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躺在手术台上，医生们手足无措，空气仿佛凝固了。没有一个人敢举起手术刀，因为她的要求实在太过“离谱”——摘掉所有没有发炎的器官，拔掉所有健康的牙齿，连她那完好无损的扁桃体和阑尾也都不要了。

医生们忍不住小声嘀咕，这哪里是来看病，分明是来“自残”的。但她坐起身，眼神却比任何时候都坚定：“只要能摘掉我国‘肝炎大国’的帽子，我哪怕没了全身的器官又怎样？”到底是什么让她如此决绝，健康的身体也可以不要？这个女人是谁，她的器官又与肝炎的帽子有什么关联？

她叫陈菊梅，1925年出生在浙江天台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贫困无法阻挡她父母送她读书的决心，家中亲人因病早逝，更在她幼小心灵种下了一个执念：要学医，救人。从浙江医学院毕业的那一年，她和许多人一样，肩负着新中国建设的希望，走上了医生的道路。1954年，国家从各大医院挑选优秀医生送往苏联深造，陈菊梅榜上有名。别人四年学成，她硬是三年就拿下所有课程，回国后，被分配到了解放军302医院。

可那时候的302医院，谁听说都会倒吸一口凉气——“病毒窝子”。传染病医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危险，意味着无人问津，甚至意味着生命威胁。哪怕是医护人员，也没人愿意往这里调。可陈菊梅却主动留下，从此扎根在这片被人避之不及的土地上。

1950年代，中国的肝炎几乎无药可治，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数高达60万。医学书里翻不到答案，国外也没办法照搬过来，一切只能靠自己琢磨。陈菊梅白天在病房奔波，晚上泡在实验室，一头扎进肝炎研究的深海里。有时为了测试药物效果，她干脆拿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尝药、熬夜、操劳，日复一日，身体终于发出了警告。

她开始尿血，四肢乏力，靠经验判断，很可能是肾炎。别人遇到这种情况，第一反应是静养，保命要紧。可她不同，她想到的是：这些“容易闹事”的器官，干脆都不要了，省得耽误工作。扁桃体、阑尾，甚至连一口好牙都拔得干干净净——40多岁的人，提早过上假牙生活。医生同事们劝她放弃，这种手术于常理而言毫无必要。但她只一句：“不想再被病痛拖累。”于是，麻醉下，她的身体一块块“减负”。

这样的狠劲，源于一种近乎固执的责任感。她始终认为，与其养好身体等病来敲门，不如主动出击，腾出时间和精力专心攻克肝炎。

然而现实并没有因为她的舍命付出而迅速回馈奇迹。肝炎的攻关异常艰难，一时间毫无进展。直到某天，一个老病患的话让她灵光一闪。那人肝炎多年不愈，却提到，每当服用一种特定牌子的安眠药，症状会好转。安眠药和肝炎，听起来八竿子打不着，但陈菊梅偏不信邪，硬是从病患手中讨来药丸，拆解分析。

她发现里面有个成分——五味子。五味子，陈菊梅并不陌生，早年下乡时，她注意到这味药对肝功能有影响，可惜当时的熬制方法没把它的药效激发出来。如今竟在安眠药里“重逢”，这是否意味着它另有玄机？她重新调整提取方法，反复实验，终于研制出“肝得安”——中国首个效果显著的肝炎治疗药物。

药物一经应用，病患们明显好转，肝炎防治迎来曙光。而这，背后正是她那一次次“自残式”的坚持换来的成果。

可陈菊梅并没有因为取得阶段性成果而停下。她在传染病一线一干就是六十年。1998年，她本该退休，却以一句“战场还没收兵”拒绝离开。2000年某地学校爆发大规模腹泻，数百学生住院，她连夜赶赴疫区，查明是肠道埃可病毒引发的感染，及时控制疫情。2003年非典席卷，她再次身披白衣冲到最危险的地带，组织专家会诊，稳住一线医疗阵脚。

2008年，汶川地震，83岁的她主动请缨，亲赴灾区指导防疫消毒工作。战士们看着白发苍苍的陈菊梅在废墟之间穿梭，士气高涨，心里暗暗发誓：连83岁的老太太都不惜奔赴一线，我们这些年轻人又有什么理由退缩？

她不是军人出身，却凭借着过硬的医学贡献，享受正军级上将待遇，成为中国军事医学史上的一位传奇。即使在2015年，她90岁高龄，延迟退休了17年，才终于离开第一线。但她依旧闲不住，退休后仍有人找她咨询，她乐呵呵照应。

2021年，96岁的陈菊梅走完了自己61年的军旅生涯。走时安静平凡，仿佛从未轰轰烈烈地战斗过。但她用一生回答了那个问题：一个人能为了国家的健康付出到什么程度？原来真的可以，连自己的器官都可以不要。你说，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比钢铁还要硬，甚至比烈火还要炽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