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动物，中国人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人们不仅爱养动物，还将这种喜爱带入了语言之中，形成许多和动物有关的词语。
夸人的时候，我们常说“龙章凤姿”“鹤立鸡群”“雏凤清鸣”“画龙点睛”；损人的时候，我们常说“马虎大意”“驴唇不对马嘴”“风马牛不相及”和“你是真的狗”……
表达讽刺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人“画蛇添足”“为虎作伥”“贼眉鼠眼”“鼠目寸光”；形容打仗一路高歌的时候，我们会说己方有“熊罴百万”，如“猪突豨勇（指拼命向前冲，不怕死的人）”“猛虎下山”，对方则“抱头鼠窜”，如“狼奔豕突（形容成群的坏人乱冲乱撞，到处骚扰）”“风声鹤唳”。
表达自谦的时候，我们说“笨鸟先飞”；夸赞对方女婿的时候，我们会用“乘龙快婿”；考试前，我们会“求锦鲤”来表达祈愿；朋友金榜题名后，我们会用“鲤鱼跃龙门”来表达祝贺。
这些掺杂着动物的形容词是怎么来的呢？
“你是真的狗”不是骂人？
“这些年你活得像条狗一样。”“你才是狗！”电视剧《莲花楼》中有一段对话。在剧情中，两个人互相骂对方“是狗”，谁也不服谁。
在今天，“你是真的狗”已经成为一个语义凝固热梗，甚至出现了“狗子说，我可能不是人，但你是真的狗”的梗图。在这个语境中，“狗”变成了一个损人的词，用来形容一个人太损、做事情太离谱。当一个人太“狗”的时候，就连小动物都想说：“求求你做个人吧！”然而，在现实的古文语境中，说一个人“是狗”其实并不是骂人。《史记·萧相国世家》中有这样的记载：“（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统一天下后，刘邦对诸位功臣论功行赏，其中特别褒奖了萧何的功绩。武将们都不服气，认为自己在前线厮杀，萧何却安坐后方，完全没有性命之危，凭什么享受这么大的奖赏？刘邦的回答很巧妙。他并没有直接下论断，而是将武将们比作猎狗，而将萧何比作猎手，即指示猎狗的人。在整个集团中，萧何起到主脑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的指挥，整个队伍只会是一盘散沙，所以他的功劳大于其他人。
用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段对话可能有些冒犯。将领们大概会想：我辛辛苦苦给你打江山，你却骂我“是狗”？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其实，在《史记》这段话的语境中，“狗”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褒义词——尤其是猎犬，它们具有忠诚、骁勇的美好品质，是猎人的得力助手。虽然这段话的主旨是夸赞萧何，但对于其他将领，刘邦的态度也是赞赏的。他把将领们比作猎犬，是夸奖他们的忠诚和骁勇善战。这种比喻是一种赞颂，而非辱骂。因此，刘邦这一番话不可谓不巧妙，既抬高了萧何的地位，让人们对他的功绩心服口服，又顺带着夸了其他将领。用今天的话来说，刘邦就是妥妥的“端水大师”。在古代，用“狗”来夸奖将领并不是个例。又如成吉思汗的麾下有“蒙古四獒”，又称“四狗”，即者勒蔑、忽必来、哲别和速不台，都是当时非常善于征战的将领。獒是一种草原上的猛犬，在蒙古人的心目中，獒象征着绝对的力量。因此，能被称为“獒”的都是猛将，这一称号也是极高的荣誉。事实也正如此，这四“獒”可都是大杀四方的狠人。者勒蔑是成吉思汗的发小，有“饮露骑风”之美称，曾多次救过成吉思汗的性命；忽必来是成吉思汗的“带刀侍卫”，他征乃蛮部，威名远扬，建国后总管蒙古国的军务；哲别是出了名的“神射手”，他奉命灭西辽，追击摩诃末时，他一路势如破竹，连下数城，铁血手腕，对抵抗者一律格杀勿论；速不台是者勒蔑的弟弟，他被认为是古代世界征战范围最广的将领之一，其足迹西达匈牙利，北到西伯利亚，南抵汴京，蒙古国能建立起如此庞大的版图，速不台功不可没。
这“四獒”凑在一起，完全能“就地出道”，堪称成吉思汗的“杀手锏”。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狗”的这些附会虽然一直存在，但并不是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被拿出来强调。往往是在战争时代，或者在好战的游牧民族眼中，狗身上的这些特质会被放大，并和良将相匹配。对于枭雄们来说，他们都渴望拥有一群“很狗”的良将；而对于将领们来说，自己能够和“狗”相提并论，也是来自顶头上司的认可。所以，在古代，如果对一名将领说“你是真的狗”，他没准会喜笑颜开，握着你的手大喊“多谢兄台”呢。
女婿怎么就“乘龙”了？
刘向在《列仙传》中记载了一个传奇的故事：“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日，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为作凤女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而已。”秦穆公是春秋时期的一方霸主，也是女儿奴。相传，秦穆公十分疼爱她的小女儿弄玉。有一次，弄玉偶然间听到萧史吹箫，被箫声深深打动，于是生出爱慕之意。秦穆公知道后，就顺应女儿的心意，让她和萧史喜结连理。
婚后，夫妻二人和睦美满，萧史教弄玉吹箫。几年后，他们一起演奏的曲子甚至引来天上的龙凤，夫妻俩乘龙凤而去，促成一段佳话。为了纪念这件奇事，秦穆公还特意修筑了凤台。这个故事，就是成语“乘龙快婿”的由来。除了“乘龙快婿”之外，还有很多与龙凤有关的词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凤呈祥堪称最美好的寓意之一。只要能和龙凤扯上关系的，大部分都是喜事。不过，也有“龙潭虎穴”“叶公好龙”等偏贬义的形容。相比之下，虎是一个褒贬参半的词，既有“生龙活虎”“如虎添翼”“虎虎生威”等褒义词，也有“与虎谋皮”“暴虎冯河（比喻做事有勇无谋，冒险行事）”“苛政猛于虎”等贬义词。这与老虎威风凛凛的外观和凶猛的性格有关，在火力不足的古代，人们一方面害怕凶猛的老虎，另一方面又钦佩于老虎强大的力量。因此，对于老虎，古人是“又爱又恨”的。而狼、鼠、蛇等动物往往出现在贬义词里。如《宋书》中形容司马懿“有狼顾之相，能使面正向后，而身形不异”，这不仅是形容他有“狼子野心”，也是形容其性格多疑。此外，还有“豺狼”“白眼狼”“狼狈为奸”“引狼入室”等词语，无一不含有贬义。
明明都是凶残的野兽，为什么人们对虎又爱又恨，而狼却“声名狼藉”？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因为狼生性狡诈，喜欢成群结队地耍阴招；也有人认为，因为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而北方的游牧民族以狼为图腾，时常南下掠夺，所以古人们对狼心生怨恨。无论原因究竟是什么，但最终的结论不会改变：先祖们对于狼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愤恨。不过，考虑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与其说人们厌恶狼这种动物，倒不如说“狼”这种意象所代表的贪婪、狡诈、凶残等品质令人嗤之以鼻。而在今天，人们也从狼的身上发现了更多美德，如懂得团队协作、机警、敏锐等等。随着价值评价标准慢慢变化，人们对于狼的态度也在慢慢转变。
“牛马”：坏了，我成挡箭牌了
当“牛”出现在词语中时，常常带有褒义色彩，如“你太牛了”是语气超强的赞叹，“初生牛犊不怕虎”是说年轻人胆子大，“老黄牛”“做牛做马”又带着“勤奋”的意思。不过也有个例，例如人们用“吹牛皮”来讽刺一个人说大话。不过，在夸赞一个人很厉害的时候，为什么用“你太牛了”，而不用“你太马了”“你太狗了”呢？
这或许与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有关。在农耕社会中，牛是至关重要的劳动力。牛可以耕地，可以拉车（在古代，有很多人通过赶牛车赚钱，赶集时，村里人坐牛车去集市，散集后再坐车回村），如果养的不是耕牛的话，牛肉还能当做食物。剖开牛肚子后，牛黄和牛胆还能入药。因此在古代，牛是实至名归的“宝贝”。与马和狗相比，牛堪称“圆形战士”，能为主人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久而久之，牛就成了能力强大的代名词。在形容一个人能力强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牛这种生物。反映在遣词造句中，就出现了大量有关“牛”的褒义词。而当牛遇上马，就成了“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成语出自《左传·僖公四年》：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僖公四年（前656），齐国侵伐楚国，楚国派使者到敌方营帐中传达楚王的话，其中就包含这句著名的“风马牛不相及”。
在这里，“风”是动词，关于它的词义，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风”是“走失”的意思，“风马牛”就是“马和牛走失”的意思；另一种说法则认为，“风”是指不同性别的牲畜在发情时相互引诱。无论采取哪种说法，楚王的意思都很明确：意指楚国和齐国相隔很远，无论一方的马和牛如何乱跑，也不会跑到对方的国境里去。既然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您为什么隔着大老远跑来打我呢？楚王打得一手好感情牌，但齐国并不买账。管仲反唇相讥，并命令将士们继续进军。可见，即使用人见人爱的家畜作为“挡箭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没能化干戈为玉帛。
说着话呢，怎么就聊到动物了？
那么，有趣的问题来了：古人说话就说话，为什么一定要扯上动物？其实，这和中国古代的文明形态、思维习惯和文化根脉都有很大关系。先祖们对于动物的情感，来自日常生产生活，来自几千年来不曾中断的农耕文明。人力有限，想要争取更好的生活，不得不借助畜力。因此，与家畜共居就成了生活的常态，贫苦人家甚至将家畜的命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尤其是牛、马、狗等能创造生产价值的家畜。
同时，由于人类的力量太过弱小，难以和狼、蛇、虎等野兽抗衡，因此先祖们就将对这些动物的恐惧和愤恨都写进了基因，以此来告诉后人们：危险，不要靠近！久而久之，代代相传，人们就对这些生物产生了厌恶之情，并一直延续至今。爱恨越深刻，心里就越挂念。正因为先祖们将这些动物看得很重，所以在日常用语中，也会不自觉地用它们来打比方、作比较，并人为地给动物们附会内涵，使其成为凝固的意象，来表达共同的情感。因此，人们一提到龙凤，就会想到祥瑞；一提到豺狼，就会想到阴险小人；一提到蛇鼠，就会想到见不得光的阴谋诡计。这种借物言志的、比兴的传统，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中，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思维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并且仍然在影响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从文化角度来说，这种现象也和道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和儒家思想中养护万物的主张有一定关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家讲求万物和合而生，相安而处；“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儒家讲求养护，不竭泽而渔，不赶尽杀绝，给世间万物留下生存的空间。儒道思想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脉。在它们的共同影响下，中华文明从骨子里就是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的。因此，对于土地，对于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生灵，中国人总会产生一种发自本能的亲近。中华民族对于动物的深厚情感，已经深深地刻在了骨子里。这种情感历久弥新，历经百年，仍然一如往昔。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易璟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