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也不例外，他们崇尚中国、学习中国、赞扬中国。但是，欧洲的公知绝不像中国的公知那样丧失自我、甚至爱西方爱到仇视祖国的程度，更甚至以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羞耻。

一、欧洲的“中国热”曾经流行数百年

公元476~1453年的“中世纪”，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欧洲科技停滞、思想禁锢、文化落后。与此同时，中国经历了唐、宋、元、明朝代的发展，科技、文化、思想先进发达，堪称人类文明进步的宝库。这一宝库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们发现，并迅速翻译引介到欧洲，很快引起欧洲文人们的重视。“中国学”（Sinology）在欧洲逐渐兴起，中国热在欧洲的民间和学术界流行了数百年，影响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

“中国人已经注意到了他们文化的优越性，如同古代的希腊人把其他所有的民族都视为野蛮人一样，因为他们本身同样是用两只眼睛来理解所有事物的。欧洲人却只是以单眼观察世界，他们却又认为除自己之外，世界上其他民族都是盲人。”——欧洲学者乔安·巴罗劳斯，560年

“为了宗教的利益，学习中国的典籍与科学，并在宗教允许的范围内去适应他们的礼仪与习惯，以便更容易地渗入他们的思想……”——意大利籍教士、汉学家利玛窦，1600年

“14世纪文艺复兴有两个重要的源泉：一部分根植于已在拉丁西方显现的知识和思想；另一部分依赖于新学问和从东方流入的文献。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翻译运动，希腊古典科学和东方实用科学，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传教士发挥着很独特的作用。”——美国历史学家哈斯金斯，1920年

在启蒙思想家中，热烈地谈论中国，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和思想界的主流。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积极地接受、热烈地赞誉以至狂热地崇拜的还有很多人物，他们大多数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包括马勒伯朗士、佛朗克、沃尔夫、马安史、龙华民、魁奈、比埃尔·波维尔、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杜尔哥等。

二、保持自我 热爱祖国

向中国学习，这种狂热的风潮席卷欧洲学术界，欧洲“公知”们的模样，我们中国人是不陌生的。因为，清末之后直至当今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和学者们的态度，每一位中国人都很熟悉。

但是，欧洲的公知们坚守着两个底线：

1、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待中国，学习中国的优点和长处，但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富强。

2、不献媚、不屈膝，保持民族尊严和气节，保持客观的学习态度，始终相信在自己努力下，祖国一定能够脱胎换骨、走向强盛。

这方面，欧洲的公知们做得很好，即使如科学家莱布尼茨（法国科学院院长）、伏尔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三、重新塑造历史 树立民族自信

自汉代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始终是欧洲人的向往，从丝绸之路的美轮美奂的产品，到马可波罗的游记；从传教士传递回欧洲的中国科技、文化资料，到商人们带回来的口口相传。欧洲普罗大众从心理上对中国是敬仰的、也是自卑的。

为了梳理民族信心，欧洲学者们逐渐形成了集体意识，重塑欧洲历史，建立全新理论。在近代欧洲经济、科技追究直至超越中国之后，以黑格尔、爱默生、韦伯等为代表的一群人，塑造出一套“天命理论”，宣扬欧洲种族和文化的天生优越性，否定人类文明的多元性，极力贬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科技等等。

这套“欧洲中心论”的思想，正被当今中国的公知们搬运到中国，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向中国人宣扬！

四、写在最后

以历史事件为参考，我们不难了解：欧洲人在北美发现的是土地，在东方发现的是文明，一个发展程度高于欧洲的中华文明最后，一个影响欧洲数百年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

以历史人物为参照，我们不免汗颜：欧洲的公知们对待自己祖国、自己的民族的态度是那么的尊重、爱戴、呵护，与他们相比，我们中国的某些公知们，天地之别！

最后，送给当今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一段话：

“中国人在德行、智慧、谨慎、信义、诚笃、忠实、虔敬、慈爱、亲善、正直、礼貌、庄重、谦逊以及顺天道诸方面，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看了总会感到兴奋，他们所依靠的只是大自然之光，你对他们还能有更多的要求吗?”——柏尼埃，巴黎《学术报》，1688年

我们的公知们，请做到真正的“独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