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翁淮南，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
导语：千年大运河，推动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变革，曾在古代中国的南北沟通、中西交流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创新意识和伟大智慧。其沿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沧桑变迁是一部部浓缩的文化史。生生不息的运河文化孕育了沿途独特的商贸、建筑、文学、饮食、民俗风情，直到今天仍散发着无穷魅力，影响着运河沿岸的发展。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标识的大运河，到底承载着中华民族怎样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呢？
千百年来，大运河穿越历史，日夜奔流，流淌至今，恰如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奔涌向前，业已成为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重要文化载体。
从地缘维度看，大运河是欧亚文化交流的大通道
中国多数河流走向是自东向西的，而大运河从北向南纵贯而下，连同其支流长度达到3000多公里，堪称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
中国自古有大禹治水的传说，而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整治河道约在4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中国大运河开凿至今已有2500多年，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人工河，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包括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在内的世界十大著名运河加起来，总长度也远不及中国大运河。
大运河流经六个省份，是构成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相连的水利大动脉。这条奔流千年的大河，涉及长江与黄河这两个中国古代文化、文明的核心地区，连接着夏文化、商文化、楚文化、燕文化、齐鲁文化等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区域，是古代人类生活集中、文化遗址密集的地区。大运河不仅是一条河，它催生无数城市崛起，改善沿岸百姓生活，造就悠远民俗风情，是中国历史上南粮北运、商旅交通、军资调配、水利灌溉等用途的生命线，是一个涉及交通、水利、地理、历史、生态等诸多方面的文化长廊。
中华文明是在“河流”中孕育和发展的。中国地处亚欧大陆的东端，形成一个半封闭的地理单元，使得中华民族的先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中华大地上的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河巨川的主干和支流，又把东南西北中的族类连在一起，经过不断地演进发展成为五大文化带：黄河文化带、长江文化带、珠江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和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形成相对较晚，但它是从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中生长出来的，汇聚了其他文化带的精华，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
2021年10月，国家文物局公布“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与大运河文化带关联的文化遗址有北京周口店遗址、浙江浦江上山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北京琉璃河遗址、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山东曲阜鲁国故城、河南洛阳东周王城遗址、陕西西安丰镐遗址、河南汉魏洛阳城遗址、河南隋唐洛阳城遗址、陕西唐大明宫遗址、浙江杭州南宋临安城遗址及官窑遗址、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广东“南海1号”沉船、北京明定陵、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窑址等21处。这反映了大运河文化带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国早期国家诞生、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等过程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从地缘维度看，大运河文化带直接沟通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欧亚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推动着人类文明交流，直接影响着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两千多年来，大运河文化带一直是个动态的开放系统，内部和外部循环流动、交流，成为调节和平衡中国东西南北社会经济文化差异的大动脉。正如汤因比所言，它“确保古老中华文明五千年未曾断裂”，成为支撑着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的基本因子和战略资源，构成人类多元化的中国文化景观，成为一条承载家国兴衰的“命运之河”。
有些中外学者认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不应是长安，而应当延伸到日本，这也反证了作为东西经济文化交流媒介的国际通道的东移，正是唐代以来依靠大运河来实现的。
唐朝后期以至于宋，阿拉伯人立足于两河流域的古驿路和地中海，将“丝绸之路”与海上交通在西方的两个终点连结起来，并且延伸到了北非、欧洲。中国人则依靠运河来沟通自然水系，使横贯亚洲大陆和海洋的古代交通路线在东方的终点闭合而延伸。尤其是亚洲内陆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传统的陆路交通难以畅通，而使海上运输日益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渠道后，大运河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更加彰显。
隋及唐初，朝鲜半岛新罗人入唐的一条主要路线即沿山东、苏北海岸南下，至楚州涟水县入淮河，达于楚州(今淮安)，然后入运河西去汴、洛，或南下江淮。由于楚州为运河西去或南下的交点， 来往唐朝的新罗人多走此路线。日本前后派遣了19批遣唐使，其中16次成行，均涉及运河通道。
值得关注的是以广州为基点的海上商路。隋唐时期，由于大运河的开通，广州已成为亚洲国家乃至北非、欧洲诸国货物的集散地。而这些舶来的货物发往洛阳、长安或转销日本、新罗，大运河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大批波斯、大食人的到来，西亚的宗教和文化也传到中国。创始于波斯的摩尼教，逐渐流行于中亚、西域诸国，此后东渐传入唐朝。同时，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等也源源不断地运销西亚、北非、欧洲等地。
今天，大运河文化带已经成为“一带一路”重要标识，融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进程。
从政治维度看，大运河牵系着“天下中国”
大运河最早从江苏开凿，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执剑开凿邗沟的那一刻，正是长江下游文明逐步加快融入中华文明核心文化圈的历史时刻。
中国不同于西方“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政治传统，从商周文字记载开始，天下便归属于一统的“中国”，并演化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世界观。春秋战国时，“中国”的边界不仅在地理上，也在文化上；“中国”的政权不在说客的言辞中，而在青铜剑锋等硬实力上。当中原诸侯争霸接近尾声时，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发展，雄霸了东南。
吴国夫差为了北上攻打齐国，在公元前486年开挖了邗沟。这是南北大运河建设的发端。公元前482年，吴国为了北上与晋国争霸，进一步开挖通向西北的水道。这条运河开在菏水故道上，通过淮河、泗水，沟通济水，直达今豫北地区。此外，夫差还利用长江三角洲天然便利的河湖港汊，疏通了由苏州经无锡、常州，北入长江到扬州的“古故水道”，与邗沟相连。水系相连，加速中原文化拓展到黄淮江汉，形成一个共同体的坚实核心。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出于政治的需要“南巡”江南，在镇江安排3000人开凿京口至丹阳的曲阿河(今江南运河镇江段) 以通航。西汉初期，吴王刘濞开茱萸沟取东海渔盐之利。东汉末，广陵太守陈登为邗沟改道。到了秦汉时代，“中国共同体”终于奠定。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东吴岑昏受孙权之命整治江南运河，均吸取航运和灌溉之利。晋谢氏叔侄谢安、谢玄则疏浚苏北运河并筑邵伯埭蓄水利航。虽然这个时期经历变乱，南北分裂，外族进入，但包括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各个族群，却在中国共同体中实现了“人种大融合”。
隋统一全国，结束长期分裂割据，需要加强对南方的统治。炀帝于大业六年(610年)动用数百万民工，从洛阳开凿南通余杭、北抵涿郡的南北大运河，全程2700公里，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文明连接为一个整体。
唐王朝建都长安，当时的长安城是一座世界性的大都会，具有百万人口。比之前期，大唐王朝更需要大运河为其漕运服务，此后又开伊娄河、广济渠工程。
隋唐时代，新的大一统王朝吸收了南北两方的新成分，又一次开启了具有“天下”格局的“中国共同体”。这是一个庞大的自信疆域，在北方、西方都没有长城和边塞，成为一个开放的领土，进而形成一个开放的天下秩序，有极大的弹性和包容性。
此时，览神州大地，岭南百州之物，滇黔巴蜀之产，齐鲁燕赵之货，东方渔盐之利， 皆水陆相济，周流不息，莫不相通。大唐盛世出现了。
北宋建立之后，以运河交汇之地开封为都城，又进一步开凿新河，疏浚旧河道，开创了漕运的鼎盛时期。宋室南渡之后，宋金以淮河为界，南北对峙，造成大运河南北断航，可是宋金各自对大运河的利用和治理却并未停歇。这时的宋代，四周同时存在几个政权体制。从更遥远的“他者”和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辽、西夏、金与宋都是古代西亚人眼中的“桃花石”。当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经由陆路和海路进入红海与波斯湾，那里的人们并不在意遥远的东方是几个中国，或是几个“桃花石”。一个强大的文化中国依然在持续发展。
元灭宋后建都大都(北京)，为取得江南财富而改造运河，使大运河从北京开始由河北入山东经江苏直达浙江杭州，大大缩短了航程，并把钱塘江、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这 六大水系一脉贯穿，“中国共同体”得以强化。
清王朝继承元明两代的治河成果。康熙关心大运河远胜前代帝王，在平定三藩之后，六次“南巡”都为黄河、运河而来。
由此可见，中国大运河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生命线，也是中国天下一统的生命线。历史地看，吴王夫差、隋炀帝、元世祖、清康熙等对大运河的开凿、截直和改造，不仅仅是加强统治的偶然举动，也是确保中国“天下一统”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自觉。
从文化维度看，大运河滋养着中华文脉
流淌不息的千年运河，哺育和造就了一批批光耀千秋的历史名人。他们或文或武，执剑轻扬在诗情画意的江湖，驽马奔腾在热血沸腾的战场。先秦时期，代表者有泰伯、伍子胥、夫差、勾践、范蠡等人。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尤为突出的是运河沿岸出身的刘向、刘歆父子。刘向编成了中国第一本目录著作《别录》。范晔长期在江南生活，著成《后汉书》纪传九十篇。还有记述士大夫言行的《世说新语》，是由京口(今镇江)人刘义庆所作。东晋画家顾恺之，出生于运河边的无锡，现尚存摹本《女史箴图》。还有书法大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们生长、活跃在运河地区，两人工于草隶，书法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独创新体。此外，化学家魏伯阳、医学家华佗、数学家祖冲之等，或生于运河边上，或活动于运河地区，都享有学术盛誉。这一时期的民歌，以吴歌最为著名，大部分保留在《乐府诗集》与《清商辞曲》里。运河地区还产生了一些著名的乐曲，如感人心魄的绝曲《广陵散》。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以后流传各地，尤其是沿河地区洛阳白马寺、永宁寺等传播更为迅速。东汉晚期，下邳国的严浮调师从安息(今伊朗) 僧侣安世高，学习佛经，从事佛经的翻译。安世高本人也到运河旁的丹阳等地宣传佛教。
唐代诗歌名扬天下，诗人大都在运河一线留下过深深的足迹，写下过无数优美诗篇。如义乌(今属浙江)人骆宾王，为初唐“四杰”之一，其所作《扬州看竞渡序》，反映出了扬州江津竞渡的盛况。太原人王昌龄，被称为“诗家夫子”，其《客广陵》《宿京口期慎虚不至》等作于扬州和润州。襄阳人孟浩然有作品《宿扬子津宿润州长山刘隐士》《扬子津望京口》等，说明其到过扬州。著名的大诗人李白，常与江南吴筠、贺知章等人约诗酒之会，其《淮海对雪赠傅霭》《题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贲》《留别 广陵诸公》等，都是游历江淮时的作品。
汴京在北宋时是人文精华的荟萃之地。大文学家秦少游、陆游、范仲淹、范成大等一大批士大夫，对当地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两宋诸科状元共114人，其中出自运河沿岸州郡者就达35人。两宋宰相共133人，出自运河沿岸州郡者达36人。
元代大都地区涌现出一批文化名人。有诗人耶律楚材，书法家鲜于枢，戏剧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等人。尼泊尔人阿尼哥，早年曾拜藏传佛教高僧八思巴为师。后受到忽必烈的赏识，遂留在大都，主持建造了大都城中最宏伟的藏式佛塔白塔寺大白塔。
明朝中期以后思想领域流行的是王守仁的“心学”。明朝运河地区流行的是王守仁的弟子王艮所创的泰州学派。明清时期官修集大成之文献，其中最有名的是《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抄写七部，有五部放置于运河边上的藏书楼(北京文渊阁、文源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中。四大名著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吴承恩的《西游记》、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金瓶梅》《儒林外史》《桃花扇》都是产生于运河文化带的作品。明代中叶，苏州出现了“明四家”，即画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在绘画艺术上各有千秋。乾隆时更有 “扬州八怪”这一流派的出现。其中郑燮，号板桥，善写兰竹，时人称其诗、书、画为“三绝”。
明清时代运河地区科学技术水平比过去有较大提高，航海天文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吴兴人茅元仪所编的《武备志》中绘有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航海图，介绍了测量星辰地平高度的方法牵星术。明清航海地理学是随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而发展起来的。郑和从永乐三年(1405) 至宣德八年(1433) 率庞大舰队在太平洋、印度洋远航七次，最远到达东非。
《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记载了从1840年到1949年的近现代人物，其中出生在京杭运河沿岸城镇、在民国年间又有较大影响的人物有832人。出生在江南运河沿岸城镇的各类人才占73.2％，其中苏、锡、常及杭州四地即过半数，占54.6％。《辞海》(1989年版)选登了出生在运河沿岸城市并在民国时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112人，江南运河沿线各城市占62.5％，其中苏、锡、常、杭四市即占53.6％。周恩来、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秦邦宪，叶圣陶、朱自清、老舍、夏衍、梁实秋、郭绍虞、钱钟书，傅斯年、顾颉刚、吕思勉、钱穆、谭其骧、唐兰、唐文治、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孟宪承、吴贻芳，等等，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中国大运河，流淌的是中华文化，传承的是中华文脉。
念兹在兹，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心系大运河。2017年，他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2020年，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列入“十四五”规划建议。此后，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被定位为“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标识、凝聚中国力量的共同精神家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文化体验空间”，大运河的保护传承由此进入新阶段。
参考文献：
1、陈壁显主编《中国大运河史》，中华书局 2001年版。
2、俞孔坚等著：《京杭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王春法主编《舟楫千里：大运河文化展》，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社2020年版。
来源：中国大运河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