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分高下，也决生死，刘邦和项羽正进行着最后的较量。
公元前202年，刘邦听从张良与陈平的建议，撕毁此前与项羽达成的“鸿沟和议”，并集中三路汉军将其残部包围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史称“垓下之围”。尽管身陷重围，兵少食尽，但项羽的楚军仍作困兽犹斗之状，拒不投降。一时间，给兵力占优的汉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为此，汉军使了个攻心的损招，连夜派人围着楚军营地高唱楚地民歌。
听到歌声的楚军士卒误以为楚地尽皆落入汉军之手，顿时士气涣散，无心再战。见此情况，项羽深知大势已去，便亲率八百骑突围。
途中，项羽又遭遇了田父欺骗而损兵折将，逃至乌江边时，身边仅剩二十八骑。此时的西楚霸王已然是穷途末路。乌江亭长驾船来接，项羽却拒绝渡江，率领残部向汉军追兵发起了自杀式反击。不多时，楚军骑兵全部阵亡，项羽也身负重伤，无力回天。
▲乌江之畔，项羽走投无路。图源：影视剧照
在激战中，项羽看到了旧相识——汉军骑兵司马吕马童，便朝他喊道：
“我听说汉王（刘邦）悬赏千金，用食邑万户的价码来求购我的人头。现在，就让我帮你成全这一桩好事！”（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
说罢，项羽拔剑自刎，汉军诸将冲上前去分尸邀功。一代枭雄悲壮落幕。
楚汉之争结束后，历史赋予刘邦的使命已悄然转变。他在山东定陶举行登基大典，正式建立起一个以“汉”为国号的统一政权。
此时，华夏大地刚从战火中走出来，百废待兴。如何去建设一个国家，便成了刘邦接下来要面对的首要问题。而草莽出身、仅做过泗水亭长的的刘邦，从政治国的经验聊胜于无。因此，他需要为自己创建的汉帝国寻求一批“百年大计”顶层设计师。
不多时，一个叫“娄敬”的戍边小卒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之中。此人的献策，将影响汉朝数百年之久。
汉朝初创，当务之急是为这个新生政权择定一个都城。
古往今来，都城选址都事关王朝兴衰和百年大计，对此，开国之君们必须慎之又慎。一开始，刘邦把目光投向洛阳。
洛阳，西周时期周王室的陪都。犬戎之乱（前771）后，周平王被迫东迁，洛阳由副转正，此后一直作为东周王室的都城。即便后来周室衰微，洛阳依旧是天下诸侯公认的京畿之地。况且，居天下之中的洛阳受秦末战火波及较小，宫室相对完好，这对于百废待兴的汉朝而言，无疑是一个最经济省钱的选择。
于是，刘邦派人修缮洛阳宫室，准备入住。此时，一个叫做娄敬的戍边之卒路过洛阳，想要面见刘邦。
当时的娄敬不过是一戍卒，求见贵为九五至尊的皇帝，简直是非分之想。但娄敬自有办法，他找到同为齐人的老乡虞将军帮忙。虞将军虽然答应代为引见，但看着娄敬衣着寒酸的样子，就表示你穿这身行头去见皇帝不合适，让他换一身干净点的行头。
娄敬婉拒了，说自己平时穿什么，现在就穿什么去见皇帝。（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不敢易衣。）
通过虞将军的搭桥牵线，娄敬和刘邦这两个有着云壤之别的人物得以相见。
▲娄敬与汉高祖刘邦会面。图源：影视剧照
娄敬一见到刘邦，就问道：“陛下定都洛阳，是不是想跟当年的周朝比个高低？”
刘邦点头。
但娄敬话锋一转，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人家周朝是“积德累善”，靠诸侯们的拥戴灭商以代之，所以才定都天下之中的洛阳，以便联系各路诸侯。而陛下是“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凭借武力征服夺得了天下，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刘邦一听，觉得娄敬说得挺有道理。更让刘邦动心的，是娄敬在否定洛阳之后，又拿出了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
“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他告诉刘邦，只要占据了富饶的关中，即便是函谷关以东之地全部丢失，依旧还有翻盘的机会。
当然，在那个时代能持这一远见者，并非只有娄敬一人。早在秦灭之时（前206），项羽打算回彭城（今江苏徐州）建都，谋士韩生就建议项羽，称“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肥饶，可都以伯（霸）”。但项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俨然一副暴发户心态，执意要衣锦还乡，好让江东父老瞧瞧自己功成名就的样子。韩生很无奈，私下对人说：“人谓楚人沐猴而冠，果然。”言外之意，项羽这人目光短浅，不足与谋。怎料，这句牢骚话不慎传扬出去，项羽听闻后大怒，将韩生处死。
随着韩生被杀和项羽定都彭城，历史将据有关中、王霸天下的机遇转让给了刘邦。
娄敬的话固然有理有据，但刘邦还是犹豫不决，便将定都一事进行公议，广泛征求意见。然而，大汉朝堂上的声音却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定都洛阳。群臣明面上的理由很简单，也很迷信——周朝定都洛阳，国祚延续数百年；而秦朝定都关中，撑不过两代就灭亡了。实际上，刘邦的朝廷班底绝大多数是关东之人，这些丰沛子弟之所以坚持洛阳方案，只不过是私心作祟，不愿离家乡太远罢了。
秦朝二世而亡，刘邦确实亲身目睹，但他还是拿不定主意。关键时刻，张良站出来支持娄敬：
“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
张良是与萧何、韩信齐名的“汉初三杰”之一。作为刘邦身边的顶级谋士，他的建议通常含金量很高，很有说服力。张良的表态，最终让刘邦力排众议，打定主意放弃洛阳，当天就迫不及待地赶往关中。
而娄敬因建言有功，被刘邦免除了戍边之役，破格提拔为郎中，封为奉春君，同时赐予国姓，史书后来也将其称为“刘敬”。
▲娄敬“定都关中”的建言，是西汉定都长安的发端。图源：影视剧照
对于汉朝定都长安这件事，清朝人高嵣在《史记钞》里给予了高度评价：“刘（娄）敬建都关中议，自具卓识，留侯张良赞之，高帝纳之，遂定汉家四百年之基。”这一论断，在西汉的两场动乱中得到了验证。
楚汉争霸期间，刘邦为了拉拢各地军事头目合力对付项羽，曾答应重新裂土封侯，汉初便有了韩信、彭越、英布、张耳、臧荼、吴芮、韩王信等七个异姓诸侯王。后来，刘邦与这七大诸侯因为中央集权问题，矛盾越来越尖锐，遂有了剪除异姓诸侯王的念头。一些诸侯王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先后起兵造反，但刘邦依靠关中根据地的钱粮兵马，最终将这些起兵叛乱的诸侯王镇压下去。
到了公元前155年，刘邦之孙、汉景帝刘启采用晁错的《削藩策》，引起关东刘姓诸侯王们的不满，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刘姓封王以"清君侧"为名，挑起了“七国之乱”。尽管叛军声势浩大，驰骋关东，却始终未能进入关中地区。而汉景帝只用三个月时间就平息了这场叛乱。
长安所在的关中，作为西汉稳定的大后方，对这两场动乱的平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娄敬定都关中的提议，自西汉起，在后世多个朝代得到了延续。直到公元904年，唐朝节度使朱温命人拆毁长安城，强迁唐廷至洛阳后，“都长安，定天下”才成为历史。
历史从来都不是单线发展的，中原楚汉相争之际，北方草原上的匈奴正在复兴。
战国末期，赵国边将李牧曾在一战中斩杀匈奴十余万人。秦朝建立后，蒙恬率军三十万“却匈奴七百里”，并夺取了“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伊盟一带）。在中原政权的几番强势打击之下，头曼单于治下的匈奴遭受重创，无力南下袭扰中原。
匈奴再度崛起，是在冒顿单于手里完成的。
冒顿是头曼单于的长子。但自打小儿子出生后，头曼单于逐渐有了废储立幼之念，便假意派冒顿到月氏国充当人质，事后又攻打月氏国，企图借刀杀人。怎料，冒顿成功逃回匈奴，并在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在一次狩猎活动中，冒顿以响箭为号，命令亲兵将父亲头曼单于射死于猎场，随后自立为新一任单于。
▲《汉武大帝》鸣镝弑父的伊稚斜，原型是冒顿单于。图源：影视剧照
冒顿继位后，大肆清洗反对派，又故意示弱，迷惑东胡并攻占其国，后来又击退月氏国，兼并楼烦、白羊等部落，并趁楚汉相争之际，重新占据了当年蒙恬所收复的河套地区。此后，匈奴进入鼎盛时期，史载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匈奴崛起，汉朝初立，双方之间的摩擦随着韩王信的叛变而事态升级。
西汉初年，刘邦为了外御匈奴，内制诸侯，就将素来勇武的韩王信（并非名将韩信）改封到代，管辖太原郡，坐镇马邑（今山西朔州）守御汉朝北部边疆。公元前201年，匈奴人再度南下，与韩王信战于马邑。韩王信不敌，投降了冒顿，转头便成为带路党，与匈奴联手对抗汉朝。收到叛变消息的刘邦勃然大怒，亲率三十万大军前往征讨。
战前，刘邦派人探听匈奴虚实。探子们回来后口风一致，都说自己见到的匈奴兵马不过是一些老弱之辈，可以放心攻打。事实上，匈奴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早已经“匿其壮士肥牛马”，提前对汉朝进行战略欺骗。刘邦不放心，又派娄敬以使者的名义前往匈奴刺探军情。
怎料，娄敬一去，许久未归。刘邦按捺不住，直接率军出发，却在半路遇上了归来的娄敬。
这时，娄敬说出了自己的疑惑和判断：“两国交战，按理说这时候双方应该展示出自己最强大的一面以壮军威。但是当我到了匈奴人那里，只看到一些瘦弱的牲畜和士兵，这一定是冒顿在故意示弱，为出奇兵设伏做准备，我认为此时攻打匈奴甚为不妥。”希望刘邦及时勒兵，避免以身犯险。
但刘邦顿时大怒：“你这个齐地的混蛋，靠嘴皮子谋得一官半职，现在居然想凭三言两语扰乱我军军心，该当何罪？”（齐虏！以舌得官，乃今妄言沮吾军！）
愤怒让刘邦失去了理智，一改往日从谏如流的姿态，即刻命人给娄敬套上枷锁，关到了广武城（今山西代县南），等自己得胜归来再行发落。
事实证明，娄敬对于匈奴的预判是对的。
▲刘邦被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山，史称“白登之围”。图源：影视剧照
冒顿是一个惯于使用示弱伎俩麻痹敌人的对手。公元前200年，在刘邦进军平城（今山西大同）时，冒顿假意败退，徐徐诱敌深入，最终将刘邦围困在了白登山。幸得谋士陈平前往贿赂冒顿的阏氏（即匈奴单于的正妻），向冒顿吹枕边风；同时，原定前来会合的王黄、赵利等韩王信旧部也迟迟不见到来，冒顿深感一口气吃不下刘邦和汉廷，索性做了个顺水人情，网开一面放刘邦离去。
刘邦脱困后，第一时间赶往广武城释放了娄敬，诚恳地道歉：“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
经此一事，娄敬被封为建信侯，食邑两千户。
白登之围后，冒顿自恃兵锋正盛，屡屡南下中原劫掠人口财富。刘邦对此无可奈何，他深知汉朝此时的军事实力尚不足与匈奴抗衡，当务之急是尽快与这个北境强敌实现和平相处，为中原的休养生息争取时间。
鉴于娄敬此前对匈奴军情的精准判断，刘邦特意向他请教对策。娄敬说，天下刚刚平定，汉廷目前没有能力抵御匈奴；况且匈奴人向来崇尚武力，用讲道理的办法也难以说服匈奴人退兵。
接着，娄敬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富有远见的构想：
“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陛下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辨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可无战以渐臣也。”
简单来说，娄敬的战略设想就是通过和亲，在匈奴中央培养出亲汉的新一代单于，将汉匈关系由敌人转化为亲人，利用血缘亲情消弭对立。同时再派能言善辩之士在匈奴宣传中原地区的传统观念和习俗，潜移默化，同化匈奴，最终达到不发动战争而使匈奴臣服的目的。
也许是担心刘邦舍不得孩子，娄敬还专门提醒他：“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知，不肯贵近，无益也。”和亲一事，不能造假，要派一个真公主去才能见效。
听到娄敬建议派鲁元公主去和亲，在政治面前素来淡漠亲情的刘邦，毫不犹豫地说了一声“好”，便接受了这个提议。
刘邦对亲生儿女情感上的淡漠，早在楚汉争霸期间便已如此。公元前205年，刘邦和项羽之间爆发了彭城之战。当时，刘邦将兵56万，却被项羽的3万精锐全面击溃，史载楚军此战“杀汉卒十余万人”。彭城惨败让刘邦狼狈不堪，一度到了携家带口逃命的境地。怎奈，楚军的骑兵紧追不舍。为给马车减负，刘邦心一横，连续三次将自己的一双儿女（即后来的汉惠帝刘盈和鲁元公主）扔下车，自顾逃命。好在驾车的夏侯婴于心不忍，每次都违命停车救人，两个孩子才免于被弃，得以保全。
这一次，若不是皇后吕雉苦苦哀求，鲁元公主恐怕又将成为父亲政治场上的一件牺牲品。
当听到刘邦要拿亲生女儿去跟匈奴人讨换和平时，吕雉顿时痛哭不已，并质问刘邦：“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你怎么能忍心将她抛弃，嫁给匈奴人？”（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
然而，和亲是形势所迫，刘邦只好另选宗室女（另一说是宫人子女）代替鲁元公主出嫁，并于公元前198年，由首倡和亲的娄敬带队护送至匈奴完婚。很多时候，史书只会记录政权之间的宏大叙事，却鲜有提及这些被迫和亲女子身不由己的苦楚与心酸。
▲被迫和亲远嫁的中原女性。图源：影视剧照
汉匈和亲后，冒顿对汉朝北境的侵扰虽仍时有发生，但已不如往日那般严重。
此后，和亲成为西汉初期的一项基本国策，每当有新单于继位，汉朝便遣送汉地女子前往草原和亲睦邻，再续汉匈和平。直到多年之后，刘邦的曾孙、汉武帝刘彻倾全国之力，任用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对匈奴发起了长达十余年的大规模反击。自此，汉朝的和亲政策才从“屈辱求和”向“结盟联谊”转变。
娄敬率领送亲队伍出塞，带着和平归来。途中，他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当初建言刘邦定都长安时，娄敬是从御内的角度来考虑的，重点是应对国内随时可能发生的变乱，却忽视了长安位置过于偏西。
在向刘邦汇报工作时，娄敬表示：“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简单来说，汉朝都城长安离汉匈边境太近了。
但建都长安一事已经板上钉钉了，只能另谋破局之法。经过考察，娄敬发现，关中虽有沃土，但因秦末战火的缘故，眼下缺少老百姓耕种。在古代农业社会，人口与粮食是军事最重要的基础，若想增强京畿地区防务，最好的办法就是充实人口。
靠生育滋生人口见效慢，远不及移民快速有效。娄敬便向刘邦提了个建议：“徙六国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在他的设想中，将关东豪强、贵胄移居关中，充实京畿地区人口，不但能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而且还能为汉朝军队积蓄兵力，以应对不测。
娄敬之所以将徙民范围圈定在六国遗胄身上，因为在他们身上潜藏着不安定因素。秦灭六国时，并未对这些人进行有效的约束改造，以至于秦末时期，以项羽为代表的六国旧贵族纷纷扛起反秦大旗，加速了秦朝的灭亡。这些心念故国的人群散布于关东故土，对于新生的汉朝而言，同样是一种潜在的内患，需要被监视起来。
刘邦对此深表认同，于是，汉朝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开始了。史载，当年十一月，刘邦下令将包括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等五个齐、楚世家大族，以及部分豪强等十余万人口强行迁至关中，并“与利田宅”，使其可以在当地安居。
后来，娄敬的“强本弱末”之术还与汉代的徙陵制度相结合。在汉代，皇帝通常会在陵寝周边设置专门的陵邑，用于安置移民，盘活带动帝陵周边的社会经济，同时作为拱卫长安的卫星城。
娄敬与刘邦去世后，西汉“强本弱末”的政策仍在延续。直到公元前43年，汉元帝刘奭下令停止迁豪实陵，这场令关东人口大规模“机械式”西迁的运动才逐渐停止。
▲影响汉初国策的小人物娄敬。图源：影视剧照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娄敬此人也随着时光流逝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人们既不知其生于何年，亦不知其卒于何时。但在史家的笔下，这个戍卒出身的小人物，以自己的智谋，向刘邦献策，最终在汉朝国策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三笔，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
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重庆出版社，2021
朱士光：《论娄敬三策》，《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梁励：《娄敬与汉初政局》，《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李明姝：《刘敬与汉初立国》，《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汤其领：《汉高祖西都长安论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周振鹤：《东西徘徊与南北往复——中国历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晋文：《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发展与完善》，《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李大龙：《“用夏变夷”与西汉初期刘敬的“和亲”建议》，《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0年第3期
丁邦友：《试论西汉前期的“强本弱末”方略》，《理论学刊》，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