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蒋介石为了维护独裁统治，成立了特务组织军统和中统，军统的负责人是戴笠，中统的负责人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我们只要一提起军统的名字，就想联想到邪恶，因为军统专门是执行见不得光的任务，比如刺杀、绑架、搜集情报等。在我们的印象中，军统里面好像全都是心狠手辣之徒，名气最大的是军统“四大杀手”，赵理君、王天木、沈醉、陈恭澍四人。

凡事无绝对，虽然军统里面大部分都是狠心，但也有少数的“另类”，他们因为在某些方面有特长，才被招入军统里面，执行的都是一些技术型的任务，就好比有着军统“经济专家”之称的邓葆光。

邓葆光在加入军统之前，在银行当过会计，也兼职在报纸上面写过文章，后来跑到日本专门学习金融，还娶了一个美国媳妇。按照邓葆光前期的经历，他是一个标准的金融人才，应该是跟着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发展的，可他却成为军统的特务，而且还是少将军衔。

1908年，邓葆光出生于湖北黄安(现红安)，他的家庭条件不错，从小接受了良好教育，而且学习成绩也好。

1924年，十六岁的邓葆光离开老家，前往武汉的一所中学读书，当时的校长的董必武、班主任是陈潭秋。邓葆光在学校的表现很好，特别是他写的文章一流，让老师们都很欣赏他，因此邓葆光成为学校的明星学生。

邓葆光

1927年，邓葆光毕业后，在上海的一家银行当会计，因为喜欢写文章，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他还会在报纸上面发表一些有关经济的文章。

1934年初，邓葆光去往日本，考入日本中央大学，专门学习经济。在日本留学一年半后，由于中日的矛盾越来越大，邓葆光在学校经常被歧视，所以他回到了国内。

1935年夏，邓葆光在北平和美国女子格尼娜结婚。格尼娜是一个很体贴的妻子，她知道邓葆光想继续到日本学金融，于是格尼娜选择和邓葆光一起去往日本，凭借格尼娜美国人的身份，使邓葆光在日本求学少了很多阻碍。

在校期间，邓葆光经常写一些经济论文，然后邮寄回国内，发表在上海的各大报纸上面，当时国内的金融人士，很喜欢看邓葆光的文章。

邓葆光在日本的时候，认识了中国驻日使馆的一个胡姓官员，邓葆光经常托胡官员帮忙邮寄信件回国，所以二人成为了朋友。胡官员对邓葆光说，现在中国缺少像邓葆光这样的经济专家，应该回到国内发展，而邓葆光也有回国发展的想法，于是胡官员答应帮忙。

戴笠

当邓葆光回到国内后，在胡官员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军统，还受到戴笠的接见。其实邓葆光最初不知道军统具体是做什么的，只知道戴笠说过，会让他好好大显身手，所以邓葆光充满了激情，想要大干一番。

后来邓葆光发现，原来军统就是一个特务组织，专门执行一些见不得光的任务，这完全脱离了自己的初心，可戴笠又不放他走，他只有默默接受现实。

1938年4月，抗日战争时期，邓葆光在武汉遇到了董必武，面对昔日的恩师，邓葆光说出自己加入军统的原因，董必武安慰他说，现在是抗战时期，只要专心为抗日做贡献，不做违背良心的事情就可以。

董必武

“武汉会战”末期，国民政府的官员，都抢着要转移到重庆，而戴笠要邓葆光潜伏在武汉，担任军统汉口站的经济组长，授予上校军衔。

在武汉潜伏的时候，邓葆光搜集到一些关于日军运输物资的情报，发现日军在汉口码头大批量的筹集物资，他觉得日军肯定要西进。经过一番分析，邓葆光估计日军会攻打仙桃，因为在仙桃附近驻守有一二八师，师长是王劲哉，这支部队是杨虎城的旧部。邓葆光发现这个情况后，跑到武汉郊外，用隐藏的电报发报给一二八师，王劲哉师长收到情报后，立即率兵转移，使日军扑了一个空，一二八师得以保存。

王劲哉

由于邓葆光长期从事经济事务，所以在生活方面他过得比较滋润，可军统汉口站的一把手却很不满，觉得邓葆光太高调了。于是给戴笠汇报，说邓葆光不适合潜伏，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很容易被抓，因此戴笠把邓葆光调回重庆。

邓葆光来到重庆后，当地的军统同事，开玩笑的对邓葆光说，为什么他离开武汉的时候，不带一些敌占区的食物过来。虽然只是开个玩笑，但凭借经济专家的敏感，邓葆光觉得重庆的经济很糟糕。

经过一番调查，邓葆光发现重庆的一些官员，为了防止日军的西进，居然断绝了和敌占区的经济往来，所以重庆的生活物资很匮乏，这正是日本人希望看到的。

邓葆光向上汇报，说中日之间除了两军对垒外，还需要从经济上面入手，不光要防止后方的物资走私到敌占区，还需要到敌占区抢购物资。另外还需要建立缉私处、货运局等部门，来稳定重庆地区的物价。

戴笠把邓葆光的建议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觉得提议不错，全都开始实施，因此邓葆光也被重用，被任命为军统经济科科长、经济研究室主任，被授予少将军衔。不久，邓葆光还行政院还兼职，担任国家总动员会对日经济作战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1年，邓葆光看到一则新闻，说日本将以橡胶换取苏联的木材，他想到日本既不生产橡胶，而橡胶产于南洋群岛，因此邓葆光觉得日本人有可能进攻东南亚，但国民党内部官员不相信这些。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邓葆光前往上海，负责接收汉奸的财产，但他没有像其他接收大员一样“五子登科”。他用接收过来的财产，建立了东方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通讯社两个实体单位，接着又开办了上海市东方经济图书馆，为战后的上海经济做贡献。

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向华东地区进军，毛人凤给邓葆光发电报，让他离开上海去往北平，把北平的一些图书资料全部转移到台湾。邓葆光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知道黄金有价，但知识是无价的，不能让这批图书有损失。

毛人凤

邓葆光在北平，挑选出重要书籍和日军移交的重要文件一共七万本，他给毛人凤去电，说希望把这些书籍先运往香港，然后转移到台湾。当时毛人凤的主要精力放在金银珠宝和文物的转移上，根本没有在意这些书籍，还对邓葆光发脾气，说自己哪里有船运这多书籍。

后来毛人凤经过思考，觉得这批书籍落到解放军手里也不好，所以他让邓葆光自己想办法把书籍转移到香港。邓葆光首先把书籍装到一百个大箱子里面，先转移到上海，然后找关系联系到货船，把这批书籍运送到香港四环招商局物资仓库。

1949年初，邓葆光到了香港后，共产党派人联系到他，说新中国需要邓葆光手里的这批重要书籍资料，还说邓葆光是优秀的经济专家，应该为新中国的建设做贡献，希望邓葆光可以前往北京。邓葆光和妻子格尼娜都愿意去北京，但香港还有军统的机构，他们随时监视着他，邓葆光答应找到机会脱身，他立马返回北京。

邓葆光在香港开办了一家贸易商行，他还以身体不适为由，多次拒绝参加保密局的会议，并且和香港潜伏的保密局人员敬而远之，邓葆光的这些举动遭到毛人凤的怀疑。

1950年，毛人凤到了台湾后，开始对邓葆光不放心，因此想让香港潜伏的特务，把那些书籍资料运送到台湾，可那些特务根本找不到邓葆光的人。邓葆光为了躲避特务，偷偷把书籍转移到一个秘密仓库，在转移书籍的时候，为了避免被人发觉，邓葆光都是晚上进行的，而且还是找的亲朋好友帮忙搬运，不敢找外人，最后邓葆光把这批书籍转移到中环永安仓库秘藏。

几天后，在香港潜伏的特务，找到了原来藏书的仓库，结果发现里面搬空了，毛人凤知道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下令找到邓葆光后，立马除掉他。

1950年9月的一天，几个特务在大街上找到邓葆光，在搏斗中邓葆光身重九刀，因为警察敢来及时，特务们都跑了，邓葆光给送往医院抢救，庆幸抢救过来，他的妻子格尼娜时刻守在他旁边。

当邓葆光伤情好转后，他想离开医院，可医院周围有保密局的特务监视，格尼娜就跑到香港的警署找到熟人，最后警署派出一辆运尸车，让邓葆光藏在上面，这样才躲避了特务的眼线。

后来邓葆光通过朋友帮忙，从香港秘密回到广州，然后和妻子格尼娜一起去往上海。等邓葆光到了上海后，接着藏在香港中环仓库的书籍，也安全的全部转移到内地，被故宫博物馆和北京读书馆收藏。

之后邓葆光在上海的文史馆工作，专门写和军统相关的资料。

1980年，邓葆光在上海市政府工作，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2003年，邓葆光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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