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大山中的村庄里，能够有一个进入名牌大学就读的孩子，足可称得上是“山窝飞出一只金凤凰”。

但在江苏的一个县城里，学生们无论考上什么样厉害的大学都不算稀奇，这里走出了26位院士以及上万名教授，用人才济济形容毫不为过。

有人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县城靠啥孕育那么多学术大拿、国家级院士呢？

宜兴古为荆邑，意为流水清澈见底之处，地属今江苏省西南部，地处上海，宁波，杭州中心，地理位置优越。

西元221年秦始皇改荆邑为阳羡县后，于西晋时更名义兴县。

北宋时，为避赵光义之名，将“义”改为“宜”而一直沿用。

光阴荏苒，宜兴市同样有着自己的城市精神——崇文厚德、和气奋进。

而把崇文置于城市精神之首，亦颇具深意。

当时宜兴市在城市精神的选择上，经过一年的探讨，从公民到政府，一直在考虑寻找最适合自己家乡的词汇，终于崇文二字成了城市精神的首词。

自古以来，宜兴这个小县城出了太多文人墨客甚至公卿大夫，官宰相10人。更何况是四位状元，400余名进士的光辉历史。

须知，古代没有今天这么高级的教学水平，自然就不可能做到教育公平，可宜兴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县，硬是出了400多进士。

如今，状元虽已成为历史尘埃，宜兴人才成绩仍然光彩夺目：这里出院士26人，大学教授8000余人，且人数仍呈上升趋势！

如果说学术方面的建树不足以说明宜兴人杰地灵的话，宜兴艺术方面也是人才济济。

在徐悲鸿的领导下，宜兴书画名人共30余人，甚至文艺，体育，军政方面也有许多宜兴人才。

在宜兴，仿佛是怎样的一粒种子就会开出绚丽的花朵，县城何以会造就如此众多的人才呢？

在探究宜兴历史发展过程中，不难发现宜兴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曾孕育了诸多文明并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而且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当地人民能够最大限度地接受外界的各种观念与文化。

久而久之，这片土地的人们对新鲜事物与观念也就会更加主动地接纳，不但没有把自己关门闭户，而且还能够很快吸收新鲜事物的正面成分并融入自己的成长之中。

宜兴地方对教育比较重视，全市上下也都非常崇尚知识，崇尚科学，崇尚文明，总体城市氛围特别和谐活跃。

再加上宜兴土质肥沃、降水充沛，是粮食较丰产区。

有人说：仓廪实知道礼节，衣食无忧知道荣辱，百姓只有家粮堆高了，穿着舒服了，才能顾到礼仪与文化，主动去寻求新的生活境界。

宜兴就是这样。

这是古时平静安详之处。

百姓安居乐业、崇尚知识，对读书人更有一种自然的尊重，拥有如此良好的学习环境与学习氛围，不难理解何以能诞生400余名进士。

直到现在，宜兴依旧凭借着“宁静祥和”培养出了一个个院士和教授，在物欲横流的现在，成为一片读书人的净土，或许也是宜兴能够走出26名院士的原因之一。

何况宜兴本地居民历来重视教育，无论家庭情况如何，总是千方百计送子女上学，还鼓励他们完成学业、走上合适的道路。

从小环境到大环境都无比重视教育，宜兴这种态度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借鉴。

教育界有一种说法──没有合适的学校。

意即在中国每个高等院校里必有宜兴籍教师。

这种说法并不为过，也许国内各高校教师籍贯很难被通缉，但是我们却能在另外一份有关资料上以小见大。

也就是说，近代宜兴出了100余名大学校长，前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就是其中一位。

1952年12月，蒋南翔担任清华大学的校长。

任职期间不仅率领清华学生赴苏联访问，而且向周公，陈毅等领导建议清华北大开设高技术专业，以为国家未来建设培养技术型人才做准备。

清华以蒋南翔为首，先后开设了一门又一门新兴学科，这些学科毕业生毕业后踏上了建设国家之路，成为新中国建设中的中流砥柱。

除蒋南翔外，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大学及台湾大学等高校校长也曾是宜兴出来的儿女。

宜兴神奇之处也许是在对教育的态度上—纯朴的民风加上独特的地位和开明的教育方针。

关于宜兴，一些人曾经如此概括宜兴教育成功的秘籍：

第一是适宜学习的情境与气氛。

尽管有人说好树只要有地方就可以成材，但是环境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浮躁弥漫的环境中，无法培养出会静心读书的儿童；一种求享受、求金钱的氛围也无法造就专注于学术的院士；

第二，是要有积极态度。

在宜兴，虽提倡阅读，却不提倡死读，学不仅仅限于书本与高考。

人们的性格、特长、闪光点各不相同，如从宜兴走出来的台球王子丁俊晖先生，若一味地苛求其学术方面有所建树，那也许穷其生平都不会有多大成就，但是只要符合自己天赋的成长，便可以在台球界培育出一颗新星。

正是有了这种开放而又积极向上的思维，才有可能使这里从各行各业中脱颖而出。

教育作为立国之本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国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而优秀的教育到底是怎样的呢，也许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宜兴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