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15日，情人节的后一天是中国传统大年初一，一位看上去年近古稀的老人偕同自己的老伴儿走在济南的街头。两位老人穿过大街，走进小巷，探亲访友。老头四下观望，仿佛贪婪地享受街头的美景。当他跨进一座院落，拱手向主人拜年时，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大吼：
“打倒国民党军阀李仙洲！”
“李仙洲是一个大战犯！”
这个老头正是李仙洲，前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战犯李仙洲。在春节前不久，李仙洲作为第二批获特赦的国民党战犯之一，恢复了自由之身。年纪大了的他拒绝了留在北京，选择回到老家山东，方便得到家人的照顾。当他听到有人叫着自己的名字骂时，回过头一看，巷口早站满了戴着红领巾的儿童和佩戴中学校徽的少年。
李仙洲的老伴儿见状，不觉勃然大怒，回身走下台阶，冲着学生一阵对骂。李仙洲慌忙走到妻子和学生之间，面朝妻子厉声呵斥道：“你在胡闹什么？你没有道理嘛！第一，我过去确实是国民党军阀，小孩子并没有骂错；第二，我现在虽然不是国民党战犯，但是小孩子提醒我不要翘尾巴，这是在帮助我嘛！”
事后，李仙洲颇有感触地对亲友说：“新旧社会的最大差别，莫过于人民思想觉悟的变化了。”过去，李仙洲跟着蒋介石鞍前马后，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在那个旧社会，军政大员无不大肆敛财，民不聊生。在经过14年的改造生涯后，李仙洲不仅本身思想觉悟上有了彻底的转变，他也切切实实看到整个社会的焕然一新。
1947年，国民党军队30万人在参谋总长陈诚指挥下，向我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陈诚壮志满满，认为在他精心布置的三路大军围攻下，华东解放军无处遁逃，但他显然是低估了自己的对手陈毅跟粟裕。陈粟制定的作战方案是：令地方武装迅速在西线运河上架桥，造成要渡过运河与中原的刘邓大军会合的假象，而大部队则昼伏夜行，悄然北上。
北线的国民党大军指挥官正是李仙洲。李仙洲在抗战期间已经是手握重兵的集团军总司令，但因为在山东抢不到地盘让蒋介石不满，抗战胜利后被变相剥夺兵权，成为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是黄埔三期，而李仙洲是黄埔一期，老大哥给小老弟当副手，他原本并不愿意，但蒋介石的命令下来，他也无法拒绝，只得走马上任。
其实对王耀武来说，让军中资历压自己一头的李仙洲来当副手，他也有所顾忌，因此在平时的工作中经常故意“敬而远之”，军事上很多事情都不让他知道。好在李仙洲看得开，做个副职也乐得清闲。这一性格让他日后在狱中改造时依然活得十分自在，大概也是他最终能够高寿的原因之一。
王耀武原本在济南不断巩固自己的势力，却奈何自己的辖区成为了陈诚的预设作战区域。南线大军齐头并进，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解放区首府临沂。陈诚惊喜地判断，华东野战军已被国民党军击败，已无力作战，让王耀武出兵堵住北面“逃窜”的路线。王耀武长官山东军政大权，自然不会亲自率兵出征，这一任务也就落在了副司令官李仙洲身上。
就在陈诚向蒋介石频发捷报，吹嘘战绩时，陈粟大军已经在莱芜附近将李仙洲集团团团围住。面对突如其来的解放军，李仙洲的部队一触即溃，很快就被压缩在东西不足4公里，南北不足5公里的狭长地带。关键时刻，整编46师师长韩练成（我方潜伏人员）脱离指挥岗位，更是让大军陷入混乱。
在最后溃散逃命时，李仙洲左腿受伤，跌倒在一个山沟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时已经躺在了解放军的野战医院。这次战斗中，李仙洲集团军全军覆没，手下将领除韩练成“归队”，新编36师师长曹振铎逃走，77师师长田君健被击毙外，其余19位将领全部被俘，包括2名中将17名少将。
李仙洲被俘时只披了一条毛毯，狼狈不堪，曾经在他部下当过团长的华野炮兵司令员陈锐霆前去看他，见到他在如此寒冷的冬天穿着这样单薄，将自己身上的毛衣脱下来穿在了他身上。陈毅司令员亲自去看望，特地将自己坐的小板凳垫在李仙洲的伤腿下，说是受伤的腿垫高一些会舒服点，也好得快一点。陈老总还告诉炊事员，李仙洲是山东人，爱吃水饺，多搞些饺子给他吃。
刚得知自己被俘时，李仙洲是极为恐惧的，在蒋介石麾下这么多年，他亲眼见到过国民党军是如何对待俘虏的，而自己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落到解放军手里，必定不得好死。但看到从陈毅到陈锐霆的态度，败军之将遇到如此仁义之师，李仙洲的恐惧心理慢慢消失了，思想也不那么紧张了。
被俘后，李仙洲大部分时间都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那里有很好的学习环境，很好的生活条件。战犯们住在一个大院子里，虽然不能出去，但在院子里可以自由活动。日常生活的内容主要有两件事，一是学习，二是劳动，有时候也外出参观。李仙洲是在农村长大的，知道一些农业生产的事情，因此在管理所当了劳动队长。
后来，全国各地的国民党战犯集中到北京的功德林，大家的生活更加丰富了，但李仙洲是个孤独者。他走到哪里，哪里都只能出现他的影子。就是走到他的黄埔一期同学面前，比如说看宋希濂下棋，看杜聿明做裁缝，他也绝不笑它几声，说它几句。久而久之，他在大家的印象中，成了一个可怜的哑巴老头子。但如果谁因此认为李仙洲在监狱里过得很颓丧，那就大错特错了，他还是跟当年在济南屈居王耀武之下一样看得很开，自诩为“三德（得）”，即吃得、睡得、拉得。后来因为经常在功德林的墙报《新生园地》发表电影观后感，又被文强加上一德，称之为“写得”。
尽管看得很开，但李仙洲后来回忆称，自己起初从来就没有想过能得到释放。他的理由是，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从围剿红军开始，与共产党军队打了多年仗，甚至在抗战期间，他还亲自率部攻打过鄂豫皖根据地。不仅如此，他还是蒋介石的嫡系，不同于杂牌军的军官，他跟着蒋介石反对人民，给人民造成许多灾难，人民难以宽恕，释放没有希望。
直到1959年，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人获得特赦释放了，李仙洲才真正相信了。他认为这些人在国民党中官比自己大，也都是蒋介石的嫡系，这就证明了他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于是，李仙洲也积极起来，争取早日释放，果然在第二年也获得了特赦。
1960年11月28日，李仙洲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特赦证，并作为第二批获特赦战犯代表作了讲话。与此同时，他还得到了服装行李以及一部分零用钱，在北京市民政局领导的安排下，跟同时被特赦的十余人一起住进了崇文门崇内旅馆住下。当时适值北京正在进行普选，第二天就有街道干部对他们说：“你们特赦后，已经有了公民权，现在就请你们参加本区的普选。”
参加普选投票后，李仙洲等人又先后参观了北京的许多工厂及十三陵水库，之后又到外地参观了天津飞鸽自行车厂，鞍钢，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长江大桥等，前后历时近两个月。参观后，根据上级指示，特赦人员凡大陆有家的都回家乡安置，大陆无家的可以按照个人志愿到有亲属的地方，没有依靠的留在北京。就这样，李仙洲在1961年春节前回到了家乡山东，与分别十余年的家人团聚，欢度获释后的第一个春节。
这是一件让人多么高兴的事，显然不是几个小孩子的“骂声”可以抵消得了的。
春节后不久，李仙洲接到山东省委统战部的通知，让他即日前往北京，说是周总理要接见他，已经买好了卧铺票。李仙洲当即乘车到了北京，仍住在崇内旅馆，第二天就被专车接到了总理家中。当天总理邀约的客人坐了三桌，有陈毅等国家领导人，也有前一批获特赦的王耀武、杜聿明等人。原来，当第二批战犯获特赦时，总理正好在国外访问，因此没有接见他们，刚一回国后就邀他们前来相聚。
总理让李仙洲坐在自己身边，亲切地跟他交谈，对他释放后的生活所需，事无巨细考虑得极为周到。在席间，李仙洲称总理为老师，而总理异常谦虚地称他为“李大哥”。这一句“李大哥”，让李仙洲感到十分惭愧，他赶忙说：“学生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二十多年，辜负了老师的领导，惹老师生气了。”总理却说：“生什么气！你要晓得这就是阶级斗争！黄埔一期五百多学生，我就记得你和曾扩情两人，因为你俩年纪比较大。”
李仙洲生于1894年，比总理还要年长四岁，进入黄埔军校时已经娶妻生子。因为他比同期同学大不少，而且个子也比较高大，有妻儿，又是山东人，为人憨厚，同学们都尊称他为“老大哥”。李仙洲平时不嫖不赌不抽，唯一好喝点小酒，想不到这一点爱好，总理都还记得。在席间，总理谈笑风生，频频举杯劝酒，并说：“李大哥，不喝甜酒，叫他喝茅台。”
临别时，总理问李仙洲是否愿意留在北京，李仙洲婉言谢绝了。他说：“还是回山东好，我年龄大了，单身生活有困难，有诸多不便，孩子们都在山东，把他们调北京来不现实，给组织增加麻烦。我回山东，孩子们照顾我方便，也给组织减轻负担。”总理说，这样也好，你回山东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当地政府解决。如果他们解决不了，可以直接写信给我。总理的亲切关怀，让李仙洲感动至深。1975年，李仙洲到北京开会，当时的总理已经重病住院，他提出既想亲自去医院探望，又担心影响总理休息，遗憾没能见到总理最后一面。
回到山东后，李仙洲在省政协任职，加上他豁达的性格，晚年生活自由自在。1985年，已经90岁高龄的李仙洲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参加会议，还跟接待他的王春景侃侃而谈。老人提出希望做套衣服，再弄两瓶好酒喝喝。随即又解释，自己一辈子除了穿国民党时代的军装，就是穿中式服装，从来没穿过中山装和西服，打算各做一套。而他平时的爱好就是喝两盅，所以想找两瓶好酒。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李仙洲又忙说：“做衣服不要去那么高级的地方，一般店铺就可以，我也不是什么高贵的人，行伍出身，也不要什么名牌，能穿就可以。至于酒，茅台最好，但太贵，喝不起。”最后，王春景帮李仙洲在政协小卖部按“内部优惠价”买了两瓶茅台，老头高兴极了，表示自己先喝一瓶，另外一瓶留着回山东老家喝。高兴之下，李仙洲话也多了不少。
当得知王春景毕业于陈赓创办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李仙洲激动地拉着对方的手说，咱们的关系更近了，又近了一步，并讲起一件曾经跟陈赓动手打架的往事。当时在黄埔军校，陈赓和几个共产党员发起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李仙洲很不以为然，冷嘲热讽，陈赓跟他讲道理，他反而更加趾高气扬。陈赓火了，两人拳脚相加。李仙洲是山东大汉，个子大，力气也大，因此占据上风，但陈赓也不示弱，抄起板凳还击。打斗中，李仙洲一拳打中陈赓的眼睛，将陈赓的眼睛打成了近视。
“陈赓的眼是我打伤变成了近视，但他的思想并不近视。”李仙洲最后若有所思地说道。
是的，跟陈赓比起来，他自己才是思想近视的那一个。陈赓当年是“黄埔三杰”之一，救过蒋介石的命，深得老蒋器重，但他在大是大非面前，依然选择站在人民一面，跟蒋介石反动派战斗。而李仙洲作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却在蒋介石略施小惠后便对他死心塌地，长达二十多年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犯下大错。
1988年10月22日，李仙洲在济南病逝，享年94岁。
