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李先念受党中央委派，回到他的家乡的湖北，负责主持党、政、军的全面工作。

到任后，李先念先到湖北各地搞调查，因此来到了他曾战斗过的应城县。那期间，李先念特意在县招待所设下薄宴，请一位老汉吃饭，席间还尊称他为“郭先生”。

在那个极讲究成分的年代，郭先生的成分着实复杂。他当过工人、混会江湖帮派、加入过新四军的队伍、却也叛离新四军当过伪军。两个月前应城县解放了，他回到了家乡养老。

李先念通过县领导，打听到了这位“故人”，于是决定请他吃饭。李先念此举，倒是为新成立的县政府轻松地解决了一个难题。

这个老人叫郭仁泰，他的身份很难界定，既不是纯粹的工人阶级，也没有他从事黑恶势力的罪证，他也算打过鬼子，后来成了新四军的叛徒，但没有与新四军交火过。此时的他，俨然是个无产阶级，但他的家里，却非法藏有6支驳壳枪。

李先念知道，此人一直首鼠两端，他留有枪支未必是想与人民政府为敌，但当时国民党还在全国各处安插特务，如果此人被特务利用，也会做出对人民不利的事。

于是李先念将他奉为上宾，席间状似无意地把话题引到了枪支上。郭仁泰马上表态，愿意将枪支全部上缴。

几年后，郭仁泰生活困难，主动向李先念求助。李先念让当地政府按照孤寡老人的待遇，按月给他发放生活补助，直到他70年代去世。

李先念此举，并不是不辨是非。相反，他诠释了共产党的包容，和胜利者的宽广胸襟。

1938年底，李先念刚刚从抗大、马列学院结业不久，毛主席请他到自己的窑洞进行过一次谈话。李先念永远记得，那一天，毛主席跟他说：“先念呐，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只要让你带着一营人回大别山，不久就会形成一个师、一个军。你这句话我可是记着的哟！”

李先念马上明白，毛主席是要派他回老家去工作，这当然让他高兴不已。几天后，李先念带着一支160多人的队伍回到了大别山。他没有辜负毛主席的信任，和自己许下的诺言。在后来的几年里，他领导新四军第五师，在鄂、豫、皖、湘、赣五省，建立了总面积9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30万的抗日根据地。

160人的“家底”太薄，李先念回到大别山后，先从统战工作做起。民族大义面前，只要是能抗日的有生力量，李先念都尽量去争取。最先争取的，是国民党的一个支队。支队长叫刘梅溪，他表示愿意抗日，但需要共产党先帮他解决一个心腹大患——当地一支“祸国殃民”的队伍。

刘梅溪所说的“祸国殃民”的队伍，首领叫许金彪，他的“祸国殃民”之举，就是经常攻打国民党军。李先念通过暗中调查发现，许金彪比刘梅溪更值得争取，于是为了联合抗日，答应了刘梅溪的要求。对李先念来说，这是一箭双雕的好事。

原来，许金彪是红四方面军里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在平型关战役中负伤，被送回了家乡。但他革命之心仍在，养好伤后马上拉起一支红色队伍，甚至按照红军的模式，训练游击队，像模像样地办起了被服厂、战地医院。这支队伍的群众基础也很好，因此竟在日伪据点和顽固势力附近建立起了一块根据地。

见到李先念，许金彪激动得直呼“同志哥”，马上把自己脱党一年多来的独立革命成果交给了党组织，带着自己的人马重新成了党的战士。那个阶段，李先念陆续争取了如刘梅溪、许金彪等有生力量，滚雪球式的壮大了抗日队伍、扩大了根据地。很多武装势力都接受了新四军的改编，其中就包括郭仁泰。

郭仁泰原是应城盐矿的一名旷工，曾接受过我党的革命教育，参加过工人运动。后来因为制盐技术好，工作经验丰富，还当上了工头。

郭仁泰对我党是有好感的，但此人没有信仰，脑子里也没有什么民族大义，确切地说，他是个“混生活”的人，谁能让他日子风光，他就跟谁走。此外，他有一身江湖习气，为人也比较仗义，因此在当地帮派中有一定的影响力。

当上工头后，郭仁泰伙同帮派势力、领导工人搞起了反对资方、维护工人利益的运动，因此被捕入狱。时任新四军代理政委陶铸认为他是我党需要团结和争取的对象，于是设防将他营救出来。

就在李先念被派往大别山地区之前，郭仁泰趁着武汉沦陷的乱局，搞到了一大批国民党溃兵的枪支，带领帮派势力组成了一支武装队伍。最开始他们自己给自己定的使命是打鬼子，但虽有机枪、迫击炮等精良武器，奈何人员复杂，纪律松散，战斗力业余，第一次与日军作战就自乱阵脚，直接投降当起了伪军。

看到新四军在李先念的领导下力量日益强大，郭仁泰又萌生了“跳槽”的念头。不久后，李先念、陶铸等新四军领导，派人前去争取郭仁泰的队伍。这项工作很有难度，郭仁泰当时在伪军已经手握四个大队，其中有爱国人士，也有特务连和警卫连。

我党在争取郭仁泰的同时，国民党也在想办法与他接触。一贯爱搞投机的郭仁泰，一度态度摇摆。当郭仁泰的态度明显开始倾向我军时，他的亲信部下又有了不同意见：担心新四军条件苦、待遇低，不同意接受收编。

最终，我党派去的同志从民族大义、团结抗日，讲到未来的局势，一点点晓以利害，郭仁泰终于接受收编，被任命为新四军第六团队长。李先念派去了郑绍文当政委，对这支土匪习气的队伍进行整训，经过一个月的时间，这支队伍完全脱胎换骨，人人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了未来新四军的骨干部队之一，但郭仁泰本人，经不起战争的残酷考验，脱离队伍，不知所踪。

1949年应城招待所再相见，郭仁泰是个老无所依的穷汉，从前的“师长”李先念如今是“李主席”、“李司令”，而他从前的政委郑绍文依旧跟李先念在一起工作，如今是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他们今天的职位和功勋，是当年厉兵秣马换来的。

郭仁泰没有做出危害人民的举动，但他藏着枪支，就是心有恶念。李先念请他吃饭，给他生活费，是又将他收编到人民的队伍里来。共产党不能消灭一个有犯罪动机但没有犯罪事实的人，但可以通过感化，消灭他心中的恶念。

参考文献：

《湖北文史资料》1999，《从应抗支队到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

1991.05湖北省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委员会：《争取郭仁泰率部反正的经过极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