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8日，远东美军司令马克·韦恩·克拉克批准了驻韩国的联合国军司令詹姆斯·奥尔沃德·范弗里特精心策划的“摊牌行动”计划，发动了一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以上甘岭地区为主要进攻目标的“金化攻势”。

10月14日，美军第七师、南朝鲜军第二师7个营的兵力，分6路向金化北面五圣山南麓的志愿军阵地597.9高地、537.7高地北山，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上甘岭战役开始。

仅仅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天，敌人就向志愿军的这两个阵地，发射了30余万发炮弹和500余枚炸弹。

由于敌人的炮弹十分密集，阵地上步话机的天线刚刚架起就被炸掉，在短短几分钟里，坑道里储备的天线就被全部炸毁。

在这种情况下，秦基伟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坚守在阵地上，并命令五圣山侧翼的观察所每半小时，就向军部报告一次前沿的情况，同时请求左右邻的第38军和第12军，通报各自正面的情况。

在后来的战斗中，秦基伟决定45师改为主攻，44师则改为助攻；军、师组织火炮向上甘岭机动，并组成炮兵指挥所统一指挥，以此来应对“联合国军”的进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斗也越来越惨烈，阵地总是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在一天之中，出现了阵地几度易手的情况。每次易手后，总是伴随着天翻地覆的炮击和天昏地暗的拼杀。在阵地上，敌人的尸体和志愿军战士们的遗体混在一起，无法分开，鲜血染红了高地上的每一寸土地。

原本，志愿军第12军接到的任务是在距上甘岭以东不远的金城地区担负防御作战任务，并在完成金城防御作战任务后，将会撤至谷山地区，进行休整。

然而，在上甘岭战役开始几天后，第12军副军长李德生便接到一个命令，要他火速赶往兵团接受新的任务。

10月26日，李德生赶到兵团部，见到了代司令员王近山和兵团副政委杜义德。

在李德生来到兵团部时，一向从容淡定的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显得有些焦急。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些地方，说：

“上甘岭地区形势十分严峻，敌人投入了空前多的兵力、火力，向五圣山前沿疯狂进攻。15军能投入的机动兵力已全部用上，但敌人的攻势仍未减弱。还在不断补充兵员。这一地区的战斗，已发展为战役规模，敌人的意图是战略性的。从各方面情报看，敌人在后期还将投入更大兵力向我进攻，战斗将更激烈残酷。”

紧接着，王近山又说：“我们的决心是坚决守住上甘岭，寸土不让！前沿阵地一丢，敌人会乘势攻占五圣山，从我中线突破，那将使整个朝鲜战局改观，绝不能出现这种情况！”

说完后，王近山语气坚定地对李德生说：

“12军现已调为兵团的战役预备队。全军同志从上到下，要准备全部投入战斗。战斗将空前激烈，要准备像苏联卫国战争时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那样，一个战士，从开始打到结束时指挥一个连队作战！

我们正在上报，准备在15军统一指挥下，成立五圣山战斗指挥所，由你负责统一指挥在上甘岭前线作战的12军、15军所属的部队，炮兵由炮7师师长颜伏负责指挥。你们要注意协同……战斗情况及时直接报兵团，也要报15军军长秦基伟，仗是在他们阵地上打的，要听从他们统筹调动指挥，相互搞好团结。”

听了王近山的话，李德生表态说：“坚决执行兵团命令，指挥好前线的战斗！”

很快，李德生便亲自来到上甘岭，了解志愿军部队和敌人的情况。

11月1日，李德生带着第12军第31师接防了597.9高地，并指挥部队与敌人开始作战。

得知李德生率部接替了防务时，王近山这才松了一口气，对杜义德说：“李德生上去了，我就可以睡大觉了。”

对于李德生的作战能力，王近山十分曾有过很高的评价，说李德生“打仗很硬，不怕苦，任务交给他，他就像老牛顶架，缩不回来”。

果然，在李德生在接防后，指挥调度得当，硬是顶住了敌人连续4天的进攻，使敌人一无所获，再也无力对597.9高地发起大规模的进攻，让王近山睡了一个美美的大觉。

11月7日，毛主席复电志愿军司令部和第三兵团，给了李德生指挥的597.9高地保卫战很高的评价，说：

“此次五圣山附近的作战，已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已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胜利而奋斗。”

在后来的几天里，李德生组织志愿军对敌人进行反攻，夺回了537.7北山全部阵地，597.9高地也全部恢复了战役前的态势，让敌人的“摊牌计划”最终成为了泡影。

对于上甘岭战役的结果，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了失败。他沮丧地说：

“金化攻势”是“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我们死伤的人数在8000以上，大部分为大韩民国之官兵，得不偿失……我认为这次作战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