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在中国古人的心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世俗政权的统治者而言，占有沟通天人的权力并垄断对天意的解释权就变得异常重要。于是，扮演沟通天人媒介的天学机构和天学人员自然也拥有了独特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宋代的天学机构是什么样的呢？

天在中国古人的心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最高统治者都会将“天”看作是有意志并主宰人事的最高神灵。但是，天高高在上，天的意志又是如何传谕到人间的呢？此一解释显然不符合“王”字的本义，但是却非常符合帝王的要求。

帝王以“君权神授”的方式成为贯通天、地、人三者的重要人物，为帝王通天之道而设立的天学机构很自然地就拥有了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这一重要机构，皇帝、大臣、百姓之间建立起了神秘而牢固的关系，特别对于前两者而言，在涉及到政治、军事、人事任免等重要事务中，天学机构一直穿梭于幕后台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天学机构以及与之相关的天学人员在先秦时期便已出现。到秦朝，“候星气者至三百人”。

东汉时，太史令之掌与后世天学机构长官的职责已无多差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学机构仍隶属太常。 在唐代，天学机构名称多有变化，出现过太史局、秘书阁、浑天监、浑天仪、太史监等称呼。

至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天学机构再次进行改革，更名为司天台，其长官为司天台监，另有司天台少监、司天台五官正等有官名有品级者共18 级，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历生、漏刻生等。

之后进行改革，唐肃宗将天学机构从秘书省彻底独立出来，设置通玄院，完善天学机构的建制，这样就加强了皇帝对天学机构的控制，同时也推动了唐代天象观测的准确性，对中国古代天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外朝天学机构及其特征 宋代天学机构分为内朝和外朝两个部分，外朝部分即为司天监（太史局），其官制和建制基本沿袭唐、五代，同时也出现一些独有的特点。

司天台与司天监 就宋代天学机构的名称而言，除去内朝的翰林天文院（局），外朝部分，北宋前期天学机构称之为“司天监”，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改为“太史局”。

宋代外朝天学机构为司天监（太史局），其别局主要有司天监天文院（太史局天文院）、测验浑仪刻漏所、文德殿钟鼓院、印历所等。 司天监掌观测天文星象，进呈祥异，占卜休咎；日报钟鼓刻漏，稳定历数；星宿陵寝宫殿选址择日；供具诸坛祠祀神明位版；每年预造历书，以颁于四方。 天文院，北宋初，司天监设置天文院。元丰新制，改为太史局天文院。

掌浑仪台昼夜观测天象，并将结果每日汇送司天监，由司天监官于皇城门早上开门时送入禁中，同翰林天文院（局）所测结果勘比是否有出入。 测验浑仪刻漏所，最早见于熙宁二年（1069）司马光。职掌为管理与使用祥符铜浑仪及钟鼓刻漏，以与司天监天文院所测天象互相验证，也为钟鼓院等报时机构提供时刻依据。 钟鼓院，为司天监（太史局）别局之一，在大内文德殿，该殿雍熙元年（984）以前叫文明殿，殿西南隅有钟殿，东南隅有鼓楼，“掌钟鼓刻漏进牌之事”。

南渡后，据《乾道临安志》卷一《内诸司》云“翰林院，天文局、医官局、钟鼓院隶焉”，钟鼓院可能已改隶翰林院。 印历所，全称为“雕印历日所”，有时也简称“历日所”，《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载其掌雕印历书，然未言其沿革变化。

除了这些常设的机构外，赵宋朝廷还根据一些具体的需要设置一些其他机构，如宣和六年（1124）七月甲辰，宋徽宗诏置玑衡所。沈括认为玑衡乃璇玑玉衡的简称，就是天学人员使用的浑仪。玑衡所设立后由宰臣兼领。

此外，因实际需要，还设立过崇天台、改造统天历所等机构。宋初，司天监隶京百司。宋英宗治平三年，提举司天监的设立，使得儒臣可以在天学机构的运转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后，司马光、钱藻、沈括、陈襄、王安礼等名臣先后出任提举司天监。到宋神宗元丰五年，罢司天监，立太史局，隶属秘书省，并撤销提举司天监公事所。

宋徽宗政和八年，太史局改为隶属于明堂。靖康元年（1126），太史局复隶秘书省。建炎三年（1029 年）秘书省罢，太史局合并翰林天文局，改称为“行在太史局”。

绍兴元年（1131 年），秘书省复置，太史局复隶秘书省。绍熙五年（1194）十月仿效北宋提举司天监，置提举太史局，统领太史局。此时，由于赵汝愚在权力斗争中失势，其倡议设置的提举太史局也仅设一年即罢，太史局复归秘书省统辖。由此可知，与唐代天学机构上千人的规模相比，宋代天学机构的人数已大大缩减。显示出天学机构传谕天命功能神圣性的褪色，也透露出时代变化的特点。

在中国古代，很早就设立天学机构，且其名称多有变化。“司天台”这一称谓从唐肃宗乾元元年改名后一直沿用到唐末，五代时期又由“司天台”改为“司天监”，并一直使用到了宋神宗元丰五年官制改革，罢司天监，立太史局。在宋代，天学机构的一个明显特色就是外朝司天监（太史局）与内朝翰林天文院（局）两个天学机构的并列设立，以使两机构可以互相监督，而翰林天文院（局）的主要官员为翰林天文，此翰林天文院实为唐代之翰林天文待诏发展而来。

宋代天学机构的另一个特色是宋代士大夫对天学机构运作的积极参与。北宋朝廷于熙宁年间设立由外朝儒臣主导的提举司天监，到宋神宗元丰五年官职改革罢。南宋绍熙五年也曾效法北宋的提举司天监而设立提举太史局，但次年便又被撤销。提举司天监与提举太史局的短暂出现，一方面体现出宋代机构重叠及冗官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天学机构因其特殊的性质，在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各方利益争夺的攻防中扮演着复杂的角色。

就天学领域而言，宋代天学机构的建制与完善，天学文献的收集和整理，人员的选拔与培养都呈现出制度化、规范化的特点，而宋代骄人的天学成就亦足以睥睨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宋代曾制造数座大型的浑仪，如张思训的太平浑仪和沈括的熙宁浑仪，苏颂等人的水运仪像台；天象记录方面则留下了公元 1006年和公元 1054 年银河系新星或超新星爆发的详细记录，对恒星位置的频繁测量产生了景祐元年（1034）的杨惟德星表，皇祐五年（1053）的周琮星表，元祐七年（1092）的苏颂星表，所有这些都为现代天文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在历书的编纂方面，官方的天学人员、士大夫、民间草泽都积极参与，故而可以集思广益，优中选优。

历书不仅仅要“敬授民时”，更是皇帝颁告正朔的重要形式，因此朝廷对其十分重视，宋代共颁布了 19 部历法，其校验过程是相当仔细和严格的，严谨的编纂和校验保证了历法的高质量，如宋太宗朝的《乾元历》所用恒星长度为 365.25638 日，误差约为 1 秒，是历代最佳值，宋仁宗朝的《崇天历》所得历元年月亮过近日点的时间误差仅为 0.08 秒，也是历代的最佳值。

而天学方面的杰出著作主要有沈括《梦溪笔谈》、苏颂《新仪象法要》、王安礼《灵台类苑》等。 天学观测的不断进步也推动了“天文之禁”的放宽。

经历了中晚唐、五代长期的社会动荡之后，进入宋代，国家局势逐渐平稳下来，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显著发展。宋代的士大夫不仅身体力行积极参与政权运转的各项建设，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始对汉唐经学提出挑战，对儒学经典进行重新解释，出现了以欧阳修、苏轼等人为首的古文运动，希望以上古三代之标准来衡量和建设宋代的思想文化。

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的科学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表现在天学方面，则是天学观测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卓越天学成就的涌现，再加之司马光、沈括、陈襄、王安礼等儒学士大夫亲自主持天学机构的运作，也为宋代的天学进步作出实际的贡献。

拥有知识才学的士大夫的参与以及“天文之禁”的松弛，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宋代天学认识的变化，使得宋人对天象的认识出现科学化倾向，于是在政权运转中，传统的灾异观得到批判性的继承，一方面，宋儒批评汉儒将天象与人事的一一比附，甚至出现对某些天象的科学化解释，另一方面，他们并未放弃天人感应学说，为了现实政治的实际需要，士大夫们往往借灾异对时政发表意见，并普遍性地突出“德”的重要地位，要求皇帝对灾异的出现应之以实，采取实际行动，实际上是借灾异限制皇帝的行为，不允许其为所欲为。

在宋人的观念中，“天”虽然仍具有超然的至高地位，但与汉唐人观念中的“天”已有所不同，同时，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祥瑞、灾异学说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