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那会儿，周总理跑到甘肃前卫连去瞧瞧情况。那天，他悄悄地到了红一团，心想大家应该不会注意到他。可谁成想，他一踏进红一团的地盘，就被一个大概二十多岁的小战士给认出来了。

那时候，周总理留着浓密的大胡子，把脸遮住了一大块。除了他那双特别有神的眼睛，第一次见到他的人，注意力全都被那一脸大胡子给吸引走了。结果呢，大家反倒没那么留意这个大胡子底下的长相了。

结果，这天周总理到访红一团的地方时，碰到了件意想不到的事儿。他刚迈进门槛，还没站稳脚呢，一个大概二十多岁的年轻士兵，立马就站到了他面前。那士兵一脸严肃，站得跟松树一样直，脚后跟一靠，头稍微往上一扬，给周总理来了个响亮又标准的军礼，把周总理都给整懵了。

后来一问才知道，那个年轻的战士叫李祥，今年才刚刚23岁，是红一军团一营的营长。那时候，杨得志是一团的团长。李祥之所以能一眼就认出周总理，是因为他早就听说过周总理那很有特点的大胡子。

虽说没亲眼见过周总理，但那天，李祥一瞅见周总理那浓密的大胡子，脑子一转，立马就认出了他。二话不说，他给周总理敬了个规规矩矩的军礼。

周总理知道这事儿后，对这个反应超快的战士印象特别好，还专门问了他一些关于部队的事儿。李祥回答得那叫一个流畅，周总理对他更是刮目相看了。

1955年那会儿，有个授勋的大会，老战友加以前的头儿杨得志被授了个上将军衔。周总理在会上问起李祥的情况，结果杨得志也说，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李祥的人影。

还有件事挺让杨得志纳闷，就是打1939年起，关于李祥的所有记录都突然没了，就像1939年以后，李祥这个人彻底人间蒸发了一样。

经过一番仔细琢磨，杨得志觉得李祥很可能是在勇闯大渡河那会儿英勇牺牲了。大家都知道，红军长征那会儿，有十八个勇士冒着枪林弹雨过大渡河，事迹感人至深，李祥也是那次行动里的关键人物之一。

调查结果一出，杨得志心里特别难过和不甘。想想抗战那会儿，李祥立下的汗马功劳，本该稳稳当当戴上中将军衔的光环。可现在呢，人没了，连个影儿都找不着，这事儿真让人痛心又无奈。

对杨得志来说，李祥既是上司也是并肩作战的兄弟，两人可谓是生死之交。在大渡河强渡、泸定桥飞夺，还有腊子口那场硬仗里，李祥跟他一起冲锋陷阵，共赴生死。

特别是在腊子口那场激烈的战斗中，李祥不顾个人安危，硬是把受了重伤的杨得志，从敌人的重重包围里，给拽了出来。

1937年的时候，他俩一块儿进了抗日军政大学深造，从原来的上司、战友，又变成了同窗好友。这种一起经历过生死、患难与共的交情，还有那份深厚的感情，让杨得志对李祥的印象特别深。

哎，现在得知他已经牺牲的消息，杨得志心里怎能不难过得偷偷掉眼泪呢？这事儿，想想都让人心酸。

这时的杨得志压根儿没想到，六年后，也就是1961年，他会收到一封中央军委办公厅转过来的信。写信的哥们儿叫侯礼祥，信里头他说自己就是那个当年跟杨得志一起拼过命的战士李祥。

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呢？

我叫侯礼祥，以前叫李祥。在长征那会儿，我是红一方面军一师十三团的团长，归陈赓、杨得志、杨勇几位领导直接管。1937年和1938年，我去了延安，做了两年中央警卫团的副团长。到了1939年初，我转到地方工作，结果跟组织走散了。现在，地方上把我当成了需要特别管制的对象，我急需以前的领导们帮我证明我的清白。

我不清楚我那些老首长们现在都在哪儿工作，麻烦你们帮我把这封信给他们捎过去。谢谢啦，此致敬礼！侯礼祥，1961年10月1日

杨得志仔细瞧了瞧信里的内容，发现这个叫侯礼祥的人讲的事儿，跟他认识的李祥经历挺对上号。但为啥他又叫侯礼祥，还有咋就成了内部要管的对象，信里头没细说，杨得志心里也是一头雾水。

不过，杨得志还是回了封信，证实所说情况都是真的，杨勇将军也一块儿写了信来证实这事儿。

寄出那两封信后，杨得志就一直没再收到啥动静。他既没收到李祥的回信，也没打听到李祥的任何消息。说起李祥，除了那封信，后面就像消失了一样，啥线索都没了。

这一晃，十年又过去了。到了1971年，杨得志被安排到济南军区当司令员。某天，济南军区的门口出现了一位穿着破烂的老大爷。这位大爷看上去六十多岁，皮肤黑黝黝的，一脸皱纹，衣服破得跟个要饭的似的。

老人家壮着胆子，一步步挪到警卫员跟前，深吸一口气，恳切地说：“嘿，同志，你好啊！我从湖北老远地跑来，就想见见杨司令。能不能麻烦您给说一声，就说侯礼祥来找他了。要是他不方便见，我立马转身就走，绝不耽误您时间。”

警卫员瞅瞅老人的穿戴，跟个乞丐没啥两样，但一听老人说话那语气和调调，又不像是胡说八道或者精神有问题的人。

老人家眼里带着哀伤，但眼神里透着股子坚定，说话也是认认真真、实实在在的。警卫员心里头被触动了，就趁着杨得志司令员有空档的时候，把这事儿跟他说了。

一听这话，杨得志心里头立马蹦出了十年前那封侯礼祥写的信，心里头那个激动啊，简直没法说。十年啦，这个侯礼祥，消失了整整十年，现在又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出现在他眼前。

这次，杨得志为了更加稳妥，认真地跟警卫员说：“你先安排他到军区招待所住，然后给他纸和笔，让他简单写写自己的经历，之后交给我。”

没多久，老人就用简单的话语，把自己的那些辛酸复杂的经历一一讲了出来，还特别提到了1935年在甘肃时，一眼就认出了周总理的那段往事。

看着那些熟悉的字迹，回想起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还有在抗日军政大学里共同学习的时光，这些往事就像放电影似的，一帧帧地在杨得志的脑海里闪过。

没错，这位老者正是我三十多年前并肩作战的战友。可谁能料到，跟杨得志分别后，他竟然遭遇了那么多坎坷磨难，满心苦楚却无处诉说，经历了一系列复杂又心酸的事儿。

杨得志眼里泛起了泪光，看得模模糊糊的。

“没错，就是他！赶紧的，带我去招待所找他！”杨得志抹了抹眼角的泪水，连忙催促警卫员，两人火急火燎地就往侯礼祥那儿赶。

侯礼祥一头花白的头发，脸上布满了黝黑的皱纹，穿着一身破旧衣裳，就这么站在招待所门口，出现在杨得志眼前。杨得志一看，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他赶忙快步上前，一把拉住侯礼祥的手，紧紧握着，说啥也不肯放开。

过了三十多年的漫长时光，经历了三十多年的人生风雨，杨得志试着在眼前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脸上，找寻当年那个年轻李祥的影子。但很遗憾，除了那双眼睛还依稀有些相似，李祥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两人对视着，侯礼祥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直往下掉。

这次，侯礼祥偷偷地从劳动改造的林场溜出来，一个人走了好远的路，大概有一百多里，终于走到了沙市。到了那儿，他一分钱都没有了，幸好有好心人帮忙，他才搭上了去武汉的船。

到了武汉，老爷子居然选择晚上偷偷爬上火车，一路冒险到了济南。最后，他靠着沿路乞讨，好不容易走到了济南军区，见到了三十多年没见的老上级杨得志。

侯礼祥为了这次见面，真的是拼了老命，他想洗清自己背了几十年的冤屈，这苦水一直往肚子里咽。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心里头一点不后悔，也不觉得冤。

哭过一阵后，侯礼祥问杨得志，老首长杨勇政委和那些熟悉的战友们最近咋样了。杨得志拉着他坐到沙发上，笑着说：“都挺好的，就你最不走运了。”

说完这话，两人又都不吭声了。想想在红军里，像侯礼祥这样立下大功，但人生路走得这么坎坷艰难的，还真是少见。这一切啊，还得从他为啥从侯礼祥改名成李祥开始讲起。

1912年，侯礼祥在湖北省江陵县的侯垱村呱呱坠地，他在村子里读了四年的老式学堂。到了12岁，因为爸妈先后走了，侯礼祥就变成了没人管的孤儿。

四年时光匆匆过去，侯礼祥没了依靠，便下定决心去了江西当兵。没想到第二年，他就顺利成为了红军第三军团的一员，光荣地当上了红军战士。

登记的时候，工作人员问侯礼祥叫啥名儿。因为老家的人都爱直接喊他名字的后俩字，这回，侯礼祥一不留神，也随口说了句：“我叫礼祥。”结果，登记的人听岔了，写成了“李祥”。这么一来，他档案上的名字就成了李祥。

侯礼祥琢磨着，李祥就李祥算了。那时的他，压根儿没想过，就是这么随便一写，看起来没啥大不了的姓名搞错，到后来竟彻底扭转了他的后半辈子，害得他背上了不少冤枉，吃了不少苦头。

侯礼祥刚加入红军没多久，就和比他大一岁的杨得志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战友情。在多次对抗敌人围剿、强渡大渡河还有飞夺泸定桥那些大战里，他俩总是一起冲锋陷阵。侯礼祥还在子弹横飞的战场上救过杨得志的命。经历过无数次战斗，趟过一片片血海，他俩的关系是越来越铁了。

长征路上，侯礼祥经历了数不清的战斗，总共受了五次伤。记得那次攻打小河时，他被一颗子弹擦伤了脖子；甘泉那一仗，他的右腿也差点儿被打断。

1937年那会儿，杨得志和侯礼祥俩人都进了抗日军政大学深造，从并肩作战的战友变成了同窗好友，感情好得没话说。

1938年以后，杨得志带着队伍在吕梁山里头打游击，而侯礼祥呢，他当上了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警备一团的副团长。打那以后，他们俩就走上了不同的路，再也没有碰过面，时间一长，就完全失去了联系。

1939年那会儿，侯礼祥又在打仗时受了重伤，情况挺糟糕的。到了年底，上面商量着，让侯礼祥去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帮忙干活儿。

侯礼祥对那片地方的地理和风俗特别了解，所以他就去了监利县的朱河镇，悄悄干起了地下情报的活儿。

为了保密，侯礼祥之后就不再叫李祥了，他的个人资料里也没了李祥这个名字的记录。就这么简单，侯礼祥换了个身份，连档案都跟着变了，李祥这个名字就像从没存在过一样。保密工作嘛，就得这么严谨，所以以后咱们都得记住，侯礼祥就是侯礼祥，别再提李祥了。

侯礼祥回到老家后，改回了自己的本名，通过叔叔的介绍，娶了村里的一位姑娘为妻。接着，他们在江陵县开起了个小茶馆，这样方便他进行秘密的情报活动。

侯礼祥一回到老家，就把那些荣誉证书啊、残疾证啥的，一股脑儿塞进一个大箱子里，然后把箱子推到床底下藏着，生怕被谁瞧见了。

侯礼祥本想拎着个大箱子，结果却被小偷给盯上了。小偷误以为他在外面捞了一大笔，就在某个晚上，把他的皮箱给偷了，那里面可全是他的各种证件。从那以后，侯礼祥就再也没能找到能证明自己是红军身份的东西了。

为了把工作做得更深入，上头不久后又安排侯礼祥换个身份，改名为候文彬，悄悄混进国民党里头，当上了联保主任这个位子。

没过多久，国民党128师打进了这个地方，再加上有叛徒告密，江陵县的地下党被搞得一团糟。侯礼祥之前一直是单独和上级组织联系的，但现在，他和党组织断了线。

1942年的时候，侯礼祥好不容易跟鄂豫边区第三军分区15团的团长张秀龙搭上了线，可日军紧接着就打了过来。这一来，他的地下党身份就让张秀龙他们开始起疑心了。

侯礼祥因为日军的捣乱，又和上面的组织断了联系，没办法，只好灰心丧气地回了老家，过起了耕田种地的庄稼汉日子。

新中国成立后，侯礼祥遇到了个大麻烦，他红军的身份怎么也证明不了，反而国民党特务的身份却一次次被确认。因为他确实当过国民党的联保主任，这让他有嘴都说不清。所以，1961年他无奈之下给杨得志写了封信求助。

真没想到，杨得志他们亲笔写的证明信，没给他带来帮助，反倒让他多背了个“伪造中央领导信件”的罪名，又被打发到林场去劳动改造了。

1971年，侯礼祥从报纸上瞅见杨得志调到济南军区的消息后，他又不顾一切困难，千里迢迢赶到了济南。

看着老战友那布满皱纹、泛着泪光的眼睛，杨得志心里五味杂陈，他赶紧吩咐警卫员，去拿两百块钱和一叠粮票来，还手写了一封介绍信。他告诉警卫员，拿着这些去武汉，找一个名叫曾思玉的人。

但杨得志万万没想到，他本以为这次能真真切切帮侯礼祥摆脱难关，结果侯礼祥信心满满地跑到武汉，却连个曾思玉的影子都没见着。

侯礼祥重回江陵县时，发现啥都被拿走了，还莫名多了个罪名，说他模仿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字写介绍信。打那以后，侯礼祥穷得叮当响，连看病的钱都掏不出来了。

1973年那会儿，八大军区司令员来了个大换班，杨得志将军接过了武汉军区的帅印。他一上任，心里头那个急啊，立马就开着车往江陵县的侯垱村赶，心里琢磨着，这回肯定能见到个焕然一新的侯礼祥了。

一进村子，我就吃惊地瞧见村口批判大会的主席台上，围着一群人气势汹汹的。他们把一个腰弯背驼、满头白发的老爷子围在中间，愤愤不平地喊着口号，一条条地数说着老爷子的“过错”：装老红军，骗革命军人的好处，还模仿中央领导的字迹······

这位老爷子就是侯礼祥本人。

瞧见眼前这让人心里难受的场景，杨得志眼眶立马就红了，他赶紧冲过去，拽住旁边一个人的手，声音带着怒气问：“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位老红军呢？”

杨得志硬憋着心头的怒火，声音带着哽咽，眼眶泛红地大声说道：“这位是我的老战友，侯礼祥同志。他经历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担任过红军团长，而且在腊子口战役时救过我的命。他为了革命多次挂彩，我可以为他作证。”

大家伙儿都默默垂下了头。杨得志缓缓弯下腰，眼泪直淌，他一点点搀着侯礼祥，从台上慢慢挪了下来。这每一步，都沉重得跟压了千斤石头似的。

“可算把你给盼来了！”

真是抱歉啊，我来晚了，没赶上时候。

不急，不急！就算这会儿走了，能见您一面，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也算是落地了。

“不然的话，我死了都会觉得稀里糊涂的。”

“我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份迟到的认可和荣耀，真是让人等得太久了。不过，好歹它还是到了。

1991年冬天，快八十岁的侯礼祥老人在家里平静地走了。

有人讲，老兵不会真正离去，只是慢慢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战争的风云早已消散，和平与幸福的阳光现在照亮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他们，那些英雄，早已成为了夜空中璀璨的星星，在每一个寒冷的夜晚，默默地在我们头顶闪耀，不论是有名的还是无名的。从古到今，一直都是这样。

咱们得做的，就是对他们心存敬意，感激在心，永远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