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宗教，这是很多博主都不愿触及到的话题。但实际上，宗教在生活中的影响无处不在，就拿中国人最大的节日--春节来说，便是起源于华夏族的原始信仰与自然崇拜，由上古时期岁首祈岁祭祀演变而来，属于一种原始的宗教仪式：即人们通过在年初举行祭祀，祈求来年五谷丰登、人畜兴旺，之后才逐渐演变成各种庆祝活动。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历史上为何又会发生三武一宗灭佛事件？

从宗教的本质看中国特色

很多时候，中国人往往被西方定性为无神论者，这让普遍有各式宗教信仰的西方人感到不可思议，在加上历史上封建王朝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所以便认为中国人是没有信仰，排斥“神”的。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是开放包容的。

河南淮阳太昊陵

在中国的寺庙里可以供奉各式的神，可以同时享受香火，就比如河南淮阳的太昊陵，本是为祭祀“三皇之首”太昊伏羲氏修建的大型陵庙，但在陵园的北侧同样有独立的佛教系和道教系神仙供奉。再比如福建泉州，几乎在与十字军东征的狂热杀戮处于同一时期，作为当时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有30多种不同宗教的信徒在此贸易、杂居，友好往来。

对此我们不免疑惑，为何在国外频繁外泄极端思想的宗教，为何在中国就显得包容宽忍了呢？要探究这个答案就先要弄清楚宗教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本源问题。宗教最初的面貌是对神鬼或自然力量的崇拜和祭祀，信仰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于统合人心。因此传教者永远不会问你懂不懂，而是问你信不信。

一般人对于宗教的理解，往往只是局限于其中的某一面，只注意到宗教具有抚慰人心，寻找寄托的作用，却忽视了宗教所包含着的整合力量。因为宗教传播、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来源并不在于帮助人们找到了心灵归属，而是在于为统治者服务，即通过宗教回答一个问题：统治的合法性。

教皇为查理曼大帝加冕，授予他“伟大的罗马人皇帝”的称号。

这点可以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所有人类的原始文明早期，一开始修建的大型建筑从来都不是王室宫殿，而是宗教性质的古建筑，比如古埃及人的金字塔、卡尔克纳神庙、玛雅人的祭坛、古希腊人的帕特侬神庙等。而在中国，夏朝尚神，商朝尚鬼，所以这两个朝代的祭祀都很活跃，不过由于木质建筑远不如石质建筑长久，所以遗存极少。

古埃及的卡尔克纳神庙

但盛行巫鬼文化的商朝是非常重视占卜的，几乎到了无事不卜的地步，甲骨文就是用于占卜记事的，大量商朝礼器的出土也说明了商朝重视鬼神的文化特征。但是鬼神并没能够保佑商朝千秋万代。周朝取而代之后便抛弃了商朝的巫鬼神话，提出了“天命”理论，以自己“受命于天”来解释自己取代商朝的合理性，确立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而这个“天”就是“君权神授”中的那个“神”。不过这里的“天”却并非基督教里的上帝或佛教中的佛祖那样的人格神，“天”并不存在一个具体的形象，也不是一个实体。这种非人格化的神比之人格化的神，是向无神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过渡。而且文王作易，周公定礼，不仅如何预测（祭祀）有了理论和标准、客观、可重复操作的方法，而且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了规则（周礼）。从此所谓的宗教祭祀就成了礼法中的一部分，受王法的监管。

再后来，天命观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尚书·周书·蔡仲之命》中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为怀。”天不再是纯粹的自然法则，而是一种道德秩序和民心向背的反映。因此从周朝开始，中国文化出现了从重视鬼神、天命到道德、人心变化的过程，以至于孔子见到“八佾舞于庭”时，都会爆粗口“是可忍，孰不可忍”。

用现在的话简单理解就是，周礼用礼法的形式赋予了周天子统御天下的合法性。这也是中国统治者为何不需要宗教来帮助统治，而西方却需要宗教工具来稳固统治的根本原因，中国政治上的早熟，甚至早熟到了在世界三大宗教诞生前，就找到了可以替代宗教的统治工具。

从春秋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到战国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封建王朝的统治逻辑完成了一个从“敬天”到“爱人”的过程。到了西汉时期，汉武帝与董仲舒完成了三次对话，史称“天人三策”，最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历朝历代的治国理念。“德治”和“仁政”成为了统治者的政治正确，绵延两千年。

这种统治理念的转变铲除了宗教最重要的生存土壤，因为统治阶层不再需要使用宗教这个工具来确保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儒家文化取代了宗教的位置，扮演着意识形态的角色。所以要统治华夏，就必须接受儒家文化。即便是元世祖忽必烈是蒙古人，想要稳固元朝也要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朝以关外民族身份入关，也不得不沿用儒家传统来统治天下，原因就在于此。

基督教在欧洲的“异化”发展

相较之下，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基督教的发展历程，便能够更清楚的明白这个道理。早期的基督教是反世俗政权的，号召犹太人反抗罗马暴政。也正因为如此，耶稣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因为这样不利于统治的基督教是肯定会被罗马帝国打压的，信徒被迫害也是必然。

但随着基督教内部派系分化后产生了温和派的一支后，罗马帝国的衰弱，也让帝国上层看到了基督教对于统治的价值，于是双方一步步走近，直至君士坦丁一世依靠基督教会的支持成为了西罗马帝国皇帝，作为回报，先与李锡尼颁布“米兰敕令”，后又于325年召开尼西亚会议，大力推行基督教，不仅授予基督教合法地位和许多特权，而且强行通过“三位一体”的信仰为正统教义，奠定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

罗马斗兽场外墙上的君士坦丁大帝雕像

也因为君士坦丁一世是从罗马神话转换到基督教的第一个君主，被基督教世界尊称为君士坦丁大帝。到了中世纪时，基督教已经集神权、政权、财权为一体，已经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种人畜无害，只会烧香拜神，礼拜祷告的宗教。它的权利甚至凌驾于世俗的王权之上，被革除教籍的德意志帝国皇帝不得不像狗一样去请求教皇的宽恕。

基督教会的财权更为它的政治实力提供了保障，十一税、赎罪券为教会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宗教裁判所把人送上火刑架更是广为人知。最终一直到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理性的光辉让宗教的地盘不断缩小。然后欧洲又经历了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于是上帝开始变成只是制定规则的神，然后规则自行运作后便再与其无关了。到这里，无神论已经呼之欲出了。

文艺复兴时期的贵妇

当人类对理性的信仰代替了对神的信仰以后，宗教作为统治工具的时代就过去了，取而代之的就是各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 而今天很多宗教的功能退化了，退化成了一种给普通人寻找精神寄托的工具——当然并非所有的宗教都退化成了这个样子，有的宗教依旧很强势——但是别忘了它曾经的样子，也别忘了它可能在什么情况下再次强盛起来。

要知道，只有在火器统治了战场之后，游牧民族才变得能歌善舞的。同样当统治者的合法性不再需要宗教来确认后，宗教也就失去了强大的土壤，所以在中国，只要各种神的存在，不影响到华夏文明的家国天下体系传承，便给予了最大的信仰自由，但如果宗教在意识形态、经济政治等层面影响到社会稳定的话，才会主动予以压制。

“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根源

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便是如此。当时随着佛教的传播，佛教寺院开始享有经济特权，僧侣不但不从事生产，不服兵役劳役，而且拥有大量的仆役和田产，对社会经济和军事造成的影响日益凸显，因而引起世俗社会的不满，便有了这四次较大规模的灭佛事件。

但客观上“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在打击中国佛教发展的同时，也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四次灭佛之后，佛教开始主动与儒、道融合，逐渐承认儒家的纲常伦理，开始向世俗王权低头，并接纳了道教中的相关思想。所以佛道之所以能变得如此平和，根本原因是大一统的君主政体发展成熟，皇权不需要宗教加持，相反宗教对皇权只有锦上添花之效，而不能左右皇权。

最后维达认为宗教信仰在本质上应当是中性的，宗教之所以能被人们广泛接受，就在于最初的教义，都是鼓励人们相互关爱，而非相互仇视、敌对，这与人类的美好道德愿景相一致。教权永远不能凌驾于世俗的权利之上，宗教自由更不能放弃包容其他宗教信仰自由的底线，毕竟自由从来就不是绝对的自由。

上期回顾：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时，为何克烈部与乃蛮部信仰的却是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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