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执政时期的腐败，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国民党大员们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搞腐败，那就绝不只是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这8个字就能讲清楚的。他们所用之手段和方法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

本文用3个具体案例，讲述国军从中将、少将的大贪，到少校、上尉的小贪，来一一解析国民党政权从大陆败走台湾的真实原因。

“东进兵团”攻击塔山失败之后，1948年10月16日，蒋介石从沈阳乘专机飞来葫芦岛，在会议上大骂阙汉骞：

“你阙汉骞不是我的黄埔学生，你是蝗虫，应该枪毙！”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战争全战事》一书中，这样总结塔山阻击战：

“塔山之战，是国民党在辽沈战役中唯一的一个翻盘机会。侯镜如指挥的“东进兵团”和廖耀湘率领的“西进兵团”，若能够从东西两面增援锦州成功，辽沈战役的进程必定会出现另外一种走向……”

塔山不是山，它是锦西和高桥之间的北宁铁路上一个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小村庄。

但就是这么一个无险可守的小小村庄，却挡住了侯镜如指挥的国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的必经之路。整整6天5夜的战斗中，10余万人马的“东进兵团”愣是未能前进一步。

进攻塔山的国军有54军、新6军、62军、92军，以及独立第95师，一共9个师的部队。这其中就有阙汉骞54军的第8师、第198师、暂编第57师。

那么，众多打了败仗的将领中，蒋介石不点别人的名，为什么就偏偏指着阙汉骞的鼻子骂？

这里面是有原因的！

锦州战役开打前，54军的3个师分别驻防锦西、葫芦岛、兴城。

驻守兴城的是暂编第57师，该师在54军的3个师里属于另类，是由交通警察总队和伪军改建而来的一支杂牌部队。

暂编第57师驻防兴城构筑锦西防御工事的时候，师长朱茂榛伙同阙汉骞把修筑工事的钢筋水泥扣住不发，全都拿出去卖钱。

可想而知，这样子修出来的城防工事就是一盘“豆腐渣”。

“既然改变不了战局，倒不如把这些钢筋水泥换成钱，装进咱们自己的口袋里。”

朱茂榛就是这么明目张胆地向阙汉骞提出了建议。

1948年9月29日，东野对锦州西南的兴城发动攻击，东野的大炮那多厉害呀，守着“豆腐渣”工事的暂编第57师哪有还手之力，几个小时就迅速溃散。

一个团全灭，两个团仓皇逃窜，就连师部都被解放军一窝端掉，仅师长朱茂榛带着他的情妇、师部机要科的一名女上尉逃了出来。

但这算什么呀？比这更离谱的还在后面！

第54军开赴塔山之前，全军官兵已经4个月没有领过军饷了。

实际上，尽管此时国民政府财政窘迫，月不敷出，但对于出身土木系的54军，其每月的军费却从不拖欠，都是如期如数拨发到位的。

那么，54军官兵的军饷到哪里去了呢？

被军长阙汉骞挪用了！

此前，54军驻防的锦西大凌河北岸有不少日据时期留下来的冶炼厂、钢铁厂，此时因大战迫在眉睫，这些工厂已经停工停厂，正待命搬迁，以致库存的钢铁价格非常低，但交易仅限美元和黄金。

阙汉骞伙同参谋长杨中藩把官兵们的军饷换成金条，从这些钢厂购买了大量的钢铁，然后通过海军司令桂永清，用海军的运输舰运到天津和上海高价贩卖，赚了个盆满钵满。

“援锦计划”出台之后，54军被划入侯镜如的“东进兵团”。眼看要打大仗了，参谋长杨中藩建议阙汉骞，从赚到的钱里面拿出一些来补发这4个月拖欠的军饷，用以激励官兵士气。

但阙汉骞的格局却是极小，就连补发军饷都不能够做到一视同仁。

54军第8师和第198师，都是土木系的嫡系部队，更是54军的主力。因此，阙汉骞给这两个师发的饷是银圆。在通货膨胀，物价疯涨的当时，银圆还算坚挺。

而对于由交通警察总队和伪军改建而来的暂编第57师，阙汉骞发给这支杂牌部队的，却是一堆从早到晚不停贬值的金圆券。

这就过分了！

暂编第57师的官兵们很气愤，私底下嚷嚷着：“领不值钱的饷，就打不出力的仗。”

这样的事情肯定瞒不过保密局设在各地方站特务们的眼睛，消息很快就上达天听。

蒋介石指示严办，下令彻查。一查之下，惊到了，这案子办不下去了……

其一，阙汉骞在兴城从修建城防工事的物料中扣下来的钢筋水泥，还有挪用军饷在锦西大凌河廉价购买的钢材，都是通过海军司令桂永清的运输舰运到了上海和天津。

其二，在上海和天津帮助阙汉骞倒卖钢材的是扬子公司，而扬子公司的老板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孔令侃是孔祥熙和‌宋霭龄的长子，宋霭龄是宋美龄的大姐，是蒋介石的大姨子。

其三，扬子公司在天津帮助阙汉骞倒卖钢材，这其中又牵出了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35军军长郭景云。而陈长捷和郭景云都是“华北王”傅作义的爱将，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把兄弟。

阙汉骞贪墨案，竟然牵扯出这许多大人物，蒋介石自然要在心里好好掂量一番。

此时正是用人之际，无论是桂永清、陈长捷，还是郭景云，何况还连着傅作义和孔祥熙，再加上一个大姨子宋霭龄。蒋介石与哪一个都是不能轻易翻脸的，于是只好作罢。

末了，蒋介石只能在军事会议上，借着塔山之败的由头，对着阙汉骞狠狠敲打一番。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阙汉骞在澎湖防卫司令官任上主动辞职，也算平安落地。之后淡出军界，闭门不出，潜心念佛。

1972年11月11日，阙汉骞在台北病故，终年71岁，得享善终。

一部民国史，抛开1912年—1928年北洋政府时期，现在有不少人认为：从1928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国民政府的吏治还算“清明”，比起内战时期的贪污腐化，算是非常“廉洁”了。

果真如此吗？

答案是并非如此，国民党政权无论是政界还是军界，官员阶层贪污腐化早已积重难返，腐败问题层出不穷，从未停止过。

下面这段文字，是1942年抗战最最艰难的时刻，蒋介石‘关于强征壮丁，侵吞士兵军饷‘等等问题，发表的讲话。

1942年9月10日至11日，蒋介石在陕西召开“西安军事会议讲评”，他在会上说道：

“征兵冒名顶替之事，大家都知道这是由于社会不良和役政办理不善所致，但部队接兵官之舞弊，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比方我们部队驻老河口要派官长到四川去接兵，接兵官在四川并不领到足额新兵，沿途更放任新兵随便逃跑，或遇途中士兵发生疾病，更是任意丢弃不顾。

如此，即可省出伙食费用，归入他接兵官的私囊，等到行抵驻地老河口附近，为要归队复命起见，就拼命在其附近捉拉民众充数，以致发生张冠李戴，冒名顶替之事亦是不少。

更有新兵既系临时强拉而来，为要防其逃走，乃用绳索串缚，视同罪囚，这种现象，到处沿途可以看到。

前几天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作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

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莩，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官长枪毙在路旁，估计起来，从福建征来的一千新兵，到贵州收不到一百人。

这种情形，兵役署长知道不知道？现在军政部在贵州沿途都设有合作站，所派的站长干的什么事？”

全民抗战时期尚且如此，全面内战时期又会是怎样呢？

1948年9月，刚从陕西安康移驻湖北南漳、宜城的第79军98师，师部少校参谋赵益民奉命率师部特务连，前往贵州贵阳师管区接收新征兵员。

经二十余日，赵益民一行抵达贵阳点验壮丁，该批员额共计1083名。赵益民与贵阳师管区交接完毕后，次日即率部返程，一刻未作停留。

部队才出黔境，赵益民便命令将壮丁们的一日三餐改为一日一餐，更下令“对逃跑者只鸣枪，不追捕。”

由于该批壮丁大多是被贵阳师管区以暴力从民间强征硬掳，当兵并非自愿，又逢接兵部队“看管不严”，在“只鸣枪，不追捕”的情况下，还未行至湖南，便已脱逃了300余人。

再行数日进入湖南境内时，赵益民又以“形同饿莩，瘦弱不堪”为由，清退了其中200余名“不合格者”。

这样一来，原先1083名壮丁已不足500人。

对此，协助赵益民少校执行此次接兵任务的特务连连长周琦上尉很是不安，担心回到湖北无法向师部交差。

然而，赵益民不仅丝毫未见慌张，反倒镇定自若地安抚周琦“你只须配合我，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

再行数日，部队行至洞庭湖畔的岳阳县，眼见即将入鄂，赵益民少校命部队在此驻扎下来，令特务连连长周琦上尉率部在此地强掳壮丁，补足壮丁缺额。

仅仅一周时间，周琦上尉率特务连在岳阳市强掳壮丁500余人补足了人数，却也搞得整个岳阳县境乌烟瘴气，民怨沸腾。

人数补足了，但壮丁的姓名、年龄、籍贯却与接兵时的花名册对不上了，这却难不倒“久经战阵”的赵益民少校。

赵益民少校按图索骥，把花名册上所缺的500多员额的各自年龄，与在岳阳强掳的500余名刚抓来的壮丁一一比对，看着年纪大致差不多的，就把花名册上的名字一个一个的套在了这些人身上。

这样一来，新掳来的这些壮丁，就被赵益民少校强行改了名字。

尽管籍贯改不了，但战争年代到处都是流民，在岳阳所抓的这500多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省都有。

于是，在贵阳交接时，赵益民少校在贵阳师管区接兵花名册上签过字，画过押的1083名员额，大体上也就能够应付过去了。

而最后的关键，是怎样让这些人都能够尽快熟记“自己的名字”？

在洞庭湖畔的岳阳县城厢镇，赵益民少校对这批壮丁搞了一个为期3天的“岗前集训”。

特务连将这1083人编为90个班，每个班一半是从贵州带来的壮丁，另一半是从岳阳强掳的新丁。3天的“岗前集训”，科目就只有一个“队列点名”。

叫到谁的名字，如不马上答“到”并跑步出列，站在一旁的特务连老兵立马上前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如此3日下来，新丁们全都形成条件反射，个个都记熟了“自己的名字”。

这些壮丁大部分是文盲，既然不识字，那就叫“张三”也好，叫“李四”也行，名字也就成为了代号，“张三李四”和自己原来的名字“陈五赵六”也就没有了任何区别。

反正只要长官叫到新名字，答一声“到”就是了，这样才能不挨大嘴巴子。

如此一来，从贵州到湖北3000余里，为期一个半月的返程途中，花名册上所谓“1083名”壮丁们的伙食费不仅省出了一半，而且另一半伙食费也因为从一日三餐变为一日一餐，又省出了三分之二。

赵益民少校这一招确实高明，接这一趟兵，这1083名壮丁45天的伙食费，超过70%的款项都被赵益民少校和周琦上尉中饱私囊。

这样的招数，赵益民少校这么些年就没少干。早在抗战时期，当时还是少尉排长的他，就已经被其长官裹挟，数不清多少次参与过这样的事情了。

若论喝兵血而敛财，吃空饷而自肥，国军军官们的手段可谓奇思妙想，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赵益民不过是有样学样，依葫芦画瓢罢了。

但是，赵益民少校这一次的“惯常操作”却“不幸”撞到了枪口上。

由于该部在岳阳地区大肆强掳壮丁搞得民怨沸腾，长沙师管区将此事汇报给了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潜上将。

程潜与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向来不睦，听闻白崇禧辖下的部队竟然在湖南境内如此胡作非为，程潜一纸状告白崇禧的电报直接递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案件转回华中“剿总”，白崇禧命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陈明仁彻查此案。

与程潜同为湖南人的陈明仁一刻也不耽搁，立马亲自督办该案。案情本不复杂，又逢特务连长周琦上尉为减轻罪责，自首从宽，对赵益民“反戈一击”，武汉警备司令部据此很快便查明了真相。

1948年12月31日，新年前的最后一天，以贪污军饷为由，第79军第98师少校参谋赵益民、特务连上尉连长周琦被武汉警备司令部枪决于湖北武汉。

国民党军队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的痼疾由来已久，无论是龟鳖还是虾米，都有着各自的敛财方法和门路。这其中，有些“猛人”的野路子在事发后虽然骇人听闻，实际上却是普遍存在。

就从编制上说，且不说新编师、不说预备师，也不说补充师，就说暂编师吧，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暂编师有多少人？

8000人？10000人？

想多了，编制册上吃空饷的“假兵”至少占了4000人！

1941年12月，暂编第5师少将师长戴季韬平调第9战区桂郴师管区司令官，第20集团军参谋长郭汝瑰接任该师师长一职。

郭汝瑰久在中枢，对军中账册造假屡见不鲜，故在接任前仔细核查该师所有账目，以防前任留下的亏空，由自己来背锅。

就连久在国军高层目睹过千奇百怪贪腐案件的郭汝瑰，在核查中也不禁被前任师长戴季韬这个“猛人”的“发明创造”惊得一身冷汗。

虽然明知“吃空饷”在国民党军中盛行，但如戴季韬这样的肆无忌惮，郭汝瑰还是第一次领教。

暂编第5师全师在册员额7000余人，而实际人数仅有3000余人。

这中间相差4000人的空额，比实有人数还多出来1000来人，这一发现让郭汝瑰惊掉了下巴，不得不“佩服”戴季韬这位前任，这胆子不是一般的肥！

此时正值第三次长沙会战激战正酣之时，郭汝瑰担心一旦查处戴季韬贪污，可能会引发兵变，甚至发生投敌事件，故而没有向第9战区司令官薛岳举报此事。

最终，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直到郭汝瑰正式上任后，这才发现戴季韬不仅吃空饷，还侵吞军粮，他甚至还把划拨的被服、食盐等等军用物资拿去变卖，所得赃款全部被其与几个手下中饱私囊。

抗战胜利后，戴季韬于1946年9月在桂郴师管区司令官任上主动申请退役，携多年敛得的巨资投身商界，创办实业，之后成为一方巨贾。

1976年2月，戴季韬在长沙去世终年85岁，不仅善终，还得享高寿。

——以上所述，不仅仅是个例，而是国民党官场的普遍现象。这是国民党上层官僚体系大肆贪腐，军政大员们腐化堕落的真实写照！

满打满算，国民党这个建立不过30余年、执掌全国领导权不过20年的政权就能腐败堕落到如此地步，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腐朽必然灭亡，哪朝哪代都逃不过这一历史规律！

盟军中国战区第二任参谋长魏德迈将军，曾这样评价国民党及其军队：

“任何一个对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稍微了解一些的人，如果他是一位正直的人，面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全面腐败，他都会站到蒋先生的对立面去！”

原黄埔军校一期生，国民政府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晚年在黄埔同学聚会时痛心疾首地说道：

“老头子早年就是个一边从军，一边炒股的货色，党国当年培养出来的将领很多也是既当将军，又当商人。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军队，焉能不败？”

本文资料引自——

1、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2、秦孝仪编撰《蒋介石言论总集》

3、1946年，魏德迈呈送美国国务院的考察报告《魏德迈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