁，派东京宪兵队长四方谅二大佐去劝岸信介辞职，岸信介非但没有辞职，反而倒向了反东条英机的一方，逼使东条英机下台。

日本战败后，岸信介未能逃过盟军的抓捕，因为是侵略战争中的元凶罪魁，位高权重，理所当然地被列入了甲级战犯名单。但是，一个甲级战犯，却因几句证词就成了一个没事人，这是岸信介的“幸运”。“幸运”的他出狱后，在东京开设过一家公司，开始笼络日本右翼人士和被剥夺公职的政界人士。

1952年解除“整肃”，岸信介组织“日本再建同盟”；1953年选入众议院，参加组织日本民主党；1954年与鸠山一郎等组成日本民主党，任干事长。1955年民主党并入自由民主党。翌年，在石桥湛山内阁中任外务大臣，并于1957年2月因石桥有病，接任首相。从1945年9月15日，在山口县被逮捕，押往巢鸭监狱，岸信介从甲级战犯到日本首相，只花了12年的时间。

岸信介是战后日本政界右翼的鼻祖，被称为“昭和妖怪”。就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样，“妖怪”的形成也有着同样漫长的经历。

岸信介的家族是日本山口县山口市一个世代为地主的家庭，据说，他家的土地很多，从他家去上学，几公里的路程，经过的都是自家的土地。岸信介的父亲叫岸秀助，按理说，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不愁吃喝，应该被称为“少爷”，但在岸秀助18岁时，岸信介的爷爷却将岸秀助“送”了人——入赘到当地有名望的士族佐藤家。

佐藤家是酿酒世家，家业很大，岸秀助入赘的对象是佐藤家14岁的女儿，岸家的目的是，让岸秀助与佐藤家的女儿结婚，继承佐藤家的家业。入赘后，岸秀助和妻子生了3男7女10个孩子，岸信介是第二个男孩，因为父亲是入赘的，所以岸信介随了母亲的姓氏，最初的名字叫佐藤信介。

一段时间过后，岸家人觉得入赘这事儿有些不合算，就想到将佐藤信介要回来，一方面是为岸秀助在岸家有个苗，不能完全变成佐藤家的人；另一方面是岸秀助的一个哥哥没有男孩子，需要岸家的男孩子来继续香火、支撑门面。这样，佐藤信介便来到了岸秀助的哥哥家，被过继给了岸秀助的哥哥，名字也被改成了岸信介。

按理说，这么做也没什么，但问题在于因为自己没有儿子，又希望后代很快能有生育，岸秀助的哥哥后来居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岸信介——很明显，这是近亲结婚，是哥哥的女儿和弟弟的儿子结婚，是堂哥与堂妹的结婚，但急于要后代的岸秀助的哥哥却顾不了这么多了。但幸运的是，父亲的入赘和自己的过继以及自己的近亲结婚，都没有给岸信介的学业造成多大影响——24岁时，他竟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的毕业证书。

其后，岸信介做了两件让人们感到意外的事：一是，他选择了同学们并不看好的商工省；二是，他选择了幕僚们并不看好的伪满。同学们并不看好的商工省，是因为岸信介是法学的，到商工省有些专业不对口，而岸信介也可以因为法学专业获得更好的职业，但岸信介并不这么认为，他以商工省为突破口，不但与跟商界财阀深度融入，还与陆军省狂热派打得火热。在这个过程中，他信奉“满洲乃日本生命线”，并把伪满视为日本的一个经济区，声称：“满洲问题，是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问题，一定要勇敢果断，豁出命地来认真对待。”

幕僚们不看好伪满的原因是，他们认为那是自己的是仕途的“贬迁之地”，甚至是“流放场所”，若去那里，无异于“一场危险的赌博”。但岸信介觉得这场赌博并不危险，甚至认为伪满是自己是仕途上的一块跳板，是个大显身手的好地方。于是，他开始收集伪满的各种信息，使自己很快变成了伪满的“专家”，乃至人们说：“在东京，没有一个官僚能像岸信介那样，准确地掌握满洲知识和情报”。

1936年，在商工省混迹了16年的岸信介来到伪满，任伪满洲国实业部次长，负责对伪满洲国实行自上而下的经济统制。因为是学习法律专业毕业的，到任后，他首先制定法律，举起严酷的法律武器，贯彻“使满洲成为东亚和平的摇篮”的产业政策，以至于被讽刺为“法匪”。然后，建立了许多特殊的公司，把侵略的触角深入到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搜刮中国人民，掠夺财富，聚敛钱财，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日军侵华的各个战场。

在“以战养战”的思维模式下，军国主义的狂热内烧使他成为了日本侵华文官急先锋，他的产业开发与经济统制政策在伪满得到了相当彻底的贯彻，结果是在大大“振奋”日本关东军、为其输入了更多财力的同时，给中国东北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与涂炭之苦。

为了达到“经营满洲”，使其变为日本仅次于关税的第二大财源，岸信介还使用了极其卑劣的鸦片政策，不仅与日本和英国的鸦片商人秘密勾结，狼狈为奸，还直接参与以伪满洲国为轴心的对中国广大地区的鸦片走私“贸易”，从中获得了大量的好处，而且主持制定具体的鸦片种植计划，制造毒品，变相纵容吸毒。更为可耻的是，岸信介在接受了制毒贩毒的不义之财后，还寡廉鲜耻地炫耀自己的高明手段。

如此，岸信介很快便有了这样一个绰号——“满洲之妖”——这不仅因为他在对满洲的经济掠夺中翻云覆雨，祸害百姓，让成吨的鸦片和黄金成为日本扩大侵略的军事费用，还在于他的长相和私生活——他因为太瘦，与大龅牙、丝瓜脸相伴，整个外形看上去就像一只不死的大鸟，使人忍俊不禁；他日日酗酒、夜夜笙歌，美食和性生活一日必不可少的节目，再加上性情古怪、生活放荡、喜怒无常，妖气十足。

在中国东北期间，岸信介和东条英机、松冈洋右、星野直树、鲇川义介等5人被称为“满洲五人帮”，岸信介妖能无度，一个随便电话就能赚来几百万元，战后东京审判检察官记录，仅1939年，伪满鸦片的销售就达9090万余日元。而在逃过战争罪行后，岸信介仍然妖性不改，在任日本首相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敌视中国的活动，公然鼓吹“中国威胁论”，侮辱、诽谤新中国，坚持不承认新中国的立场。

1960年6月23日，岸信介被迫下台，仅仅20多天后的当年7月14日，他去参加自民党新任总裁池田勇人的招待会，就遇到了行刺事件。事件的背景是：岸信介内阁推行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向东南亚经济扩张的方针，1960年6月19日强行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并于6月23日在东京与美方交换批准书。这一行动遭到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先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国内动荡不安，在这强大压力下岸信介内阁面临危机。

在当日的宴会现场，岸信介丝毫没有注意到潜在的危险，怡然自得，拿起酒杯，悠哉悠哉地喝着啤酒，和身边的政客们一起谈天说地。后来，他起身走到他的餐厅，突然，身边的一位老人迅速从身上拿出一把登山刀，刺向了压根没有反应过来的他。

保镖很快控制住手持利刃的老人，岸信介在保镖的护送下撤离，经医护人员检测，刺杀只是让他的腿部受伤而已，并未伤及要害。刺杀岸信介的老人叫荒牧退助，65岁，属于日本战前最有势力的法西斯团体“玄洋社”的老右翼分子，被当场被捕后无所畏惧，反而仰天大笑，丝毫不担心他即将面临的命运，并在回答警察的讯问时说，他是“由于在竞选总裁问题上对岸信介抱有反感才刺他的”。

在遇刺中逃过一劫，但岸信介并不思悔改，下台之后，他仍为自民党积极分子，到处活动，曾任日美协会、日英协会、自由宪法制定促进国民会议议长，日韩合作委员会日方会长、日蒋合作策进委员会成员、国际文化振兴会和家族计划国际协力财团会长、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理事、皇学馆大学校长等。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1979年8月，岸信介居然获联合国和平奖。

1987年8月7日，岸信介去世时，《朝日新闻》的社论这样写道：“由于被指名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复出为首相，不少人认为这就是日本人无法明确追究战争责任的原因。”通过此评论，人们不难看到岸信介的“长成”转换——因为检举同类战争罪犯，使自己免于战争审判、逃过战争罪行，成为了“自由人”——这是一种病态的长成逻辑，而在这种逻辑里，成为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又“保护”了一大批和曾经和自己一样犯有战争罪的人，导致了个人病态的长成逻辑成为一种公众病态的社会逻辑——这也是岸信介为日本结下的“妖果”。

2015年6月9日，为配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大活动，京津冀三地档案局（馆）将首次联合推出“见证抗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京津冀档案文献展”，包括“日本重要战犯名单”、“敌人战争罪犯调查表”、“卢沟桥大事记”等38组珍贵档案首次“亮相”。在展出的261人的战犯名单中，第23号名为岸信介。

也是在2015年，“前路清明 青年有方——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在北京五中举行。本次主题展的展品包括日本侵华时期日军随军记者拍摄的侵华画报，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所发行的债券、股票、军用手票，以及日本明治天皇、载仁亲王、岸信介、伊藤博文、川岛芳子、土肥原贤二等家族供奉的108把军刀等诸多重要史料。在展出的军刀中，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岸信介家持军刀，该刀居然镌刻了浮世绘春宫图。

曾被称为“满洲之妖”、一生都反华的岸信介又在军刀上作“妖”，日本媒体曾把他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充满军国主义思想的甲级战犯、战后日本保守势力的统一者、日美同盟的最强烈鼓吹者。但我们还是想回到前文中写到的《朝日新闻》的评论，并想就此说——正因为有岸信介这样的“妖人”存在，日本军国主义毒瘤并没有被根本清除，至今日有死灰复燃之势。例如在慰安妇问题、劳工问题以及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上都违背了客观史实。

岸信介由战犯到首相、由自我的“妖人”到社会的“妖果”的经历告诉人们：因果循环无论对于国家、民族，还是群体、个人，都是一条最不可忽视的定律。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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