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对粟裕说过：“你担的是大将衔，而干的是元帅的任务。”寥寥两句，写出了粟裕将军的战略眼光和作战指挥才能。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间长达22年的革命战争中，粟裕从未远离过战争前线，始终站在第一线，参加了各式各样、各种规模的战斗，在腥风血雨的战场上殊死搏斗，逐渐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高级将领。
粟裕除了是一名杰出的军事家外，他还被军中许多人认可为是一名战略家。
刘伯承、张震曾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并不约而同地为他冠上了“战略家”的头衔：
“粟裕同志智深勇沉，非常优秀，百战百胜，有名将之风，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是中国的战略家。”
“粟裕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我军重要的领导人。”
在粟裕长达57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始终是全军唯一的一位从士兵逐级晋升为大将军衔的将军。这些经历成为了他军事思想来源的重要根基，是他军事生涯中最宝贵的财富。
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败局已定，退守宝岛台湾。这时，毛主席便已经思考起了解放台湾的问题，并明确指出由粟裕负责解放台湾的相关事宜。
收到任务后，粟裕专门召集部下做起了研究，并在汇总大家意见后，给毛主席写去了一个报告：从现实角度出发，单单依靠“三野”的力量想要解放台湾，还是有问题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缺乏海空军事力量的支援。“三野”是陆军，抢滩登岛不在话下。但是，渡海作战跟陆地作战有很大不同。渡海作战要求必须有海空兵力的配合。只有先出动海空军，将敌军在岛上的军事工事摧毁，陆军部队才有抢滩登岛的机会。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敌人的活靶子。但在当时，解放军没有海空军，只有陆军地面作战部队，因此，渡海作战的难度很大。
其二，没有足够的海上运载工具。如果要进行抢滩登陆行动，便意味着需要将大规模的作战人员快速运送到对岸。严格意义上讲，两栖登陆舰是最好的选择。不过，当时，解放军只有一些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缴获的几艘作战舰艇，如果靠渔船将几十万武装人员运到对岸，这是不现实的，更何况他们还要作战。
毛主席看过报告后，也意识到了粟裕所说的问题不容小觑，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并没有急着下令立即出兵解放台湾，而是决定缓一缓。
但与此同时，毛主席也决心要建设人民军队自己的海军和空军。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组建成立，任命张爱萍为司令员，海军是在国民党起义投诚舰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与组建海军相比，空军就复杂多了。机场、战机、培训飞行员、建立航校等都是必需的。因此，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的帮助下，1949年11月，空军才正式成立，刘亚楼被任命为空军司令，他在空军正规化建设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得空军部队逐渐成为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重要国防力量。
1950年，在海空军已经成立的背景下，毛主席提出了集中兵力训练一年，争取在1951年拿下台湾的计划。
1950年3月，解放军在粟裕指挥下开展了渡海登岛训练，5月，粟裕任解放台湾的总指挥，集结12个军约50万兵力，准备解放台湾。
根据毛主席作战以来一直倡导的“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有生力量”的原则，面对40万国民党守军，粟裕表示解放军登岛作战的兵力最少也要在50万，其中，大部分是原来“三野”的主力部队。
就在一切基本准备就绪的时候，意外却悄然而至。1950年6月27日，美军第七舰队大摇大摆开进了台湾海峡，相比一下，解放军海军只有几艘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舰艇，想要与强大的美军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更何况，解放军空军还处于起步阶段，飞行员还在接受培训，几乎没有能够出动作战的飞行员。
美国之所以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对外的说法是为了避免国共双方交战。但实际上是因为朝鲜战争打响，美军将在亚洲的主力部队派到了朝鲜战场上，导致台湾地区兵力空虚，没有多少美军部队驻守。美军担心中国会在这时解放台湾，所以才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
虽然解放战争时期，美国方面曾在支持蒋介石上有过动摇，也曾积极寻求过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但随着中苏建交和中国“一边倒”战略的实施，加之朝鲜战争时期，蒋介石积极配合美军行动，因此，美国再次下定决心要支持蒋介石。
因此，这样一来，导致的结果便是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遭遇了更多困难。而在当时，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不顾中国政府警告，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轰炸我国丹东地区，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最终，中央军委毛主席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定，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当时，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国家看好中国，毕竟，仅从武器装备上看，美军占有极大优势。为了打赢美军，毛主席下令将用于准备解放台湾的精锐的地面部队拉到朝鲜战场上。
这支部队的战斗力非常强，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期打仗，作战经验丰富。
就这样，随着准备解放台湾的兵力奔赴朝鲜战场，解放台湾一事也暂时被搁置了下来。但不得不承认，朝鲜战场令人民解放军失去了一个解放台湾的重要时机。此后，再想要解放台湾，要考虑的因素更多了起来。
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这也是美国第一次在没有获胜的协议上签字。随着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画上了胜利的句点，也让解放军终于腾出了手来，可以专心考虑东南方向的事情了。
此前，趁着志愿军忙于朝鲜战场而在中国东南四处活动的国民党反动派也迎来了“末日”。解放台湾再次被提上了日程。
不过，必须考虑到的是，新中国海空军刚刚初创，力量薄弱，福建对外交通还在加紧建设中，东南沿海机场的建设也刚刚起步，容纳更大规模的航空兵进驻的条件尚未成熟。
鉴于此，中央军委决定稳扎稳打，步步为营。1954年8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确定了我军在东南沿海的作战方案：从浙东沿海逐渐向南逼近，每次作战，选定一个敌占岛屿展开进攻，务必一击即中，战则必胜。此外，还明确指出了详细的时间线，即1956年解放马祖，1957年解放金门。
根据这一作战方针部署，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对国民党军据守的浙江东部的一江山岛发起进攻，经过不到24小时的作战，我军便成功占领了该岛，击毙了国民党指挥官王生明，俘虏了副指挥官王辅弼。这次作战由张爱萍统一指挥，解放军首次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意义深远。随着一江山岛的解放，台湾海峡的斗争形势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在这一背景下，粟裕指出，解放军军事斗争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福建沿海，表示解放马祖和金门的任务或许将提前完成。
1955年3月初，粟裕召集各级领导同志们一起研究了关于解放马祖和金门的作战问题，并听取了有关同志关于视察福建后的情况汇报。
会议认为，“金门作战的规模较大，需要较长的准备时间”，而“如果打马祖，战斗时间不会太久”，因此，会议一致决定将“解放马祖岛作为下一步军事斗争的目标”，并计划在9月底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
会议结束后，粟裕将会议内容做成报告上交了中央军委和彭德怀，不久后，彭德怀批示“同意部署先打马祖”，粟裕随即将这一情况转告南京军区，要求南京军区着手准备各项工作，就打马祖做具体研究部署。
4月15日，南京军区给出具体作战方案，表示：
“全面的进行准备，实施时采取逐岛攻击的作战手段，并准备先攻高登或同时攻占高登与北竿塘，而后再攻占南竿塘”，具体组织指挥工作交由福建军区负责。”
粟裕在看过报告后，指出应由南京军区派人到福建军区，参与针对马祖作战的准备工作。在“备战马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调派空军入闽”的特殊情况。
5月12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建议：“福建军区的新建机场竣工后即应进驻部队”，19日，毛主席批示“退贺（龙）粟（裕）照办”，但是，对于部队进驻的具体时间，毛主席并未有说明。
6月3日，粟裕向彭德怀汇报完工作后，彭德怀当面指示了部队进驻福建军区新建机场的时间：“以7月中旬四大国首脑会议前后再去为宜”。
6月11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奉粟裕之命，抵达杭州开始准备工作，只待福建军区机场建成后便将立即调派空军入闽。
刘亚楼在杭州工作期间，恰好赶上毛主席在杭州休养。刘亚楼得知后，特意抽空去看望毛主席，但没想到，主席一见到刘亚楼，突然愣住了，反应过来后，主席脱口而出问道：“你怎么在杭州？来干什么？”
“主席，我是来这里为空军入闽做准备工作的。”刘亚楼如实答道。
毛主席心中一惊，有些生气地问道：“空军入闽？谁的决定？如此重大的决定，为什么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就要实施？”
刘亚楼低着头，从主席的话中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毛主席随即命令他返回北京，跟粟裕一起向周总理汇报相关情况。
周总理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向二人耐心地解释称：“空军入闽现在不合适，这不仅仅是调配军队的问题，背后还涉及与美国等势力的政治较量，在当前世界发展形势下是不合时宜的。”
粟裕也意识到调配空军入闽的决定不够严谨，他将相关一系列情况做了如实汇报，经彭德怀转呈给毛主席。8月6日，毛主席作出批示，并未进一步追究责任：
“我已于5月19日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因此你们已无不事先请示报告的责任；只有在后来决定部署时没有请示的责任。”
就这样，鉴于这样指令并未完全实施，也没有造成什么后果，这场风波也终于了结了。
发生在粟裕身上的，除了“空军入闽”这件事情外，还有另外两件事曾使得他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评，但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其中一件事便是粟裕所谓的“忽略外事纪律”。新中国成立后，尽管设立了国防部，但是此前的领导和指挥体制并未发生变化，即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央军事委员会仍然是处理军事问题的最高领导和指挥机关，并通过各总部实现对全军的领导和指挥。
这样也导致了一些新问题的出现。新设立的国防部并未专门再设办公机构，军委办公厅“身兼数职”，既是总参办公厅又是国防部办公厅，一个机构却有三块牌子。
于是，关于哪些电文以国防部名义发出，哪些电文又用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名义，在这一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总部机关纷纷提出要求，希望能够有明确的规定。
此后，1955年至1957年，总参谋部先后5次提交了相关条例草案，但都被打了回来。相关领导多次交代粟裕：“你们问问人家是怎样分工的嘛？”很明显，这个“人家”指的便是苏联。
1957年11月，粟裕利用随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机会，请教了苏联的国防部和参谋总部之间的关系和运作方式。
然而，就是这件事使得粟裕在1958年的军事扩大会议上被扣上了“告洋状”、“忽略外事纪律”的帽子。但根据随行的翻译所说，这次交谈并未涉及任何敏感话题：
“这是一场礼节性的拜会，谈话很短，时间不长，前后加上翻译时间在内，大约20来分钟，双方主要谈友谊、友好。”
另外一件事是发生在1957年，中共中央决定分批撤回在朝鲜的人民志愿军一事。当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总参谋部开始负责志愿军回国及回国后安置的相关问题，包括关于起草部队调动的命令。
总参谋部先以军委的名义起草了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但被打了回来，理由是“军委是党中央的一个委员会，它怎么能下达调兵的命令呢？用国防部的名义就行，国防部就是军委”，于是，总参谋部又按照建议改用国防部名义，不料又被打了回来，“国防部只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怎么能指挥军队呢？”并要求以总参谋部的名义下达命令。
作战部只好再次更改，以总参的名义起草了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粟裕则认为这样不妥，思考片刻后，他在上面专门写上了“请彭总阅后发”几个字。
结果，这个命令在军委会议上被讨论后驳回，最终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仍然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发出。然而，这个草稿电报却在日后被拿来当作是粟裕“越权调兵”的证据。
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自我批评道：
“很多时候做事忽视纪律，未及时请示报告，这是我的错误，也虚心接受中央对我的批评”。
关于这次会议，彭德怀曾经有过一段反思：
“1958年春夏的全军反教条主义，就是一个错误，开了两个月的军委扩大会，开始会议的方向不是反教条主义，后来主席讲了话我才转向。现在回想起来，对刘伯承、粟裕、萧克等一批同志的批判和处理太过火，言过其实，使他们受了委屈。虽然不是我的本意，但我是会议主持人，我有错误啊。”
可以看出，我党在探索建设军队的过程中必然也会遇到问题，但这些都不足以成为阻碍共产党前进和发展的绊脚石。相反，正是因为能够及时认识到错误，总结经验教训，才使得我们党拥有了更持久、更旺盛的生命力。
粟裕将军为党和人民作出的伟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历史事实，即使曾经遭遇过不公平的对待，但这丝毫没能动摇他这一颗爱国爱党的心，这种纯粹的忠诚和信仰值得我们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