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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死的那年，李鸿章站在天津英租界那片熟悉的土地上，沉默了很久。

人们只看到他抬起头，望着天，半晌没说话。

那是1890年，距离他们并肩作战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李鸿章最终做了一个决定，在天津为这位英国军官建一座纪念堂。

于是，一幢青灰色的两层砖楼拔地而起，高耸的碑式入口，三层塔楼肃穆挺立。

这是天津租界里最宏伟的建筑之一，专门纪念那个曾经在中国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英国人——查理·乔治·戈登。

这事儿放在今天，大概会让很多人疑惑。

一个清朝大员，居然亲自为一个外国军官立碑建堂？这和“洋务运动”还真没什么关系，纯粹是私人情感。

毕竟，这两人曾在最混乱的时局里共事多年，李鸿章对戈登的评价极高，甚至说他“胜过百倍寻常洋人”。

但这座纪念堂最终没能撑过历史的风雨，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戈登堂被拆除，原址成了天津市政府大楼。

要理解这段往事，得从戈登这个人说起。

他是英国军人，出身军校，早年间跟着英法联军来到中国，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天津开埠后，他被派去划定英租界的范围，亲手在这片土地上立起界碑。

后来，他又随着部队去了上海，恰好赶上清军和太平军的激战。

那时候，上海道台吴煦从各国租界的酒吧、舞场抓了一群“洋流氓”，组建了一支雇佣军，取了个挺唬人的名字——常胜军。

可这帮人实际上是乌合之众，打仗不行，惹事一流，没了管束就烧杀抢掠，弄得人神共愤。

李鸿章刚到上海，看到这支军队的状态，头都大了。

他管不了，只能向英军求助，请他们派个靠谱的人来镇住这帮洋兵痞。

于是，戈登就被推了出来。

戈登可不是普通的雇佣军统领，他把这支乌合之众训练得像模像样。

攻太仓那场战斗，他先用榴弹炮轰平了太平军的防御工事，然后带人冲杀，打得太平军损失惨重。

李鸿章看在眼里，佩服得不行，甚至夸他能比肩曾国藩。

可戈登这个人，性格耿直得有点轴，甚至不太懂中国官场的弯弯绕绕。

苏州战役时，太平军内部已经有人动摇，首领谭绍光还想死守，但手下的郜永宽等人觉得大势已去，选择投降。

李鸿章承诺给他们体面的官职，郜永宽却不信，非要让戈登做担保人，认为洋人说话更算数。

结果，李鸿章一转头就变卦了，找了个借口，把降将们全杀了。

消息传到戈登耳朵里，他气得跳脚，直接上书朝廷，说要把苏州还给太平军，重新打一遍。

这事儿放在清朝官场里，简直是天方夜谭。

朝廷当然不会答应，但也不想得罪这位英军统领，只能让李鸿章厚葬降将，公开发声明撇清戈登的责任，还拿出白银六万两赏赐常胜军，额外拨一万两安抚戈登，甚至给他加官进爵。

戈登这才勉强作罢。

后来，戈登被调去埃及，最终死在喀土穆战乱之中。

消息传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亲自写信安慰他的家人，伦敦专门为他立了一座纪念碑。

而在中国，李鸿章听闻后，竟然放声痛哭。

他向天津英租界的负责人德璀琳提出，要为戈登建一座纪念堂。

这在当时也是件稀奇事，一个中国高级官员，主动为洋人立碑，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但李鸿章就是这么做了。

纪念堂建成那天，戈登的巨幅画像挂在楼前，李鸿章站在台阶上，眼眶微红，许久才开口：“愿英魂安息。”后来，他去英国访问，特意去了戈登的墓地，献上花篮。

这座纪念堂后来成了英租界工部局的办公楼，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这栋建筑才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有人说，李鸿章是个复杂的人物，他既能在外交场合据理力争，也能在战场上果断杀伐。

他在中外关系上游走，时而强硬，时而妥协，但对戈登，他似乎始终怀着一份真诚的敬意。

这座纪念堂，或许就是他对往昔岁月的最后一点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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