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二年（1886年），66岁的丁宝桢病逝在四川总督任上。丁宝桢祖籍江西临川 ，他是贵州平远（今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牛场镇人。丁宝桢去世后既没有安葬在祖籍地，也没有安葬在出生地，他的灵柩却被运至三千多里外的济南，在归葬济南的时候，他的长子丁体常遵照父亲不可扰民的遗命，走水路扶丧，直到第二年的9月才抵达济南，安葬在华不注山麓。祖籍贵州的封疆大吏，在任四川总督时病逝，为何会归葬济南?

丁宝桢的祖上自江西临川迁平远州牛场，世代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祖必荣，四川昭化知县，父世棻，镇远（贵州省东部武陵山区）训导。

丁宝桢从小胸怀大志，学习刻苦，在23岁时，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参加乡试，中第22名举人；在咸丰三年（1853年）丁宝桢33岁时中进士，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丁宝桢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不久，他的母亲去世，根据儒家孝道观念，朝廷官员在位期间，若父母去世，不管担任多大的官，都要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辞官回祖籍，为父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这也是清朝停职守制的一个规定，按照清规，丁宝桢辞职回到家乡为母守孝。

在守孝期间，家乡发生杨隆喜造反事件。当时杨隆喜和舒光富联合，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号召，聚千余百姓起义，义军头裹黄巾，自称黄号，反抗清廷。他们痛斥清朝统治：

“严派军需，逼捐加赋，……百姓人人切齿，黎庶个个寒心”的罪行。决心“除暴虐，安良善”，“豁免三年粮税，永革加增踩戥”，号召“士农工商，各居正业”。

百姓纷纷加入起义大军，义军很快发展倒2万多人，舒光富为皇帝，杨凤为都督大元帅，各地起义此起彼伏，朝廷为之震惊，咸丰帝下旨令火速平叛。

忠孝难两全，丁宝桢选择前者，他积极响应清帝的号召，竭力平叛“反贼”，他变卖祖产，倾尽家财招募了八百忠心与清廷的壮士一起保卫家乡，守孝期间的丁宝桢一刻也没闲着，镇压起义取得很大成效。

1854年贵州独山人杨元保率布依族农民起义，聚众至数千。2月，攻占都匀。贵州巡抚蒋霨远调集清军堵剿，困难重重。

到了咸丰六年（1856年），丁宝桢守孝期满，苗民教匪也开始叛乱，势头凶猛。蒋霨远上奏朝廷，希望有平叛经验的丁宝桢部留下携手一同抗击，咸丰皇帝欣然同意并特别下令授予丁宝桢编修一职。

此后，丁宝桢干劲更大，他积极在民间招募士兵，很快士兵总数达到四千人，先后收复平越、独山等诸多城池。

《清史稿•丁宝桢传》：服阕，会苗、教蜂起，巡抚蒋霨远奏留军，特旨授编修，增募至四千人，复平越、独山诸城。

丁宝桢率领的清军镇压义军锐不可当，起义军对丁宝桢又恨又怕。

继杨元保起义余波，在咸丰、同治年间贵州全省各族人民掀起反清大起义的狂潮，经久不衰。他们虽然遭到统治阶级的血腥镇压，但他们被多数人认可是义举，在历史上是可歌可泣的，其民间组织一直都存在。他们在心里恨死了丁宝桢对他们的镇压，时刻准备着为死去的战友报仇，他们报复丁宝桢的亲族，对他们烧杀掳掠。

后来丁宝桢在山东为官，将家人都带去山东，因此，在他的老家贵州丁宝桢没有家也没有亲人。

关于这点丁宝桢在上书朝廷时说过：自己的老家已“田卢荡毁，亲族百无一存”

因而丁宝桢死后没有选择葬在故乡。

1、 丁宝桢初到山东，“一炮”走红，他的举动令人叹服

同治二年（1863年），丁宝桢升任山东按察使。丁宝桢投帖求见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时，僧格林沁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他见省级以下官员从不给人设座，让人毕恭毕敬向站着，他却高高在上坐着以显示表明他的高贵。

僧格林沁很傲娇，堪称“一大狂人”，他认为自己什么时候都高人一等，仗着自己是成吉思汗胞弟拙赤合撒儿第二十六代孙，扎萨克多罗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济与庄敬和硕公主的嗣子，又历任御前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后扈大臣、总理行营大臣等要职，在抵御太平军北伐时，俘虏主帅林凤祥、李开芳，战功赫赫，从不把比自己职位低的人放在眼里，对他的为人处事大家也都习以为常。

丁宝桢得知，在投递求见名帖时说：“低级武官丁某投书王爷，给予座位就觐见，不给座位就不见”。

丁宝桢这一举动，在那个圈子里是十分雷人的，当时僧格林沁的侍从都被吓得脸色煞白，以为丁宝桢失了僧格林沁的面子，他们的主子一定会大发雷霆！说不定自己也会被牵连。

不料，僧格林沁却感到丁宝桢很特别，他的强硬不屈的性格，让僧格林沁很敬佩。他为了接见丁宝桢，特地清理面部，端正衣冠，为丁宝桢改变仪容，设座礼敬，热情接见。

僧格林沁破例接待丁宝桢的事被迅速传遍整个山东，山东巡抚阎敬铭听说后，大为称奇。就在丁宝桢到任的那一天，他亲自跑到郊外迎接，从此无论大小事务，都先咨询丁宝桢之后才敢去做，这事儿在山东又一次被传播开来，丁宝桢初来乍到，他的名字就响彻山东。

2、曾国藩力保丁宝桢，山东巡抚阎敬铭对丁宝桢推贤让能

自从丁宝桢结识僧格林沁，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官运因他起落。

同治三年（1864年），丁宝桢升任山东布政使。是山东省民政兼财政长官，主管一省之行政和财赋之出纳。属承宣布政使司，受辖于督抚，与掌理刑名的按察使并称为「两司，官居从二品，相当于现在的省长。

同治四年（1865年）当僧格林沁战死沙场——曹州，丁宝桢被弹劾协战不力，恩降四品顶戴留任。

同治五年（1866年），有个叫孙楫的给事中（常常服侍在皇帝身边，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并监察六部，纠弹官吏）和御史朱镇，二人合伙搜集罗织了一些罪名来弹劾丁宝桢，准备将丁宝桢彻底搞垮，结果此事转呈到曾国藩那里。

曾国藩和丁宝桢的老家相邻，算是半个老乡，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丁宝桢积极协助取得很大成效。曾国藩很欣赏丁宝桢的才干和品德，在一些重要事上很愿意和丁宝桢商量合作。曾国藩在用人上又特别地域地域关系，丁宝桢很顺利地成为湘军中的干将。

曾国藩

当曾国藩看到那份弹劾时，立刻进京向皇帝禀告说丁宝桢无罪。

《清史稿·李丁宝桢传》：又明年，迁布政使。僧格林沁战殁曹州，坐法再干议，皆得恩旨留任，于是言者复摭他款弹之，事下曾国藩，国藩白其无罪。

有曾国藩做自己坚强的后盾和支持，丁宝桢的才干在山东得以更大的发挥。

山东巡抚阎敬铭，清正廉明，曾和丁宝桢一起镇压了宋景诗的黑旗军起义，二人关系融洽，合作很愉快。阎敬铭向来欣赏丁宝桢的才能，他认为让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比自己更合适，于是才刚50岁的他就向朝廷请求退休，举荐丁宝桢来代替自己。

阎敬铭

朝廷就任命丁宝桢做了山东巡抚。这事儿在当时传为美谈，山东百姓更是对丁宝桢期望满满。

当时捻军的部队直逼边防海岸线，李鸿章建议朝廷在胶莱河修筑防御工事，丁宝桢参与其中。

3、丁宝桢不畏强权，勇于揭发，他的人格魅力深得山东人喜爱。

同治六年（1867年），东捻军被清军击败，逃到潍河，当时倒霉蛋东路军副将王心安修筑的防御建筑才刚刚起步，最基本的堤墙都还未完成，捻军如入无人之境，很快渡过了潍河。

丁宝桢将此事如实禀告给同治。皇帝大怒，将李鸿章交付兵部审议，丁宝桢也被革职。

之前这里本是跟随李鸿章的安徽将领潘鼎新的驻防地段，为积攒战功，李鸿章让他追捻军去了。当时的捻军约5、6万人由东军汛地偷渡潍河，乌央央向南窜进，率马队尾追的董金胜被击败，潘鼎新抱着必胜的决心摆出圆阵，寻机突击，击溃捻军，又追败军，斩千余人，击毙捻军首领杨天燕、陈天福，李宗世等人，擒获捻军首领任柱、赖文光等，立下军功，加头品顶戴。

可是安徽军刚刚南移，北路就失利。同治皇帝一怒下旨要将副将王心安斩首，丁宝桢连忙上书辩驳，证据全面，言辞恳切，咸丰饶恕了老王，副将王心安这才心安。

同治七年（1868年），西捻军向饿虎扑食冲向定州（河北保定），所到之处一片混乱，朝廷震动。丁宝桢得知军情，飞身上马直奔东昌，他率领一千骑兵，三千精锐步兵，带着五天粮食，不分昼夜向冲向西捻军，西捻军面对突然到来的数千名清军精锐，慌了阵脚，他们无力抵抗只好向南溃逃。

这场战役，丁宝桢出军神速，出奇制胜，令同治帝龙颜大悦，接着丁宝桢势如破竹转战雄雄、任、深、祁、高、肃各州间，收复饶阳（河北衡水）。清帝对丁宝桢很满意，多次下圣旨对他给予褒奖，念其功劳最大，加封其太子太保衔。

4、丁宝桢在济南处死安德海，全国拍手称快，尤其山东百姓以此为荣。

同治八年（1869年），慈禧的心腹太监小安子（安德海）违反祖制、擅出宫禁，在未携带任何公文的情况下出宫游玩，但其游玩的心并不纯洁，那厮借游玩之机大肆敛财，所到之处作威作福，令周围百姓怨声载道。

安德海仗着自己先后侍奉咸丰帝和慈禧太后多年，是慈禧身边的大红人，从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对他们威胁、恐吓、利用是他管用的伎俩。丁宝桢早就对安德海的仗势骄横气不过，决定收拾他。

当安德海到泰安境内时，丁宝桢所派的骑兵迅速将其逮住，押往济南。

丁宝桢一边密奏朝廷，罗列了安德海种种的违法证据。接到朝廷旨意，立即在山东济南将安德海的脑袋剁了下来，从抓捕到法办，中间仅相隔四天的时间，此举令全国大快人心。山东人民热血沸腾，高呼狂欢。

5、在山东，丁宝桢在文化、工业建设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治八年（1869年），丁宝桢创办尚志书院（尚志堂）。方便了学生们学习儒学、天文、地理、算术等，尚志堂刊刻的书籍，称尚志堂版，种类多，校订精审，实用价值高，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尚志堂的创办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来自山东的人才。

如今，尚志堂建筑仍存在于趵突泉公园东北部，又称玉兰院。

同时，丁宝桢还创办了近代山东最早的官书局——山东书局。该局最著名的刻本《十三经读本》就是丁宝桢亲自参与校勘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济南学者、文献学家、藏书家——马国翰，生前曾编辑完成《玉函山房辑佚书》，该书分为经、史、诸子3编，700多卷，共辑佚书594种，是辑书史上的浩繁巨著，但是，马国翰至始至终都未能刊行。后来，在丁宝桢的协助下，济南泺源书院院长匡源（咸丰帝顾命八大臣之一）整理、分订印刷下来，为后世学术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还有在饮食文化上，据说丁宝桢还发明了一道名菜——宫保鸡丁，100多年来仍受国人喜爱。

此外丁宝桢还创办了山东首家官办工业企业——山东机器制造局，制造军火，主要造黑色火药，为以后的中法战争抵御外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6、丁宝桢在山东任职时两治黄河水患，造福大批百姓

同治十年（1871年），黄河冲决山东郓城侯家林民埝决口，漫水东灌运河，漕运被阻。

郓城、汶上、嘉祥和济宁等州县，“田庐漂没，资粮无存”，人民受灾严重，丁宝桢听说后，拖着得病的身体，本来因病皇帝已经准他给了他三个月的病假，他不顾自己的身体，亲自去考察灾情。他 “目击民生之待毙，运道之就湮”，痛心疾首心急如焚。

丁宝桢请求朝廷“力疾销假，亲赴工次”，准他指挥抢险。

朝廷看他决心已定，就准了。丁宝桢卯足了干劲与役夫同甘共苦，耗时两个月 “工竣合龙”，堵住了决口。

“旦暮河干，与役夫同艰苦，人情和乐，争先趋事”。

可是过了两年后，黄河又有新的决口。1873年，黄河又在东明县石庄决口，决口很宽，约三里，湍急的黄河水直往东涌，山东、河北、江苏和安徽等省数十个州属各县受灾极为严重，就连济宁到宿迁的运河两岸的大堤都被冲消失，百姓的房屋被冲走，田地被淹没，生命受到威胁，惨不忍睹。

朝廷十分焦急，一天连发好几次电，要求无论如何要堵住决口！但决口太大，水流太猛，各地调来的河官都不知如何下手。

而此时的丁宝桢正在贵州老家扫墓，他已奉上谕“赏假一年”。

听闻灾情，他立刻结束假期赶回山东。他去现场亲自指挥，用了半年的时间筑起了高14尺、宽30尺、厚百尺的障东堤。二百五十里的障东堤修好后，近百年来黄河此地不再决口，保证了方圆几百里村庄的安全。

据《山东黄河志》载：

张秋（今属阳谷县）以下沿河两岸的民埝（由民力所构筑的堤），于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修筑完竣。北岸自张秋至利津民埝长850余里，南岸自齐东至利津民埝长300余里，两岸全长1150余里。张秋以上南岸民埝于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修筑完竣，上自菏泽、巨野交界之龙凤集起到郓城王家垓止共113里。后补修龙凤集以上4里。同治十二年（1873）年又将王家垓民埝接修至东平十里堡，新旧埝长148里。以上山东境内1300里民埝均在丁宝桢任职山东巡抚时完竣。

丁宝桢在山东工作生活了足有13个念头，和热情好客、重情重义的山东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山东人很珍惜这位出类拔萃、处处为百姓着想的父母官，他们将丁宝桢看为山东的恩人、清官、看为是山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丁宝桢的去世，山东百姓痛心疾首，哀哭惋惜。山东父老感恩丁宝桢在山东立下的功劳，联名上书朝廷，恳请将丁宝桢遗体归葬山东。

《四川总督丁宝桢》载：“（丁宝桢病故后）数千里之外的山东省，百姓也悲恸惋惜，请求朝廷将丁宝桢的灵柩运回山东历城（今济南）九华山麓，与其先逝的妻子合葬。一个离开已十年的外乡官员，被山东百姓视为‘贤良，恳请归葬山东，丁宝桢看来确实不愧为‘好官‘清官了！’

对此，贵州、四川也有文献记载。贵州《毕节地区志•人物志》载：

“光绪十二年（1886），宝桢卒于成都，终年六十七岁。噩耗传出，山东父老莫不悲恸，请求将其灵柩迁葬山东历城华山，清廷下诏追赠为‘太子太保，谥‘文诚公，自此，人皆以‘丁宫保’、‘丁文诚公’称之”。

四、丁宝桢认为山东是他的第二故乡，葬在山东是他留下的遗愿

丁宝桢在山东任职期间，为官清廉，身无余财，与山东结下了特殊的情谊。丁宝桢生前一直将山东视为第二故乡，卒后葬在山东（济南）是他自己的遗愿。

这和西汉循吏朱邑相似。

朱邑是庐江郡舒县（今安徽省庐江县）人，曾在桐乡（安徽省桐城县）做官，两地相距100多里。朱邑在桐乡掌管诉讼和赋税等事务，他为官清廉公正，品性敦厚，造福一方百姓，深得当地百姓爱戴。

朱邑病重弥留之际，给他的儿子留遗言说：“我原来做桐乡的官吏，那里的百姓爱戴我。我死后一定要葬在桐乡。后代子孙供奉我，怎能比得上桐乡的百姓”。朱邑死后，他儿子按他的遗言将他安葬在桐乡。百姓果然一起为他立墓修祠堂，年年在祠堂祭拜他。

丁宝桢为官一生，在山东留下的口碑是最好的，他本人自然愿意安葬在山东，正如朱邑。

关于这点，他的墓志铭上有载：

“朝廷亦知公于山东朱邑之桐乡也者。初，公夫人卒，黔乱不获归，请于朝，葬山东历城县华山之阳。至是有诏，仍葬公于东。丧之归，郊野祭吊相属奔者、望者、悲者、叹者”。

另外，丁宝桢的夫人和其他亲人死后被葬在了山东。

丁宝桢私下和幕僚说过，山东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的夫人葬在山东，他的愿望也希望百年后葬在山东和夫人及自己的亲人葬在一起。

丁宝桢来山东时，举家搬到济南，当他在山东工作了九年时，他的夫人谌氏和二哥在济南相继去世了。

1871年，丁宝桢曾上奏朝廷：

“吾官九载，所有随任之亲属丁口，岁有丧亡”，当年二月，夫人谌氏又复病故，均尚未有丧地，拟令长子扶柩回里，“而原籍贵州大定府平远州久遭兵燹，田庐荡毁，亲族百无一存”，“目前情形，回葬未易举办”。

在上书中，丁宝桢请求朝廷允许他在山东置买田地作为林地：

“臣拟于济南府东门外华山之麓置地十亩，将臣妻及已故之亲属丁口，暂行浅厝”。

按照清朝惯例外地官员在任职地不得置买地产，但是丁宝桢的情况特殊，不久得到清廷特批，丁宝桢遂得在济南华山之南购置十亩土地作为家族墓地，就是如今的“丁公墓”、“丁家林地”、“丁家林子”。

丁宝桢在山东为官第九年时，就安排好了自己的身后的归属地，他在四川临终前也交代了子孙要他们把自己葬在济南和夫人归葬。朝廷了解丁宝桢的遗愿，在丁宝桢病逝于四川后，同意了山东父老联名请求，将丁宝桢的灵柩运回山东济南安葬，因而朝廷下旨，准许丁宝桢灵柩归葬济南，在华山之南与发妻合葬，并在山东、四川、贵州建祠堂。

丁宝桢五世孙丁健先生家中收藏有丁宝桢长子丁体常手绘彩色《丁文诚公墓地略图》， “这个图必是文诚下葬前所绘。

丁宝桢一生光明磊落，在仕途上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干劲，初为官时面对家乡暴乱，他变卖祖产拼死响应朝廷号召，这在众多官员中是罕见的，他对清廷的忠心真实地呈现出来，令清廷为之感动。他在以后的为官道路上更是把握大方向，做事雷厉风行，无论是平叛，还是搞建设，他都清正廉洁，造福救济百姓，以至于他临死时，债台高筑，无钱办理丧事，是他的下属们凑钱，才办理了丧事。丁宝桢的人格魅力和所作的贡献，得到山东百姓的肯定，他的忠心得到清廷的青睐，因而归葬山东是山东百姓的愿望，是丁宝桢本人的愿望，也是清廷对他成绩的肯定和恩准。当其灵柩运至济南，当时士绅百姓争相“郊野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