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4日，原天津天津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兼天津城防司令部司令陈长捷获得特赦，与他一同在第一批特赦的，还有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

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在内，第一批共特赦三十三人，其中十人来自功德林高级战犯管理所。

陈长捷刚进战犯管理所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委屈，为此还以不吃饭的方式表达对傅作义的不满，后经杜建时、沈醉等人开导，他才认识到自己以战犯的身份进入功德林，主要原因还是在他自己。

陈长捷在《我防守天津的经过》和《天津失守被俘记》中承认，自己当时有三个没想到，也就是还想在顽抗为自己多争取一些筹码，或者找机会逃出去，跟他一同在天津被俘的十七兵团副司令、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林伟俦也写了《天津战役纪实》，这两人的回忆录对照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问题，比如陈长捷当时似乎已经看出林伟俦要向他黄埔同宿舍的同学投降，为何不敢挑明？如果陈长捷公开表态起义投诚，当时参加会议的另外四个人，谁会赞成、谁会反对？

据陈长捷回忆，当时1949年1月11日，我接到解放军的最后通牒当日晚就约天津市长杜建时、副司令秋宗鼎、军长刘云翰、林伟俦会商：“开始各怀鬼胎，十目相视，默然无语。我只好拿出通牒来，他们四人也都拿出通牒来，这才张口说话。既然都在会前收得通牒，大概都有所考虑，但刘是蒋介石嫡系，他一言不发，杜、秋、林似有所欲言，但又慑于特务监视，吞吞吐吐不敢畅谈。”

陈长捷发现杜建时和秋宗鼎、林伟俦欲言又止，再想到林伟俦跟围城大军的一号首长壹零壹有着特殊的关系，他几乎可以断定林伟俦是赞成起义投诚的——陈长捷手下是有特务的，尤其是对属于老蒋“嫡系”的林伟俦，他从来就没放松过监视。

说到陈长捷手下的特务，读者诸君肯定会想到那个“吴敬中”，在真实的历史中，保密局天津站的站长还真是他，不过名字是吴景中而非吴敬中而已。

天津被围之前，吴敬中已经逃离，接盘的是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李俊才，那也算是陈长捷的人。

陈长捷按照傅作义的指令固守天津，陈长捷也做了充分准备，对不同派系将领的监控，当然也不能放松。

陈长捷回忆：“我知道几个人私下可能都有想法，林伟俦就常常问秋宗鼎：‘怎么办？怎么办？’却从不敢道出衷情。在这最后关头若能开诚相见，或许会找出新生之路。但是蒋军中特务太多了，搞得谁也不敢相信谁。”

陈长捷这段回忆很有意思：他说的特务太多导致谁也不敢相信谁，是不是指他不敢相信林伟俦，林伟俦也不敢相信他？安插在各军中的特务，是不是既有老蒋派来的，也有陈长捷的派去的？

陈长捷能掌握林伟俦跟秋宗鼎私下里的谈话内容，显然不可能是秋宗鼎告密——有史料说秋宗鼎在天津解放后，并没有像陈长捷、杜建时、林伟俦那样进战犯管理所，也没有像刘云瀚那样走掉（怎么走的，咱们最后再说），而是享受了北平起义将领的待遇，由此可见，他跟陈长捷不完全是一伙的。

笔者查阅了全部七批特赦战犯名单，确实没有发现秋宗鼎的名字，看来他确实没有被当做战犯对待。

秋宗鼎并不是黄埔出身，但毕竟上过“陆大”，这在当时叫“赏穿黄马褂”，也算老蒋的嫡系，再加上秋曾经给老蒋当过侍从参谋，所以陈长捷也闹不清楚他的真实态度。

陈长捷说自己原本是可以逃出去的，被围之后每天都在盼着傅作义让他放下武器：“我本来可以不当俘虏的。逃跑和起义这两条路都向我敞开着，之后天津被围，我知道没戏了，从来孤守要塞，没有不终于陷落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政治洽商’，即谈判放下武器。”

天津被围得水泄不通，陈长捷知道自己守不住也逃不掉，而北平方面的谈判迟迟没有结果，他只能自作主张征求“四将领”的意见——杜建时虽然是市长，但并非纯文官，他曾任北宁线护路司令，是有少将军衔的。

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杜建时说自己曾劝陈长捷起义或投诚，而在真实的史料中，杜建时并没有劝陈长捷放下武器，而是要带兵经塘沽从海上逃走，陈长捷以死相逼，他才没能逃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被陈长捷“坑”了、

杜建时属于小蒋的“太子党”，他之所以能升任天津市长，完全是奉小蒋之命监视陈长捷的，吴敬中能从军统东北区区长调任天津站站长，也是为了监控陈长捷——吴和小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班同学。

陈长捷在杜建时面前是不敢表露真实想法的，但是对林伟俦，他却是有一些“把握”的：林伟俦收到了他黄埔四期同宿舍同学的亲笔信，肯定盼着陈长捷早点起义，自己就可以不用背追得四处奔逃了。

林伟俦跟壹零壹是同宿舍同学，壹零壹睡下铺，林伟俦睡上铺，下铺之林曾枪支走火把上铺之林的枕头打出一个洞，这件事在《文强口述自传》中有明确记载。

因为二林有这段终生难忘的同学之谊，所以林伟俦回忆，那封信是城外是先送给林伟俦，并由林伟俦交给陈长捷的：“在当时沉默的情况下，我问陈长捷对于这封信究竟复不复，因为解放军通信员还在我的军部等候着。”

“最后通牒”由林伟俦转交，解放军的通讯员在林伟俦的军部等回信，陈长捷就是再迟钝，也不能不怀疑林伟俦已经有了起义之心，通过“林伟俦催促回信”这一细节，更是让陈长捷确认了陈长捷是想向他的黄埔四期同宿舍同学投诚了。

刘云瀚因为逃掉了，所以我们无从得知他当时是想起义还是想顽抗，而杜建时也是写了回忆录的，他在《抢修城防终徒劳·天津战役国民党军覆灭经过》中承认，他是随时向老蒋打小报告，并准备顽抗到底的：“傅把已经部署好的第九十二军、第六十二军调到南口怀来方面。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战术，正落入解放军之环围中。不但使第三十五军、一〇四军、一〇五军傅系的基本队伍十万完全覆没，而且使芦台、杨村空虚，塘沽、天津暴露于解放军直接围攻之下。以上情况，我都及时地电告了蒋介石。”

陈长捷召集大家开会商讨是否放下武器，杜建时其实已经表明了态度：“当时我想，我受蒋介石培养多年，不能反他，我也不便出头，我请陈长捷到另一房间里，问陈如何打算，又请林、刘到另一房间内，问林、刘如何打算。”

直到被俘前的最后一刻，杜建时依然在顽抗：“我亲随人员谢壮图从我身后忽然把我身上带的手枪抢走，卫士们都劝我离开楼上办公室移到地下室。我继续将机密文件烧完，才下楼去。”

据刘伟俦回忆，刘云瀚当时也是被俘虏了的：“五日上午，天津市区各部队驻区插上白旗投降，直至下午二时左右，整个被解除武装。枪声沉寂，各街道交通恢复。一队一队的俘虏，被解放军带出市区。天津防守司令陈长捷、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天津市长杜建时和我，均被俘虏。”

我们查阅史料可知，刘云瀚并没有进战犯管理所，而是回到老蒋那里当了长沙绥靖公署南昌指挥所副主任，程潜和陈明仁在湖南起义，刘云瀚继续南逃，又当了新组建的蒋军第十二兵团第十九军中将军长，后来还在金门与解放军激战。

这样看来，陈长捷当时确实有苦衷：他只能判定林伟俦有起义之心，杜建时就是安插在自己身边的坐探，秋宗鼎和刘云瀚态度不明，他敢公开宣布起义投诚的决定吗？如果陈长捷命令这四人放下武器，有几人会听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