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字秉忠，号敬轩，外号 “黄虎”，陕西延安府定边县柳树涧堡（今郝滩镇柳树涧村）人，明末农民军领袖，与李自成齐名，是大西开国也是唯一的皇帝。

他出身贫苦家庭，父亲张快是一名市井小贩，靠贩卖杂货维持生计，母亲沈氏靠织席贴补家用，在张献忠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在贫困的生活中，张献忠早早地体会到了人间疾苦，也磨炼出了坚毅的性格。年少时，他曾识字读书，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希望能借此改变命运，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一次次将他的梦想击碎。

为了谋生，张献忠年轻时在延安府（今陕西延安）任捕快一职，本想着能凭借这份差事过上安稳日子，可明朝末年的官场腐败不堪，他不仅未能实现抱负，反而见惯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因生性爱打抱不平，在抓捕盗匪时，他不愿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放过了一些被逼无奈为盗的穷苦百姓，结果得罪了小人，被诬陷犯下重罪，判处死刑。幸得上司陈洪范赏识他刚烈的性情，替他求情，这才免了死罪，改为处以军棍一百下的责罚，并被逐出军营。

遭此变故，张献忠流落民间，生活陷入绝境。此时，正值明末社会动荡，天灾人祸频繁，百姓苦不堪言。崇祯元年（1628 年），陕西白水县爆发了王二领导的饥民大起义，如星火燎原，短时间之内，在陕北就聚集了由饥民、边兵还有驿卒组成的几十支农民部队，形成明末大起义的洪流。

崇祯三年（1630 年），张献忠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契机，他毅然在米脂响应王嘉胤进行起义，聚集十八寨农民，自行组建了一支农民军队。起初，这支队伍在王嘉胤手下行事，张献忠凭借着自身的勇猛果敢，作战时总是冲锋在前，很快便在军中崭露头角。在阳城战役中，王嘉胤战死，手下部队归王自用统率。张献忠在征战中屡立战功，他身材高挑细长，面色微黄，作战敏捷勇猛且果敢彪悍，在王自用的三十六营之中，他所率领的部队成为战斗力最强劲的一支，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也因此，他在军中外号 “黄虎”，令明军闻风丧胆。

张献忠率领的部队作战勇猛，机动性极强，他们以 “马七步三” 的骑兵步兵比例，打造出一支来去如风的劲旅，主力部队 “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介马有付，去来如风，一日夜踔数百里”，让明军防不胜防。

崇祯四年（1631 年），张献忠在孤山副将曹文诏于河曲讨伐叛军时，遭遇重创，王嘉胤逃走后在阳城战死。此时，他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为求生存，与罗汝才一同接受了洪承畴的招安，归顺朝廷。然而，明朝的招安政策多有不公，对起义军百般刁难、克扣粮饷，且试图将他们拆分、改编，使其失去反抗能力。张献忠看透了明朝廷的腐朽与虚伪，不愿坐以待毙，隔年（1632 年）便再次叛乱，回归起义之路。他率领农民军攻入山西，四处焚掠，之后又转战黄河以北，渡过黄河，搅得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江北等地战火纷飞。

崇祯六年（1633 年）冬，张献忠率部横渡黄河南下，开辟新的战场。崇祯七年（1634 年），他与高迎祥、李自成等人联合，顺利进入四川作战，凭借着出色的指挥和英勇的作战，陆续占领夔府、剑州、巴州、通江、开县等地。然而，明朝政府迅速做出反应，派出巡抚刘汉儒、总兵张尔奇对他们进行反击，在明军的强大攻势下，张献忠等不得不退回陕西，在陕西南部流窜，积蓄力量，等待反击的时机。

崇祯八年（1635 年），农民军被官军围困于河南，局势岌岌可危。为打破官军的围剿，各部农民军首领齐聚荥阳，共商反围剿大计。会上，李自成提出四面出击、分散作战的战术，得到众人认可。张献忠领命与高迎祥部联合 “略东方”，向着安徽方向进发。途中，他们将目标锁定为明朝的中都凤阳。凤阳作为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政治意义非凡，且周边明军防备薄弱，洪承畴又鞭长莫及。张献忠率本部兵马作为前部，迅猛杀至凤阳境内，守城官军大部被歼，余者皆降，凤阳轻而易举被攻占。入城后，张献忠干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掘了老朱家的祖坟，砍光皇陵周围的树木，焚烧皇陵，还毁掉了朱元璋出家的寺庙，公然打出 “古元真龙皇帝” 的旗号，向明朝廷示威。这一战，让张献忠声名大噪，在明朝政府眼中，他从诸 “流贼” 之一，一跃成为与 “闯王” 高迎祥齐名的 “巨寇”。

此后，张献忠继续征战，在崇祯九年（1636 年），他的部队多次在鄂、豫、皖等地战胜官军，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但随着明朝加大围剿力度，各路农民军因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逐渐陷入困境。崇祯十年（1637 年）四月，明朝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杨嗣昌策划了 “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的围剿战略，对农民军造成巨大压力。张献忠在进袭南阳时，被平贼将军左良玉军击败，受伤后幸得部下孙可望相救，才得以脱险。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他审时度势，选择暂时退居谷城（今属湖北），保存实力。

此时，兵部尚书熊文灿意图将张献忠收归麾下，而李自成的接连战败，也让张献忠意识到局势的严峻。于是，他以逸待劳，假意接受朝廷的 “招抚”。但实际上，他仍暗自保存实力，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不接受官衔，在谷城休养生息，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

崇祯十二年（1639 年），张献忠得知杨嗣昌与五省军务总理熊文灿密谋，打算夹击自己，便果断攻陷谷城，杀了知县阮之钿，再次高举反明大旗。之后率军转战四川，与巡抚邵捷春、参军廖大亨、阁部杨嗣昌等部队展开周旋。他用兵灵活多变，戏称 “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让明军头疼不已。

崇祯十四年（1641 年）二月，张献忠率部攻克襄阳。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城内军需饷银堆积如山。张献忠将所获饷银，拿出十万两赈济饥民，赢得百姓拥护，同时处死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沉重打击了明朝统治。此役彻底粉碎了杨嗣昌的 “四正六隅” 计划，杨嗣昌忧惧而死，左良玉被削职，带罪领兵。

崇祯十六年（1643 年），张献忠攻占武昌，自称大西王，将楚定王朱华奎溺死，势力达到鼎盛。他的军队纪律严明，除了对抵抗者予以坚决打击外，并不滥杀无辜，所到之处，百姓纷纷归附，队伍迅速壮大。

崇祯十七年（1644 年），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明朝统治宣告崩溃。同年八月，张献忠率部攻占成都，十一月十六日，他在成都称帝，国号 “大西”，改元 “大顺”，以成都为西京，正式建立起大西政权。

大西政权建立后，张献忠开始着手政权的建设。在官制方面，他仿照明朝的制度，设立了内阁、六部等中央机构，任命汪兆龄为东阁大学士、左丞相，严锡命为内阁学士、右丞相，同时还设置了地方各级官员，从知府、知州到知县，一应俱全，甚至连从九品管理佛寺僧人的 “都纲” 这样的小官都有设置，足见其政权架构的细致与完备。

经济上，为了稳定市场、筹措军费，张献忠下令废除明朝的制钱和钱钞，设立铸钱局，收缴王府、官绅家中的古董玩器中的铜器以及寺院中的铜像，熔化后铸成 “大顺通宝” 铜钱。大顺通宝制作精良，轮廓精整，铜质上乘，钱文划一，与明末的薄劣恶钱形成鲜明对比，深受百姓喜爱，甚至有 “妇女用它来作为装饰品，不减赤金” 的说法。此外，他还铸造了 “西王赏功” 钱，分金、银、铜三品，用于赏赐有功将士，具有纪念和压胜性质，因其珍贵稀少，成为后世钱币收藏爱好者竞相追逐的珍品。

在文化教育方面，张献忠重视招揽人才，多次开科取士。他在武昌、成都等地举行科举考试，按照明朝科举制度选拔进士，录取的士人有的被授予官职，参与政权建设。然而，他对读书人的态度却十分矛盾，既想利用他们治理国家，又对他们心存疑虑，担心文人学士会反对他的统治。在科举考试中，有时强迫士子就试，对考试结果也随意处置，曾出现过录取状元后又将其杀害的荒唐事，使得许多读书人对其政权望而却步。

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张献忠实行严刑峻法。在大西政权治下，成都城百姓出入城有着严格规定，需随时携带腰牌；老百姓的言论受到密探监听，一旦涉及敏感词汇，就可能被密探告发，甚至夜间夫妻间的私语也在监听范围内，被告发后性命堪忧；对于贪官污吏，更是实施剥皮之刑，以儆效尤。

张献忠在历史上最为人诟病的，便是他 “屠蜀” 的争议。关于这一点，众多史料有着触目惊心的记载。《明史・流贼列传》称其 “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圣教入川记》中，西方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作为张献忠身边的亲历者，记录下了他的暴虐行径。书中提到，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他不喜僧人，屠杀僧人两千多，成都城内僧人无一漏网。又记载，“计其即位之初，在朝之官总计千人，离川时亦有七百，临死时仅得二十五人。皆因张献忠残暴，杀人众多，或令死于刀下，或令鞭死，或令将头皮揭去，或令凌迟碎剐，种种非刑，一言难尽”。1645 年冬，张献忠下令除大西政权官员家属以外，成都 “城内居民一律杀绝”，两位洋教士亲临其境，目睹了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大屠杀开始时，他们分别在城东和城南的城楼上，眼睁睁看着张献忠对近二十万无辜市民进行屠杀，“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当时，无罪百姓齐遭惨杀，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

彭遵泗的《蜀碧》同样记录了张献忠的诸多暴行：“贼断妇人足，叠累成峰，与爱妾酣饮其下，忽仰视云：‘更得一足，合尖方好。’妾举足戏曰：‘此何如？’贼怒曰：‘奈何污我！’立斩之，饮啖如故。” 这般残忍嗜杀、荒淫无道的场景，令人毛骨悚然。《荒书》载：“当时四川各地州县的人口几乎被屠杀干净，仅有几座城市幸免于难。整个四川地区中，川西受灾最为严重，川北其次”，“军队每到一处有人烟的地方，就将当地官员处死”，“不仅杀死了上万户灾民，还将数千民僧人道士一并处死”，“军队深入大山，把那些藏匿在山洞中的人用烟火熏死。邛、蒲两地的百姓被屠戮殆尽”，“军队将城内的居民驱赶到西门外处死，堆积的尸体将护城河都填满了”。《五马先生纪年》也写道：“每天都能听到军营中传令杀人，接着就是劈砍声和惨叫。屠杀持续一整天，直到没人可杀才停下。河里堆满了尸体，数量难以计算。” 这些详细且血腥的描述，似乎坐实了张献忠 “屠蜀” 的罪名。

然而，仔细探究当时的局势，“屠蜀” 背后或许另有隐忧。明末清初，本就是一个战乱纷飞、天灾人祸频繁的时代，各方势力在四川这片土地上展开了激烈角逐，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当时，四川地区的社会秩序在明朝后期已出现崩溃趋势，自正德年间至天启年间，四川的起义和叛乱累计发生近十次，不仅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生产和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当地民风更加彪悍，使得地方治理困难重重。张献忠、明军、清军等多方势力曾反复争夺四川地区，四川也是中国各地中抵抗清军时间最长，抗争意识最坚定的地方之一。这使得清朝为了巩固对四川的控制，必须采取强硬的镇压手段，在战乱中幸存的百姓有许多逃离清军的高压控制而离开当地。

物资匮乏也是一大关键因素。连年战乱使得农田荒芜，粮食产量锐减，张献忠的军队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为了获取粮食、物资，维持军队的运转，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与当地百姓的矛盾。

此外，各方势力的角逐也使得局势错综复杂。南明政权虽已式微，但仍妄图在四川地区维持统治，时常与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发生冲突；清军入关后，更是马不停蹄地向西南进军，对四川虎视眈眈。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张献忠既要应对外部的军事压力，又要防范内部的叛乱，为了巩固统治，手段愈发残暴，而这也导致了更多无辜百姓的伤亡，使得 “屠蜀” 的悲剧色彩愈发浓重。

再者，张献忠自身性格多疑、暴躁，在统治后期，他对部下、对百姓皆失去信任，稍有不顺，便以杀戮立威。但他真的如史料所言，将四川百姓屠戮殆尽吗？从一些侧面证据来看，又似乎并非如此。清朝在 1659 年才攻陷重庆，若张献忠已杀光四川人，那这期间与清军展开长达十三年殊死搏斗的又是谁？而且，若张献忠如此不得人心，为何还有部分百姓在其统治初期选择归附？可见，“屠蜀” 一事，或许是在明末清初的大混乱背景下，各方势力冲突、物资匮乏、天灾人祸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将所有罪责都归咎于张献忠一人。

张献忠无疑是一个性格复杂多面的人物，他的性格特征贯穿于其一生的经历，对他的决策和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这一特质自幼便已显现。年少时目睹父亲受地主家丁欺凌，驴粪沾污石坊柱子，父亲被毒打还被迫用手擦净，这让张献忠心中埋下了对权贵的仇恨种子，也塑造了他敢于反抗不公的性格。在延安府任捕快期间，他不愿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坚持内心的正义，放过穷苦百姓，即便因此获罪也在所不惜，这种刚烈的性情在明末腐朽的官场环境中显得尤为突出。

在军事才能上，张献忠展现出了非凡的智谋与果敢。他作战勇猛，常常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战辄先登”，在枪林箭雨中毫不畏惧，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让手下将士们甘愿追随他冲锋陷阵。他善于运用战术，智取凤阳、奇袭襄阳等战役，都彰显了他足智多谋的一面。无论是派遣内应混入城中、趁敌军不备发动突袭，还是利用地形设伏、声东击西，他都运用得得心应手，多次以少胜多，令明军将领们头疼不已，成为明朝末年令官军畏惧的劲敌。

然而，张献忠的性格中也有着残暴嗜杀的一面，这也是他备受争议的重要原因。从诸多史料记载来看，他似乎视人命如草芥，动辄展开血腥屠杀。占领城池后，有时会因一时喜怒或出于震慑目的，对城内百姓大开杀戒，“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这样触目惊心的数据虽有夸大之嫌，但也反映出其杀戮之重。他还喜好酷刑，剥皮、凌迟等残忍手段频繁使用，对待战俘、降卒以及被怀疑不忠的部下，毫不留情，使得人心惶惶，其统治区域内弥漫着恐惧的氛围。

同时，张献忠迷信多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决策与统治。他对一些神秘事物深信不疑，称帝后更是如此，常以 “天意” 来为自己的行为背书。他对部下、文人、百姓皆充满猜忌，担心被背叛，稍有风吹草动，便会采取极端手段。如对归顺的明朝官员，起初虽给予职位、粮饷，但很快就因疑心而将他们杀害，使得许多人对其政权望而却步，难以建立稳固的统治基础。这种迷信多疑的性格，加剧了大西政权内部的不稳定，也让他在面对内忧外患时，难以凝聚人心，共渡难关。

张献忠的一生波澜壮阔，他对明末清初的历史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明末，他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如同一股汹涌的洪流，冲击着明朝腐朽的统治根基，成为加速明朝灭亡的重要力量之一。他的军事行动牵制了明朝大量的官军，使得明朝政府在应对内忧外患时顾此失彼，为李自成等其他起义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间接促成了清朝能够较为顺利地入关。

在西南地区，大西政权虽然短暂，却在当地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深刻印记。张献忠在四川等地推行的一些政策，如经济上的铸钱举措、文化上的开科取士，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社会风貌和经济结构。尽管这些政策伴随着诸多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为后来西南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历史的铺垫。

民间文化记忆里，张献忠更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有关他的传说故事在四川、陕西等地广泛流传，这些故事或讲述他的英勇善战，或描述他的残暴行径，成为民间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像 “江口沉银” 的传说，不仅引发了后人无数的遐想与探寻，也反映出民众对那段历史的浓厚兴趣。而一些与他相关的习俗，如四川部分地区端午节 “扎艾狗” 的习俗，背后所蕴含的张献忠的故事，也成为地域文化传承的独特纽带，承载着当地百姓对历史的记忆与解读。

张献忠是一个复杂且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既有反抗压迫、敢于斗争的一面，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与领导魅力，让无数处于明末黑暗统治下的百姓看到希望；又有残暴嗜杀、迷信多疑的一面，给当时的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与伤痛。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单一的标签去定义他，而应将他置于明末清初那个动荡、复杂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考量，客观、全面地分析他的所作所为，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以更加理性的态度看待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毕竟，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真实地映照过去，才能照亮未来前行的道路。

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历史冷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