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道在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期间，与谁搭档最舒服，非钟汉华莫属。

俩人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上下级，六十年代调任武汉军区后，希望司令与第二政委关系缓和，但做很多努力效果不佳。最终第二政委调离后，他这位第三政委改为第二政委，与陈再道一起负责军区工作。

或许过去是两人性格使然，也或许曾经是上下级关系，钟汉华对陈再道是十分尊重，而陈再道对照顾有加。

钟汉华不是第一次缓解陈再道与政委搭的矛盾，解放战争时也有过一次，而且还受到不小委屈。

在挺进大别山时，陈再道为2纵司令，钟汉华为纵队副政委，王维纲是纵队政委。

2纵首任政委是宋任穷，在部队挺进大别山时留在晋冀鲁豫中央局担任组织部长，上级调王维纲为政委，他是地道的地方干部。

王维纲在1930年入党，一直在地方从事秘密工作。抗战爆发后，到延安学习，毕业后到前线工作，担任太行区党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后改为2纵政委。论指挥打仗，确实经验不多，而司令员陈再道是老资格，红军时期就担任过主力军军长，打仗经验丰富。

部队在千里跃进作战时，战事不断，2纵军政主官有不团结现象，加上有几次仗没有打好。在1948年8月，中原军区副司令陈老总对2宗提出批评，并点名批评钟汉华，感到委屈。军政不协调，作为副职的钟汉华实际上不应该受到批评，为何批评他呢？

陈再道后来回忆说：自己与政委有分歧，言语上磕磕绊绊，钟汉华在他们两人之间起到平衡作用，是老好人。

作为副政委的他，要维护政委，也要维护司令。在中间调和确实不容易。

陈老总说：批评你怎么还委屈了？2纵领导层不团结，应该由钟汉华负责，你的资历长，资格老。本来军政有矛盾不算什么事，但2纵不仅仅是这个问题。从本质上来说，不尊重地方来的干部，影响集体领导，你好人主义，一次也没有向上级反映过2纵的问题，不应该批评吗。

其实，作为上级站在高度看问题，确实不一样。一开始钟汉华感觉委屈，军政主官有矛盾，自己该做的都做了，怎么怪起自己。如今听到这番话，心里通畅许多。

六十年代初，陈再道与第二政委也有分歧矛盾时，上级再次钟汉华过去，交代要搞好领导班子团结工作。他也算是不辱使命，修复军政主官的前嫌，工作没有少做，起不到太多作用。或许考虑到矛盾尖锐，最终才将政委调离到其他单位工作。

陈再道与钟汉华合作起来顺手很多，俩人性格不同，能够起到互补性，而非针尖对麦芒。

1967年，俩人陷入困难境地时，陈再道对钟汉华很照顾，一起被下放农场，再次见面喜极而泣，都很牵挂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