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赴重庆点名让陈龙保卫，破例送他名表，为何建国后三次被拒

1945年的重庆谈判，是国共两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当时，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虽然明知其中暗藏杀机，但为了民族大义，毛泽东依然决定前往。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名叫陈龙的将军被点名担任安保重任。作为东北抗联的老战士，陈龙不负重托，在重庆期间以超乎寻常的警觉与智慧，多次化解国民党的暗杀图谋。谈判结束后，毛泽东破例赠予他一块珍贵的名表以示嘉奖。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三次邀请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将军到北京工作，却都被他婉言谢绝。这位曾在最危急时刻守护党的最高领袖，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他拒绝的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从东北抗联到重庆谈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形势急转直下。时年二十一岁的陈龙正在牡丹江火车站担任东北军连长。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陈龙带领部下毅然脱离东北军，率部加入了抗日武装。

在团子山地区，陈龙率部与日军展开了多次激烈战斗。1933年冬天的一场遭遇战中，陈龙指挥部队巧妙利用地形优势，成功伏击了日军风岛联队。这次战斗不仅击毙了风岛大佐，还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一时震动了关东军司令部。

1934年春，陈龙在于李延禄、周保中等共产党人接触后，逐渐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同年夏天，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被任命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参谋长。在这一时期，陈龙开创了独特的游击战术，尤其擅长利用东北密林地形进行伏击作战。

1936年初，为提高抗联指挥员的军事素养，周保中向党组织推荐陈龙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在莫斯科期间，陈龙系统学习了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将自己的名字由刘汉兴改为陈龙。

1938年回国后，陈龙被调往延安，在中央党校和中央社会部工作。这段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为日后担任重庆谈判的安保工作奠定了基础。

1945年8月，当毛泽东决定赴重庆谈判时，中央军委为挑选警卫人选多次商议。康生和李克农提出了多个人选，但都未获得毛泽东的认可。直到毛泽东点名要陈龙担任此次安保工作的负责人。

出发前，李克农特意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把左轮手枪交给陈龙。这把手枪不仅是一件防身武器，更是对陈龙的信任和嘱托。在与朱德、刘少奇告别时，陈龙庄重承诺：＂保卫主席安全，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

为完成这次特殊任务，陈龙化名陈振东，以毛泽东秘书的身份随行。在出发前的一个月里，他反复研究了重庆的地形地貌，详细了解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布局，并制定了多套应急预案。他还特别注意研究了国民党高层的生活习惯和待客规矩，为后续的周旋做好充分准备。

二、暗流涌动的重庆城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一行抵达重庆机场。国民党方面派出了张治中将军等人迎接，并将代表团安排在林园官邸。表面上看，国民党方面礼遇有加，但陈龙很快发现这座官邸暗藏玄机。

林园官邸坐落在重庆南岸，四周被国民党军警重重包围。官邸内的佣人、厨师、园丁，几乎都是军统特务假扮。第一天晚上的接风宴会上，陈龙注意到宴会厅的吊灯下方被动了手脚，疑似安装了窃听装置。他随即安排工作人员以更换灯泡为由，拆除了这些设备。

在林园的第三天夜里，突然发生了一次大面积停电。陈龙早有准备，立即启动了预先布置的应急照明，并组织警卫人员在毛泽东房间外围成人墙。后来证实，这次停电是军统特务有意制造，企图趁机混入毛泽东的房间。

谈判期间，重庆各界群众自发组织欢迎活动。9月2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陈龙发现人群中混入了多名携带武器的可疑人员。他立即调整警戒队形，在毛泽东演讲时，安排警卫人员分散在台下关键位置，成功阻止了一次暗杀企图。

为了防范国民党的监视，陈龙采取了多项特殊措施。他要求代表团成员在室内交谈重要事项时开启收音机，并经常更换谈话场所。在外出时，他则安排多辆相同的汽车同时驶向不同方向，迷惑跟踪人员。

林园官邸的餐食安全也是一大隐患。陈龙专门从延安带来了一位可靠的厨师，负责毛泽东的饮食。每次用餐前，都要对食材进行严格检查。有一次，他发现送来的茶叶有异常，经检验后确实被做了手脚，立即将这批茶叶全部销毁。

最令陈龙警惕的是国民党特务的试探。一天深夜，一位自称是地下党员的人来访，声称有重要情报要当面向毛泽东汇报。陈龙通过事先掌握的联络暗号，识破了对方的身份，巧妙地将其拒之门外。

在重庆期间，陈龙还特别注意防范国民党的舆论攻势。每当毛泽东外出参加活动时，他都会提前安排工作人员查看现场标语，防止出现挑衅性文字。同时，他还组织人员收集各类小道消息，及时预判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面对国民党方面的种种图谋，陈龙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他将整个林园官邸划分为多个安全区域，建立了严密的警戒网络。每天晚上，他都会亲自带队巡查，确保万无一失。

三、危机四伏中的谋略

随着谈判进入深水区，国民党方面的试探愈发频繁。9月中旬的一天，一位自称是军统特工的人秘密接触了陈龙，声称愿意提供国民党的行动计划。陈龙立即识破这是一个圈套，对方意在测试共产党代表团的反应。他随即布置了一个反向陷阱，让对方误以为获得了有价值的情报，实则是早已公开的信息。

为了应对国民党的监听设备，陈龙在红岩村租用了一处院落作为临时指挥所。这里距离林园官邸约三公里，位置隐蔽，便于秘密联络。他将重要的安保会议转移到这里召开，同时在院内布置了干扰装置，防止信号泄露。

出人意料的是，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张治中将军暗中表达了合作意愿。经过谨慎核实，陈龙确认这一信息可靠。张治中不仅提供了军统特务机关的部分部署信息，还在关键时刻调整了警力配置，为代表团创造了较为安全的活动空间。

安保网络的建立也是一项繁重工作。陈龙将整个安保系统分为内圈、中圈和外圈三层。内圈由精选的警卫人员组成，负责近身保护；中圈由联络员和情报人员构成，负责信息收集和预警；外圈则由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组成，负责大范围监视和情报传递。

在一次例行检查中，陈龙的警卫发现林园官邸的下水道系统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经过仔细排查，他们在下水道的某个节点发现了一个秘密观察点，显然是军统特务预先布置的。陈龙立即组织人员对整个下水道系统进行了改造，并在关键位置安装了警报装置。

为了防范可能的突发事件，陈龙还在重庆市区的多个地点设立了秘密联络点。这些联络点表面上是普通的商铺或民居，实际上都配备了无线电设备和应急物资。每个联络点都由可靠的地下党员管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应急网络。

谈判期间，陈龙特别注意防范国民党特务的心理战术。他发现对方经常通过散布谣言来制造紧张气氛，企图影响代表团的判断。对此，他采取了主动出击的策略，通过可靠渠道发布准确信息，有效化解了这些舆论攻势。

10月初，陈龙通过情报网络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在策划一次大规模的突袭行动。他立即调整了警卫部署，增加了夜间巡逻频次，同时在重要会议期间实施交通管制。这些措施成功挫败了对方的图谋。

在与重庆地下党的配合方面，陈龙建立了一套独特的联络机制。每天凌晨，都会有专人通过事先约定的暗号，将最新情报传递到临时指挥所。这些情报经过分析整理后，为制定当天的安保方案提供了重要依据。

四、名表赠予与特殊嘉奖

1945年10月10日，重庆谈判圆满结束。在返回延安前的最后一天，毛泽东破例将自己珍藏的一块瑞士制造的名表赠予了陈龙。这块表是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外国记者时获赠的，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当时在场的周恩来还特意用英文向陈龙解释了这块表的来历。

这块名表的品牌是Omega，表盘上刻有特殊的编号，表背还镌刻着赠予者的名字缩写。表带是用上等牛皮制成，经过特殊处理，即使在潮湿的环境下也不会变形。表盘采用夜光设计，在黑暗中也能清晰读数。这些特点在当时都是非常先进的技术。

赠表仪式在林园官邸的会客室举行。当时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外，还有王若飞、叶剑英等人在场。毛泽东亲手将表戴在陈龙手上，并特意叮嘱他要好好保管这份见证历史的礼物。

这块名表的赠予在共产党高层中引起不小的反响。因为在延安时期，党的高级干部很少有人拥有如此贵重的物品。这既体现了对陈龙在重庆期间工作的高度认可，也显示了党中央对安保工作的特殊重视。

陈龙获得这块名表后，一直将其视为珍宝。他专门找来一个木匠，定制了一个红木表盒，表盒内部用软布衬托，外部刷了多层清漆。每天晚上，他都会将表仔细擦拭后放入盒中保存。

除了名表之外，陈龙还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嘉奖令。这份嘉奖令由中央军委颁发，详细记载了陈龙在重庆期间的突出表现。特别提到了他在几次关键时刻的机智应对，以及建立完善安保体系的创新举措。

1946年春，中央军委还专门召开会议，总结重庆谈判期间的安保经验。会议以陈龙的工作为范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安保规范。其中多项具体措施都源自陈龙在重庆的实践，这些经验后来成为党的警卫工作的重要参考。

陈龙的成功经验很快在党内传开。许多地方党组织派人向他请教安保工作的要领。他将重庆期间的工作心得整理成文，编写了一份详细的工作手册。这份手册后来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各地党组织保卫工作的重要指导材料。

在返回延安后的一次座谈会上，陈龙详细介绍了重庆期间的工作细节。他特别强调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复杂环境下建立有效的安保网络。这些经验为后来党中央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份特殊的嘉奖，不仅是对陈龙个人的肯定，更成为了党的警卫工作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党的安保工作开始向更加专业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五、重庆经验的传承与发展

1946年初，陈龙在延安主持召开了一次警卫工作专题会议。会上，他将重庆期间积累的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这次会议持续了三天，与会人员包括各大战区的警卫部门负责人和部分地方党组织的安保骨干。

会议重点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情报预警系统的建设。陈龙介绍了在重庆如何建立多层次的情报网络，特别是如何利用普通群众力量收集信息。他强调，情报工作要注重日常积累，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往往能够预示重大威胁。

其次是安保力量的组织与调配。他详细说明了内外三圈的防护体系，以及如何根据不同场合灵活调整部署。这种模式很快在各地推广开来，成为革命根据地保卫工作的基本方式。在晋绥根据地，当地负责人就按照这一模式成功挫败了国民党特务的多次渗透。

第三是反侦察技术的应用。陈龙将在重庆积累的反窃听、反跟踪等技术经验，编制成培训教材。他还特别强调了通讯安全的重要性，建议各地建立独立的联络系统，避免依赖单一渠道。

1946年夏，陈龙又奉命前往东北，协助组建当地的警卫部队。他在重庆总结的经验在这里得到了新的发展。面对国民党军队的频繁骚扰，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游动哨＂的概念，即警卫人员不固定在某个位置，而是保持机动状态。这种方式既增加了防范的范围，又避免了人员暴露。

在东北期间，陈龙还发展了一套特殊的暗号体系。这套系统采用当地方言中的特殊词组作为密码，既容易记忆，又不易被破译。后来这种做法被推广到其他根据地，各地根据当地特点发展出了不同版本的暗号体系。

到1947年初，陈龙的重庆经验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各解放区根据自身情况，对这些经验进行了创新和发展。比如，山东根据地发展出了海陆结合的警戒网络，华中地区则结合地形特点，创造了水网地区的特殊防卫模式。

1947年3月，中央军委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学习推广重庆经验。文件特别强调要注意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既要吸收重庆经验的精髓，又要有所创新。这个文件的发布，标志着重庆经验开始系统化、规范化。

在之后的解放战争中，重庆经验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许多地方在实践中增添了新的内容，如何建立地下情报网、如何处理紧急情况、如何进行反特工作等，都有了更为具体的操作规程。到解放战争后期，这些经验已经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工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