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想当官的国家无法强盛！

19世纪后期，“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提出了这一主张，剑锋直指日本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誓要让民主启蒙之光照亮日本。

然而在日本大力宣扬独立自由的他，对其他国家却毫不留情，堪称推动日本实行武力扩张的“理论导师”。

那么身无一官半职的他凭什么能对日本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

很多国家都会把对本国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印在纸币上以示尊崇，例如美元上的美国国父华盛顿、英镑上的历代英国国王等等。

然而到了日本这里，最大面额的一万日元纸币上，印的既不是哪位天皇，也不是某任首相，反而是终生没有挂过一官半职的福泽谕吉。

如此殊荣足以证明福泽谕吉在日本历史上的重要性，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在19世纪后期对日本思想启蒙作出的重要贡献。

彼时的日本虽然完成了明治维新，但以封建等级制为特征的意识形态仍占主导地位，士农工商四个社会等级之间壁垒分明。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发展，让原本处于最末等的商人阶层富了起来。

反倒是一直享受顶层待遇的武士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因国家变革而愈发尴尬。

这种金钱与权力之间的分配不平衡，导致日本社会矛盾日渐尖锐，严重阻碍了日本的资本主义进程。

因此当时有见识的日本人都在探索革新之法。

恰在此时，多次出访欧美的福泽谕吉见识到了，完成民主化改革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何等强盛。

两相对比，要让民主启蒙思想在日本落地生根的想法，在福泽谕吉心里愈演愈烈，在这种想法的指引下，大名鼎鼎的《劝学篇》应运而生。

1872年，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以一句“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震撼了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让无数深受等级桎梏的人看到了摆脱枷锁的曙光。

说得直白些，福泽谕吉这是直接撕下了日本人自出生起就被打上的阶级标签，把所有人重新摆到了平等的位置上，直击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严苛等级观念。

随之而来的是，很多有识之士在他的带动下，主动了解并接纳了西方民主思想，日本的思想解放运动由此走上了正轨。

可以说，日本之所以能成为最早一批完成思想启蒙的亚洲国家，与福泽谕吉的先见之明脱不开关系。

也正是得益于对自由民主思想的深刻理解，福泽谕吉提出了“人人都想当官的国家无法强盛”的观点。

那么国家强盛与人人都想当官究竟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自幼受儒学熏陶，长大后却宣扬背弃儒家“学而优则仕”的西方民主思想，福泽谕吉为何有魄力做出如此“违背祖宗”的决定？

众所周知，日本作为东亚文化圈里的一员，近代以前受中华文化影响颇深，儒家文化更是被他们学了个彻底。

因此“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一直被奉为圭臬。

因为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中国古代一样，这是底层寒士实现阶级跨越的重要途径。

然而，到了福泽谕吉这里，若是人人都把步入仕途当成人生理想，反倒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因素。

首先要说明的是，福泽谕吉其实也是在传统儒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父母尊长给他灌输最多的就是儒教观念。

然而读遍儒家经典、通晓古今儒道的福泽谕吉，见识过欧美的繁华后却开始批判甚至“咒骂”儒家，直言日本要迈向文明，就不能再做儒教的“精神奴隶”。

其实福泽谕吉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也不能算他数典忘祖，毕竟随着儒学在日本的僵化，社会早已背离了儒学最初倡导的“仁义礼智信”。

具体来说，出生于低阶士族家庭的福泽谕吉，在学校亲身体会到的是来自上层士族子弟的蔑视欺压，在家里最常听到的则是父亲因身份限制怀才难遇的声声叹息。

学的是儒教的治世明经，看到的却是僵化死板的“三纲五常”。

这种“学难致用”的矛盾，导致福泽谕吉少年时经常内心苦闷，但又深感无力挣脱。

直到成年后游历西方，接触到了欧美资本主义强国“天赋人权”之类的民主思想以后，福泽谕吉才终于看到了出路。

西方倡导的人人平等、独立自由等民主思想，让福泽谕吉明白儒教名位不该是他的追求，尽力让日本国民挣脱等级束缚、迎来精神新生才是他该奋斗的方向。

在汲取西方民主养分的过程中，福泽谕吉进一步认识到，日本人对高官厚禄的渴望并非源于经世济民之心，反而不是出于一己之私，就是在儒教指导下盲目求官。

这种氛围不但不能让日本社会进步，而且还会限制个人的独立发展，把大家都困在既定的老路上，最后只会走向他父亲那样怀才不遇、含恨而终的结局。

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不让更多有识之士被儒教扼杀，福泽谕吉才会提炼出“人人都想当官的国家无法强盛”的观点，引导大家追求自己真正想实现的人生理想。

福泽谕吉自己更是树立起了榜样，专心于著书立言、宣扬民主，终生都没有步入仕途，成了日本人人敬仰的思想家、教育家。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福泽谕吉在日本虽然是开民主启蒙之先河的人物，但面对其他国家时，他却只能算是个无情的“刽子手”，这是怎么回事呢？

福泽谕吉终生不挂一官半职，却成为了日本发起侵略战争的“理论导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箱弹药！”

1878年，福泽谕吉在他的《通俗国权论》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字里行间对武力的崇拜溢于言表。

此时距离他在《劝学篇》中写下“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才过去了六年而已，他甚至还在逐步完善这部1880年才正式出版的民主思想论著。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福泽谕吉并非从民主人士转向了民族主义阵营，而是他本来就是一边宣扬西方的民主，一边高举有利于日本的民族主义旗帜。

换言之在福泽谕吉看来，只有日本和比日本强的国家的国民才具有民主权利，其他贫弱国家的人权问题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为了让日本实现扩张的美梦，贫弱国家的生死存亡更是不值一提，这就是典型的侵略者思维。

被福泽谕吉划分在可侵略国家之列的典型当属中国，为了让日本政府实现领土扩张之野心，他甚至专门提出了“武力侵华策”。

至于福泽谕吉选定中国的原因，无外乎当时临近日本的中国虽地大物博却尚未摆脱封建束缚，若日本在中国弱势之时趁虚而入，能攫取的利益绝对不容小觑。

因此福泽谕吉虽然死在了日本全面侵华之前，但他却以思想家的身份，为日本军国主义后续的疯狂侵略行为奠定了理论基础。

归根到底，福泽谕吉的确是日本赫赫有名的启蒙思想家，但他的“国权扩张论”却遗害不浅，这注定了他的声名只能局限在日本之内。

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因他的武力扩张思想饱受欺凌的国家，不把他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就不错了，根本谈不上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