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月22日《人民日报》第六版刊登了由新华社发布的《苏修利用“精神病院”残酷镇压人民》一文，文章一开头便提到“为了在国内强化法西斯专政，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加紧利用‘精神病院’作为镇压苏联人民的工具。他们对不满和反抗其反动统治的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后投入‘精神病院’任意迫害，其手法之残暴比希特勒当年的集中营和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时在文章中还提到“苏联卫生部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规定：如果一个精神上有病者对他周围的人或他本人构成明显危害时，卫生部门有权不经病人本人或其亲属或监护人的同意，把他送进‘精神病院’。根据俄罗斯刑法典第五十八条——六十条规定，无责任能力者犯罪或者有责任能力者犯罪而在法院判决前或服刑期间患精神病时，‘得由法院裁定送一般或特种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性治疗’。”

精神病作为一种精神疾病，原本与政治并无关系，但统治者却常常出于某种目的让一些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视为精神不正常的人，认定为“精神病人”。

苏联开始将“精神病”用于普通人身上，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当斯大林实施了大清洗后，又任命贝利亚取代叶若夫这个“替罪羊”开始“平反”一些冤案。在此过程中，为了挽回形象，自然不可以跟以前一样，随便逮捕政见不同的各类人士。于是，1939年在贝利亚的指挥下，针对那些“不听话”但又不构成刑事犯罪的普通人的“精神病院”应运而生，喀山精神病院成为了苏联第一个划归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管辖的“精神病院”。

尽管根据苏联法律，普通人被送往精神病院强制治疗需要法院的认定，但那些被送进喀山精神病院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未被法院认定而是由“相关部门”直接送来的。这里“收治”的几乎全都是患有“精神病”的“不听话”的“病人”。

将这些“不听话”，“不愿意”配合的普通人送进“精神病院”，既维持了苏联政府的体面，也似乎体现了他们的人道主义，也让“相关部门”免去了侦讯和审判之苦，对于苏联政府来说这是“一劳永逸”的好事。

因此将这些“不听话”的“精神病院”送进精神病院也就成为了苏联的一贯“优良传统”。从斯大林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列夫时代、安德罗波夫时代......因为这一方法的好用，随后又在列宁格勒、加里宁格勒等地陆续开设了不同的“精神病院”，同时还在普通的精神病院中设立了一些专属的科室来“收治”这些“不听话”的“精神病人”，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病患”和维稳需求。

如何辨别哪些是“精神病人”呢？赫鲁晓夫有一个简单粗暴的标准，那就是“只有精神病人才会怀疑苏联光辉伟大的前途。”

正是因为苏联政府这一反人类的操作，在当时人们的不断抗争下，20世纪70年代后期这一恶行被全世界熟知，也就有了文章开头《人民日报》也加入到了公开谴责这一恶行的队伍之中。

苏联的这一恶行，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局势的变化才开始有所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