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经邓小平推荐，中共中央决定，将陶铸调往北京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

在此之前，陶铸的职务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工作地点在广东，远离北京新中国的这个政治中心。

虽然组织上已经找他谈过话，但陶铸心里也有顾虑，便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夫人曾志。

每天回家后，陶铸总是装作若无其事，吃饭、睡觉，关心夫人和女儿。因此，曾志一直都没有察觉到陶铸有什么变化。

在曾志看来，陶铸能够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已经是一个很高的职位了。想到在广州生活的这些年，虽然陶铸也曾私自将她的人大代表资格划掉，惹她生了气，但女儿和丈夫都在身边，一家人日子过的十分平静，她也十分满足。

然而，到北京工作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陶铸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无法再拖下去了，便决定将其告诉夫人曾志。

那天，陶铸几次来到曾志的面前，想要开口，但看到曾志的面孔后，都没有说出来。终于，时间便到了中午。

在吃午饭的时候，陶铸才开了口，对夫人曾志说：“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

听了陶铸的话，曾志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疑惑地问：“让你做什么？”陶铸特意压低了声音，说：“中宣部部长。”

虽然陶铸的声音很低，但曾志却听的十分清楚。对于陶铸的回答，曾志感到大吃一惊，带着急切的语气，说：“你做中宣部部长不太合适，宣传部长要有很高的理论、文化和文字水平，你胜任不了！！！”

听了曾志的话，陶铸十分认可。的确，对于陶铸，曾志太了解了。毕竟两人已经在一起生活30多年了。

1930年，在省委书记罗明的介绍下，曾志和丈夫蔡协民见到了陶铸，并与之相识。

对陶铸的第一印象，曾志觉得他“虽然不算英俊，但是穿着得体，举止不凡，英气逼人”。而在陶铸的想象里，曾志“应该是一个很泼辣的妇女，没想到眼前的曾志令他大吃一惊。想象中风风火火的女性，竟然是一肩长长的秀发，白净漂亮的姑娘”。

1932年10月，曾志与蔡协民因感情不和，和平分手。

11月，曾志被调到福州工作，担任了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开始与陶铸共事。期间，为了工作方便，曾志和陶铸以假夫妻的名义，建立了“家庭”。

那时候，陶铸虽然是曾志的假丈夫，但却对曾志十分关心。对此，曾志的心里十分感激，也乐意跟他在一块儿，有时陶铸出去了不在跟前，她老是禁不住想念，要是陶铸回来晚了，曾志的想念就变成了牵挂，急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后来，随着感情加深，曾志和陶铸在一个旅馆里结合了。然而，这样的幸福仅仅维持了10天，陶铸便因工作离开了。

不久后，传来了陶铸被捕的消息。直到1937年8月，才在党的营救下，走出了监狱。后来，陶铸在组织的派遣下，来到湖北，担任了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曾志也担任了湖北省妇委主任，两人再次相聚。

1940年秋，曾志被任命为中央妇委秘书长。同年，陶铸也奉命来到延安，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志和陶铸又一起去了东北。

建国后，陶铸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在广东任职后，陶铸的工作基本上稳定下来。这时，曾志想到以往聚少离多的日子，向组织提出申请，希望调到广东工作，和陶铸在一起，一家人团聚。

很快，曾志的请求得到批准，担任了中南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党委书记。

1960年后，陶铸担任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和国务院副总理。

此时，陶铸仍然经常在广东生活，经常和曾志、女儿在一起。对此，曾志心里十分满意，觉得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真的很幸福。她觉得陶铸的职位已经很高了，也不希求丈夫有更高的职务。

因此，在1966年5月底听到陶铸调往北京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曾志才会显得那样吃惊。

那天，见陶铸也点头同意自己的意见，曾志便说：“那你还不向中央辞掉。”

然而，陶铸却显得十分为难，解释说：“不行啊！我还要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辞是辞不掉的。为这事，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也想了很多，不过中央既然已作决定，那就去吧！”

听到陶铸这样说，曾志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默默地为丈夫收拾了行李。

6月1日，陶铸从广州飞往北京任职，并成为了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四的大人物。不久后，因不放心陶铸一个人在北京任职和生活，曾志也来到北京，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任职期间，陶铸因长期搞地方工作，对中央内部的情况很不了解，再加上性情直率，得罪了一些人。

1967年1月，在来到北京半年后，陶铸便失去了自由。1969年 10月，曾志得到了陶铸要被疏散到安徽的通知。

临行前，曾志接到了丈夫陶铸写给她的七律诗《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